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已彻底进入资本时代:马未都感叹自己顶多是只“海鸥”



导读:虽然中国已经有一支庞大的收藏大军,但在采访这个行业的各色人物时,却没人说得出中国有谁能真正称得上是“大收藏家”。

“传统意义上的概念最低的标准就是一代人不卖,卖的话可能是下一代人的事情。现在很多所谓收藏家就是个商人,买来很快就卖了,这不能算收藏家。”马未都说。包铭山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才30多年,富了也就最近十几年,“再富20年、30年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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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长乐集团董事长李建忠是上海最早的一批收藏家。1980年代,他凭兴趣开始收藏各种老物件。在他古色古香的1872会所(由其所收藏的清朝的一所徽派民居改造),记者见到了第一代“爱迪生”老唱机,样式古朴大方的第一代西门子冰箱,明代的石狮子。1990年代,他开始收藏字画。“收藏实际上是很享受过程的。”李回忆说,拍卖前要参加预展,会约很多行家、朋友一起去看,大家一起交流字画的背景、艺术家要表达的意思,然后判断真伪。“到手也好,失去也好,都很享受的。因为你记忆里有这样一段。到手的会自己慢慢把玩,不到手的会一直惦记着它。”

  像李建忠这么有“古典范儿”的收藏,已很少见。现在他有不少身价不菲的朋友都在做收藏,“都是派手下的一个经理去参加拍卖,回来拿个清单看一眼是什么就收起来了。”这样造成的结果是藏品品质很有问题,“东西是收了一屋子,就是用我的水准去看,觉得很多是有问题的。”

  几年前,李建忠就很少参加艺术品拍卖了。“1990年代很好的字画也就几十万,现在动不动就是千万,你还怎么买?”每一次社会财富结构的变化,以及艺术品价格的上涨,都会带来参与人群结构的变化。

 1990年代,活跃在中国收藏市场的,主要是港台商人。“因为价格便宜,他们是一车一车地买。”董国强说,江浙一带做实业的企业和很多做股票的人也是主要买家。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使得一批海外买家销声匿迹。从1997年到2002年,艺术品市场基本处于停顿状态,价格和每年成交额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但是这几年买家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内陆的买家逐渐取代海外的买家,成为主力。”董国强说,很多房地产富豪都是那个时候进入市场的。“2003年''''非典''''之后,艺术品价格突然爆发,与买家的结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从2005年起,马未都感觉到自己在拍卖市场已经“玩不转、买不起了”。资本对于艺术品市场的影响在2009年形成一道不可逆转的分水岭。2009年保利春拍,刘益谦1.69亿拍得的《十八应真图卷》,直接把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带进“亿元”时代。高品质的收藏彻底地成为财富金字塔顶上的人才玩得起的游戏。“就像是鲨鱼和鲸鱼们在海面上把猎物分了,海鸥盘旋着下来拣点剩下的。”马未都说,很多像他这样的人都成了“海鸥”。

  就像刘益谦制造的一个又一个亿元天价一样,他注定会成为这个行业最有标志性、最有争议的人物。2011年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带来的巨大财富效应,让刘成为艺术品投资的代表人物。“所有的人都只关注我卖出,不关注我还在买进。”刘说。就在卖出两天之后,他花费8000多万拍到陈逸飞的代表作《踱步》,此后又花费一亿买入宋代一幅书法作品。刘益谦的解释是,“今后的收藏会更倾向于古代和当代的作品。”

  “现在很难用一个简单的东西,来表达我是投资、投机还是收藏。”刘益谦说。他的这种状态在做收藏的企业家中很有代表性。富裕起来之后装点门面、投资投机获利、主动喜欢或者后来忍不住喜欢,都是这些企业家做收藏的动机。“基本上我们这代企业家,在文化上都是缺失的。”刘益谦说。成长中经历过“文革”,30年前从一穷二白开始起步,“这30年企业家的精力都放在企业的发展上面,说句不好听的,主要在逐利。大部分人,包括我,都不知道逐利的目的在哪里。”

