肖超宇 | 天历兵变中的罗罗斯
元朝天历三年(至顺元年，1330 年)，云南行省爆发了以秃坚、伯忽为首的镇兵之变，史称“天历兵变”或“天历镇兵之变”。泰定帝死后，海山系后人图帖睦尔与泰定帝子阿速吉八为争夺皇位，展开激烈的对抗，尽管以元文宗为首的大都集团攻克上都取得胜利，但是各地反对天历政权的势力却并未平息，“天历兵变”便是这次内战的余波。
关于天历兵变，学界已有不少论述。如方龄贵《元述律杰事迹辑考》，考察了述律杰在参与平定天历间乱事中所扮演的角色，指出述律杰实为元朝廷派出的督战特使，功绩不容小觑；《<云南王藏经碑>新探》则是利用碑铭资料探讨了“大历兵变”在云南当地波及的范围，并提出碑铭所载秃坚、伯忽“诸王”的身份值得关注。方慧《天历兵变之后的段元天系元代云南民族关系研究》和《天历兵变中的大理总管段氏》，着重考察了大理土官段氏在天历兵变中的态度、作用及段氏与元朝廷关系的变化，并提出段氏没有参加天历平乱，乃因为此时段与元关系趋于紧张。曹金成《元朝两都之战与各地反文宗政权的叛乱》，梳理出两都之战及四川、云南兵变的发展脉络，并归纳分析了文宗集团取胜的优势因素。然而，从表面上看天历兵变是一场统治阶级内部的夺权之争， 实际则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又混杂着诸多的民族矛盾与问题。在此次平乱中各少数民族以切身利益出发，分别站到了不同的立场上，其中罗罗斯人之于这场兵变关系尤大，其首领禄余、撒加伯转面支持秃坚、伯忽兵变，致使平叛规模扩大，元朝廷不得不倾力应对，由此更引起云南地区的民族关系与格局发生变化。沈乾芳《论禄余、撒加伯领导的反元斗争》一文，分析了罗罗斯人参加兵变的原因、过程及影响，内容全面但立论稍显单薄，究竟天历兵变以前的罗罗斯人生活情况如何？他们是在何种情况下转而支持秃坚、伯忽以对抗元朝廷？在战争过程中他们有哪些具体的活动?待叛乱平定后他们受到怎样的待遇？针对这些前人讨论不足的问题，笔者不揣谫陋，略事考察以就教于方家。
罗罗斯是现在彝族的先民，文献中亦作“罗罗思”“鲁鲁厮”“罗罗”“落落”等，“斯” 为蒙古语复数的音译；元朝人有时也称他们为“乌蛮”或“黑爨”。蒙古宪宗三年（1253），忽必烈率军攻克大理后，留大将元良合台镇守云南，不二载，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洎乌、白等蛮三十七部。兵威所加，如鲁鲁厮、阿伯等城亦来款附”。罗罗斯虽早，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委任非人，政令屡变，天庭高远，不相闻知，边鄙之民往往复叛”；加之征服过程中蒙古军采用了残暴的手段“杀戮无噍类”“追赴临崖尽砍之”，这就激起了白、罗罗等少数民族的反抗，如至元元年（1264年）僧人舍利畏“结威楚、统矢、善阐及三十七部诸爨各杀守将以叛，善阐屯守官不能御，遣使告急”，便是一次规模浩大的反抗活动。迟至至元十年 (1273年)，元朝廷以赛典赤行省云南，“立州县，均赋役，兴水利，置屯田，擢廉能，黜污滥，明赏罚，恤孤贫”，云南地区经济生活才得以逐步稳定，“罗罗诸山蛮慕之，相率来降，收其地悉为都县”。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朝廷以“ 蛮夷未附者尚多，命宣慰司兼行元始府事，并听行省节度，置郡县，尹长选廉能者任之”，据李治安先生的考订，罗罗斯宣慰使司兼管军万户府即设立于此时。
实际上，罗罗斯的分布范围较广，“自顺元、 曲靖、乌蒙、乌撒、越雋，皆此类也”。此外罗贤佑先生还指出，元代仁德府、中庆路、澂江路、临安路、广西路、武定路、威楚路、大理路、丽江路、鹤庆路、元江路等地也有罗罗斯居住。这时期的罗罗社会， 大致处于奴隶制阶段， 事无巨细皆由酋长决断；经济水平尚不发达，“男女无贵贱皆披毡，跣足，手面经年不洗”；民风崇武好斗，“男子椎臂，摘去须髯，或髡其发。左右配双刀，喜斗好杀，父子昆弟之间，一言不相下，则兵刃相接，以轻死为贵……遇战斗，视死如归。善造坚甲利刃，有价值数十马者，标枪劲弩，置毒矢末，沾血立死”。罗斯深居山林，擅长利用地形优势发起进攻，使忽必烈征讨大理的军队也屡遭突袭，随征的刘秉忠就有诗云：“稠林夹路冠依违，彪骑单行压众威。重劝小心防暗箭，深知老将识兵机”。
自云南行省设立之后，在赛典赤的主持下，元朝廷开始在当地大力推行赋税、屯田制度，除一般性的赋税外，罗罗斯尚须向中央进贡雨毡、刀、弓、马等物品，这无疑增添了罗罗斯人民的负担，由此也曾引发过罗罗斯与元朝廷之间的冲突。如大德年间颇具规模的罗罗斯土官“蛇节之变”。根据《元史·兵志》里有关云南行省屯田的记载，可知罗罗斯聚居的罗罗司宣慰司、乌撒乌蒙宣慰司等地都设有军、民屯田，其中民屯大多以土人为主，主要用以“拘刷漏籍人户”。虽然罗罗斯民屯的户数远较同一地区的汉族人民屯户数为少， 但是它的实际意义却远不止此：“至于云南八番，海南、海北，虽非屯田之所，而以为蛮夷腹心之地”，元朝廷通过在此地区设立屯田以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与管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乌蒙等处的军屯数量在本省境内规模最大，计有军士五千人，屯田军士多为畏吾儿及新附汉军，这是当地官府考虑到乌蒙地理位置特殊性而采取的措施。《元史·兵志》载：“先是云南行省言：'乌蒙乃云南咽喉之地， 别无屯戍军马。其地广阔，土脉膏腴，皆有古昔屯田之迹，乞发畏吾儿及新附汉军屯田镇遏。’至是从之。”尽管朝廷十分重视乌蒙等处的屯田，耗费甚多，但收效却并不显著，虞集《管军千户刘侯神道碑》云：“诸蛮犬牙相入，负恃而强忍，爨僰尤甚，数叛以烦官兵。议者请据其腹心而制之，乃即乌蒙立一宣抚，开屯田，而蛮知顾忌矣。前后二三十年，易置官府，至于再三，所费巨万万。吏士或亡或衂，物故者几数千百人，终莫能定，以为朝廷忧。”
此外，元朝廷还多次签发罗罗斯充军，如至元十二年（1275年）“签云南落落、浦纳烘等处军万人，隶行中书省”。至元十五年（1278年）“云南行省言：'云南旧屯驻蒙古军甚少，遂取渐长成丁怯困都等军，以备出征。云南阔远，多未降之地，必须用兵，已签爨、僰人一万为军，续取新降落落。和泥等人，令为充军’”。这支军队一方面曾随征缅甸，另一方面则用以剿灭边地兵变。
总的来看。天历兵变之前的罗罗斯逐渐进入元朝的管辖体系之内，但依附性不强，原因在于罗斯多居于山林间不便管理，以及罗罗斯酋首具有相当大的内部决断权力，这部分权力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央集权的影响。这一阶段罗斯也曾发起过几次反抗元朝廷的活动，如影响重大的宋隆济、蛇节之变，起因是元朝廷征讨八百媳妇沿途对土人索取、骚扰不断，“供输烦劳”，以致民族矛盾激化，西南少数民族遂联合起来对抗元军。该事件以元军征讨八百媳妇失师、长官刘深被诛告终，于是罗罗斯土官蛇节率兵降服，未料元朝廷在蛇节投诚后将其诛杀，这无疑有损对罗罗斯余部的招拢与管理，加之元朝廷对西南边远地区“多索求，少封赐”的失衡政策，就为之后罗罗斯更大规模的叛离埋下了伏笔。另外，元中前期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用人失当，也是造成民族冲突多发的原因之一，正如虞集所言:“而为更吏者，多侥幸器名，亡治术，亡惠安遐荒之心；禽兽其人，而渔食之，亡以宣布德泽称旨意。甚者，启事造衅，以毒害贼杀。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教，冤愤窃发，势则使然。不然，舍生乐死，夫岂其情哉？”