 自从1994年参加了嘉德的第一次拍卖之后,刘益谦就和艺术品市场结下不解之缘。在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刘益谦积累的藏品规模已经非常庞大,其中有多件国宝级的艺术珍品。仅2009、2010年,他在艺术品投资市场就砸下20亿元资金:2009年投入近13亿元,拍品囊括了拍卖成交额前十大艺术品中的四件,包括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吴彬的《十八应真图卷》等珍贵的艺术品;2010年,在拍场投入近七亿,其中以3.08亿拍得王羲之的草书《平安帖》。刘益谦的夫人王薇是油画市场最大的买家之一,曾有人戏称,“一旦王薇停止购买,价格立刻就会下降。”

  艺术品市场像刘益谦这样的大买家,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上海民申企业集团董事长郑见明是其中之一。他和刘益谦背景相似,以做股票起家,涉及很多投资领域。郑为人低调,很少露面,主要委托上海天衡拍卖公司老板陈郁帮忙竞拍。新疆广汇集团也是大买家,主要收藏从1900年到1990年代的10位重要的近现代画家的作品。但从2010年开始,刘益谦也感觉到市场里面“下手狠的越来越多”。

马未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乃至华人圈子里最一流的富豪都不做收藏,做收藏的都是二流的。”他讲了1996年的一件往事:李嘉诚在马未都的家里看中了一副明代的、用象牙做的象棋,市价四万,马未都主动打了六折,李嘉诚依旧砍价。“最后我说可以送给您,但是价格不能再低了。他才买走了。”另外一位华人首富郭台铭,和李嘉诚一样零零碎碎地买过一些艺术品。“台湾的富豪圈子都笑他只忙着赚钱。”而首富频出的互联网新贵,几乎没人做收藏。“他们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没兴趣。”而在国外,做收藏的都是一流的富豪。马未都第一次在美国西雅图博物馆见到比尔?盖茨的继母时大吃一惊,“金发碧眼,一口流利的中文,70年代在台湾学的中文,是中国陶瓷方面的专家。”西雅图博物馆因为比尔?盖茨基金会的支持,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出色。

 “公平讲,这不能怪中国的企业家。”上海震旦博物馆总经理赖任辰认为,这些国外企业家从小就看博物馆、美术馆长大的,本来就有这个素养。而且国外有很完整的艺术品交易机制,上中下游的机制也是完整的,得到的信息比较全面。“所以当一个有钱人要做这件事情,很快就有专家来协助他。”赖任辰说,在中国,“企业家就算要收藏其实也是很孤单的。”

  事实上,企业家做收藏不但孤单,而且需要胆量。一般人根本不敢涉足,因为这是一个充满欺诈、深不见底的市场,一张画就能让人倾家荡产。但这又是一个“没有骗子就不存在的市场”,且古今中外都如此。“北京有一些道貌岸然的人,弄个四合院,专门骗企业家。行话叫''''杀猪的''''。”一位收藏界人士说。1990年代,新疆广汇集团董事长孙广信因为在假画上吃过亏,才想到请业界知名的行家包铭山帮忙打理。刘益谦见过一些这样的人,“他们也有钱,但就是要推荐你买假画。为什么呢?就是一种骗人的成就感。”

  “从这个角度看,有时候我反而佩服大陆的企业家,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愿意做这么大的投入,是很不容易的。”赖任辰说,对于大陆收藏界的问题,“其实某种程度上看是正常的,只不过他们速度太快了,很多东西根本来不及想。”震旦博物馆由台湾震旦集团董事长陈永泰开设,他是台湾顶级收藏家,在玉器、佛像、陶俑的收藏上颇有建树,曾两度担任台湾顶级的藏家组织“清雅集”主席。成立于1992年的“清雅集”几乎汇聚了台湾收藏界的顶级藏家,这些人同时都是台湾最大的企业集团领导人,据称可抵“半个台湾”。