天历三年（至顺元年，1330年）正月十五日，继四川平章囊加台叛乱平息后，“云南诸王秃坚与万户伯忽、阿禾、怯朝等叛，攻中庆府，陷之，杀廉访司官，执左丞忻都等，迫令署诸文牍”，是为“天历兵变”之滥觞。二月，秃坚、伯忽率军攻陷仁德府、晋宁州，“秃坚自立为云南王，伯忽为丞相，阿禾、忽剌等为平章政事等官，立城栅，焚仓库以拒命”，元朝廷始诏乞住为云南平章政事、帖木儿不花为云南行省左丞，从豫王阿剌忒纳失里征讨叛军。按中庆路乃云南行省治所，是元朝廷在云南实施统治的政治中心，之后被攻陷的仁德府、晋宁州地接中庆路，皆为旧时爨、剌蛮等少数民族的居地，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秃坚、伯忽所控制的实际范围并不大。
为了孤立秃坚、伯忽的势力，元朝廷加紧拉拢云南各地少数民族上层，史载：天历三年“三月丁已，赐八番顺元、曲靖、乌撒、乌蒙、蒙庆、罗罗斯、嵩明州土官币帛各一”；“三月辛未，云南宣慰使土官举宗、禄余并遥授云南行省参知政事”。而此前时隔不到一年，元朝廷就曾有类似的举措：“天历二年九月甲子，赐云南乌撒土官禄余、曲靖土官举精衣各一袭”。通过梳理史料不难发现，这种赏赐云南土官的做法并非常制，而是多行于战时或部落归附之际。短短一年间屡加赏赉，是见元朝廷对借助少数民族势力来遏制地方叛乱是有所企盼的。不过事与愿违，同年四月“乌撒土官禄余杀乌撒宣慰司官吏，降于伯忽。罗罗诸蛮俱叛，与伯忽相应，平章帖木儿不花为其所害……五月己未，罗罗斯权土官宣慰撒加伯，阿漏土官阿剌、里州土官德益叛，附于禄余”。自此，云南罗罗斯加入天历兵变之中，与秃坚、伯忽一起反对文宗集团的统治。
关于罗罗斯叛附秃坚、伯忽的原因，其首领禄余事后向朝廷汇报说是受到了“伯忽诱胁”。才参与了这次叛乱。沈乾芳认为这种“诱胁”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原因是封建领主制与地制之间的斗争所致，同时提出当时统治集团的奢侈糜化也是激起民族矛盾的重要原因。曹金成进一步指出， 罗罗斯人“喜斗好杀” 的尚武民风也成为“当地叛乱的潜流”。笔者赞同上述观点，不过禄余所说“伯忽诱胁”的直接原因仍值得做些深入的考察。
首先应注意到秃坚、伯忽的身份问题，究竟秃坚、伯忽拥有何种身份，才足以“诱胁”乌撒、罗罗斯土官？正史记载秃坚为云南诸王，伯忽是万户，但秃坚究竟为何系诸王、伯忽是哪一处的万户，史料中并无详细的记载。方龄贵先生根据《元史类编》《元史新编》《元书》 的内容，认定秃坚出身诸王，且以诸王身份赴上都之役，兵败逃回云南继续作乱，并以《云南王藏经碑》中秃坚、 伯忽、阿禾三人通称“诸王”的情况，提出对其身份的质疑。曹金成推测梁王王禅与秃坚关系可能极为亲密，所以梁王就擒被戮后秃坚逃至云南在“情理之中”，且分析了当时河南、江浙、江西、湖广、岭北以及辽阳行省都在文宗的掌控之中，唯有四川、陕西、云南一时尚未附，故而秃坚不得不取道四川、陕西逃至云南。郭晓航却认为，上都之战中的秃坚与后来称兵云南的诸王秃坚，并非同一人，原因是秃坚出现在同一文献中前后的头衔不一致，这一观点难以立信，因为无论从史料还是历史线索上看，此秃坚乃一人而非两人无疑。
笔者认为，秃坚或为梁王王禅之子。早在天历元年（1328年），文宗曾下达了一份诏书：“诸王王禅及秃满迭儿、阿剌不花、秃坚等兵败而逃，有能擒获者，授五品官。同党之人，若能去逆效顺，擒王禅等来归者，免本罪，依上授官。家奴获之者，得备宿卫。敢有隐匿者，事觉，与犯人同罪。”天历元年十月上都被攻破，倒剌沙出降，其时原云南王王禅进封梁王，子帖木儿不花承袭云南王，二人皆在上都。秃满迭儿，《元史》又作“秃满台儿” “秃满答儿”，泰定元年（1324年）“五月丁亥，监察御史董鹏南、刘潜、边笥、慕完、沙班以灾异上言：'平章乃蛮台、宣徽院使帖木儿不花、詹事秃满答儿，党附逆徒，身亏臣节，太常守庙不谨，辽王擅杀宗亲，不花、即里矫制乱法，皆蒙宽宥，甚为失刑，乞定其罪，以销天变。’