  “中国的大收藏家主要在港台地区,尤其是台湾地区,他们很有中国传统文人收藏的风范。”董国强说,“台湾马志林收藏的瓷器、林百里收藏的字画、曹兴诚收藏的青铜器杂件,都是世界顶级的。像这样的收藏家,台湾至少有10个。”他举例说明什么是“世界顶级”:“林百里收藏的古代书画是什么样的水平?除去台湾故宫、北京故宫、上海博物馆,全世界应该是不超过五家博物馆能超过他。他收藏的张大千作品肯定是全世界第一,傅抱石也应该是数一数二的。”

徐其明认为,时间、机会决定了中国大收藏家可能很难做出来。“现在好一点的艺术品都要5000万以上,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包括徐在内,目前已经成型的这些大陆藏家,都是从1990年代初就开始做收藏。台湾的大收藏家们基本都是从1970年代开始收藏,“那时候他们都敢花500万去买件东西。”赖任辰介绍,陈永泰的收藏已延续40年,现在偶尔参加拍卖都是查漏补缺,“没有收藏家的藏品全是靠拍卖来的。都是细水长流、日积月累形成的。”

  除了收藏规模,“台湾收藏家对收藏的认识,对自己藏品的认识,甚至对美术史、艺术史的认识,都研究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或者说他们自己就是专家。”董国强说,中国大陆虽然现在已有一些收藏规模和水准不错的藏家,“但从这一点来讲,大陆的藏家还很欠缺。”4月2日的苏富比春拍上,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以2.0786亿港元成交,较拍卖前估值底价高逾三倍。徐其明看到这个新闻,立刻就知道这件珍品一定是港台的藏家买了。大陆的瓷器藏家比较了解清三代的东西,港台的藏家才肯出这么高的价格,“因为他们了解,他们有底气。”

  台湾收藏家的风范也令徐其明印象深刻。“他们都是很低调、谦逊的人。”徐其明回忆起早年参与国际拍卖市场时与台湾收藏家的一些往事,“如果他们手里有类似的东西,一般会让着我。他们觉得大陆好不容易有个做收藏的。拍卖完了后会过来跟我握手,恭喜我。”徐其明和港台的很多大收藏家后来都成了朋友,成为那个圈子里十分少见的大陆人。“我们现在的拍卖是剑拔弩张、你死我活,想的都是''''你资产比我少,凭什么跟我争?''''没有想过这个藏品对我有多重要,会不会增光添彩?我们的心态跟港台的收藏家完全不一样。”

  “如果硬要说两岸收藏家为什么不一样,我认为可能是时代背景的问题,不是人的问题。”赖任辰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台湾是没有断层的。“所以台湾的整个文化氛围,是可以让有心的企业家去理解这些文化的东西。”

  但也有一些收藏注定只能在大陆,台湾的收藏家永远也做不到。1990年代,退出书画收藏后的李建忠,因为生意中室内装修业务常用到古代建筑构件,接触了古民居。从那时起,他在江浙、安徽、山西等地一口气买下200余套明清时期的古宅,所有的梁柱榫卯甚至砖头瓦片都按编号整理,运回上海的仓库。每套宅子都有厚厚的影像、文字资料。今年下半年,100多套经过清洗、修复、还原的老宅,将会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上海浦西江边,延绵2.5公里。它们与浦东洋气十足的摩天大厦遥相呼应。

  “那时,有钱的人家基本都把老房子拆了,住老房子的都是经济条件比较差的,房子的环境都很糟糕。现在回头看,我是抢救了一批中国古建筑。”对于无意间做成的这件事,李建忠很有成就感,“觉得自己这一生做了一件事。”从这些修复后的精美建筑里,你能看到一个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的、几乎彻底消失的中国,那种浓烈的中国风格和气息能触动内心一种遥远而亲切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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