不允”，已见其异志。秃满迭儿任詹事在泰定元年三月，四月癸酉擢中书平章政事。天历元年(1328 年)七月泰定帝病逝上都，九月“上都诸王也先帖木儿、平章秃满迭儿自辽东以兵入迁民镇，诸王八剌马、也先帖木儿以所部兵入管州，杀掠吏民”；十月，“秃满迭儿军复入古北口，燕铁木儿引军御之，大战于檀州南，败之。其万户以兵万人降，秃满迭儿遂走还辽东”。同月，“齐王月鲁帖木儿、东路蒙西元帅不花帖木儿等以兵围上都，倒剌沙等奉皇帝宝出降，梁王王禅遁，辽王脱脱为齐王月鲁帖木儿所杀，遂收上都诸王符印”。不过十一月二十六日王禅被赐死，显然诏书下达后不久他就被抓获了。至于阿剌不花，其人暂不可考。
文宗下达的诏书内容值得玩味：王禅、秃满迭儿属贵戚权臣，皆手握重兵，参与两都之战，阿剌不花、秃坚何人，其悬赏能与王禅、秃满迭儿相齐？必知其身份地位不轻，且与王禅关系亲密。王禅、帖木儿不花就擒后，秃坚下落不明，而此时，云南镇王出现空缺。在天历二年（1329年）三月、至顺元年（1330年）正月于正史里出现“云南诸王秃坚”的记载，此人应该就是上都兵败落逃的秃坚。但头街虽为“诸王”，恐怕此时其名分不正，所以才会有至顺元年二月“秃坚自立为云南王”一事，否则秃坚既身为诸王，何以要多此一举自立云南王呢？此时，梁王之子帖木儿不花被流于吉阳军，王统本来应由王禅后人按顺序继承，秃坚自立不过是宣告其继统的合法性，所以在史家看来将秃坚称为诸王，亦无不可。换言之，倘若秃坚非王禅后人，仅以只身前往云南自立，何以服众？云南势力盘根错节，土官纷立，若非熟悉当地形势，如何立足？又如何能够使镇戍云南的万户伯忽自甘其下，为之奔命？所以知秃坚在云南当地亦具权势，而其时除了大理段氏，有能力威压众酋的唯有梁王、云南王之势力，秃坚自立云南王而非梁王，亦足见其以王禅子嗣、帖木儿不花兄弟辈自居。
万户伯忽应与罗罗斯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于伯忽的身份，李治安先生有过些推测：“估计镇戍万户伯忽所'拥兵’的数量，最少在六千以上。伯忽所统辖的镇戍万户军队，究竟与中庆路附近的'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曲靖等路宣慰司军民万户府’有无联系？还是专门镇戍中庆路的万户？史料阙如，无法细说。”其时云南行省下辖曲靖、罗罗斯、临安等处、大理金齿万户府（元帅府），然而曲靖等路宣慰司军民万户府曾参与平叛伯忽之乱，因功遥授其宣慰使云南行省参政，事见宋濂《元故文林郎同知重庆路泸州事罗君墓志铭》。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则一直段氏世袭掌控的区域，且据方慧先生的研究，镇兵之乱大理路几乎遭受兵燹，故万户伯忽应当不属曲靖万户或大理万户。伯忽亦非中庆路镇戍万户，黄溍《宣微使太保定国忠亮公神道第二碑》载：“至顺初叛王秃坚与伯[忽]等率众来攻城，平章政事帖术而不花守北门，公守东门。叛间由它门入，遂劫去省印，公亦见执。问何以不走，公曰：奉命为行省官，安敢奔城去？伯忽欲杀之，秃坚不可而止。乃命其党忽哥儿、兀马儿以五十人护送人城囚之。”若此时伯忽镇兵中庆，不太会有自攻城门的道理。疑此万户伯忽与“罗罗斯宣慰使司兼管军万户府”有涉，按《元史·答失八都鲁传》云：“答失八都鲁，曾祖纽磷、祖也速答儿，有传。答失八都鲁，南加台子也。以世袭万户镇守罗罗宣慰司。土人作乱，答失八都鲁捕获有功，四川省举充船桥万户。出征云南，升大理宣慰司都元帅。” 南加台即囊加台，天历年间囊加台以四川省平章政事叛，天历二年（1329年）四月赦其罪，但八月即以“以指斥乘舆，坐大不道弃市”，十月“籍四川囊加台家产，其党杨静等夺爵，仗百七，籍其家，流辽东”。答失八都鲁以何时承袭镇守万户，暂不可考。但通过爬梳史料发现，此人的活动情况最早见于《元史·顺帝本纪》至正十二年（1352年）的记载：“闰三月壬午，以大理宜慰使答失八都鲁为四川行省添设参知政事，与本省平章政事咬住讨山南、湖广等处贼。”至正十七年（1357年）答失八都鲁积愤而卒，子孛罗帖木儿有传。若答失八都鲁承袭万户在其父死时，其间为何相隔23年毫无记载？身为罗罗斯宣慰司万户，在天历镇兵之乱中亦无所动作？究其原因，可能其当时年幼无法自决，或者天历二年（1329年）承袭父职者并非答失八都鲁，而为其兄长，此人很可能就是伯忽。天历二年囊加台遭弃市籍家，次年正月，伯忽即以万户叛立，其中或有蹊跷。笔者据此进一步臆测，伯忽与秃坚皆为报父仇而起兵反抗，否则伯忽既非泰定旧党，为何要拥兵叛乱？此时泰定帝余党大势已去，各地势力业已相继溃散，若仅仅以六千兵来对抗文宗集团，是十分不理智的，因此秃坚、伯忽之乱，应该属于非常情况下铤而走险所采取的行动，且文宗继祚后着手罢各省兵士，唯“云南逆谋叵测，兵未可即罢”，亦可反映出叛乱前的一些端倪。
根据上述观点，再来观察乌撒、罗罗斯土官相继叛离的原因，也许线索会更加明显：一方面，秃坚拥有“正式”的云南王身份，这一身份且具有较强的正统性，他可以允诺给禄余、撒加伯等土官较元朝廷更为优渥的待遇，而且此时秃坚、伯忽本身的兵力较弱，亟需借助当地少数民族上层的支持以抗衡朝廷；另一方面，出身罗罗斯宜慰司的万户伯忽与罗罗斯土官关系亲密，自其祖也速答儿后该家族便世袭万户以镇守罗罗宜慰司，对罗罗斯的情况应当十分熟悉，所以在禄余的辞呈中他才会说自己是受到“伯忽诱胁”而非秃坚。另外，在这场叛乱中还有一处细节需加留意：紧随禄余活动的罗罗斯宣慰撒加伯，方于致和元年(1328年) 三月归附，史载：“已丑，云南土官撒加布降，奉方物来献，置州一，以撒加布知州事，隶罗罗宣慰司，征其租赋。”不到两年时间，旋即复叛，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元朝廷忙于消灭异己集团，无暇顾及对边远地区的强化管理。
自罗罗斯加入秃坚、伯忽的反抗军队之后，这次抗元战争的规模逐步扩大。如前所述，乌撒、乌蒙等地形势险要，地处咽喉要冲，因此如何入滇平乱便成为元朝廷面对的一大难题。起初，禄余以“蛮兵七百人拒乌撒、顺元界，立关固守。重庆五路万户军至云南境，值罗罗蛮，万余人遇害，千户祝天祥等引众遁还”，是元军遭到罗罗斯的首次挫顿。随后，撒加伯领军攻打建昌，禄余则联合东川、茫部、乌蒙等处罗罗斯向东进攻顺元。此时元军以防守为主，一方面加强碉门安抚司的兵力，令宣政院严加守备；另一方面诏四川邻境诸王， 发藩部壮丁以戍卫成都。此时，已为秃坚、伯忽所攻陷的仁德府权达鲁花赤曲术，率兵众先后俘获了伯忽等将领，从内部逐步瓦解反抗军的势力。而禄余率部众尚与元军在金沙江对峙，无暇西顾，经过几次交锋后，禄余军势渐单薄、无力抵抗，加之其他几路元军已由湖广行省借道曲靖，直抵中庆府城，反抗军实力遂告大减，至顺二年（1331年）二月枢密院上奏捷报：“彻里帖木儿、孛罗以正月戊寅败乌撒蛮兵，射中禄余，降其民，乌蒙、东川、易良州蛮兵、夷僚等俱款附”，禄余溃逃，天历兵变的第一阶段得以暂告结束。元军进入中庆后，开始重建管理、选派官吏，并留下一部分军队以备不虞。待六月云南征戍军悉还各部后，乌撒罗罗斯在撒加伯的率领下再次起兵，而此时禄余也带领族人与元军展开反复的交锋。对于这部分罗罗斯的顽强反抗，元朝廷转而改以招抚代替此前的剿灭灭方针，禄余率军攻打顺元屡遭挫败，眼见情势失利，遂向元朝廷请降，并提出要求：“乞再降诏赦。即率四路土官出降，仍乞改属四川省，隶永宁路，冀得休息。”至此，这场由罗斯等云南少数民族参与的抗元斗争，最终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