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ngerich & Vogler | 大流行与政治发展：黑死病的政治遗产
文献来源：Gingerich, D. W., & Vogler, J. P. (2021). Pandemic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 electoral legacy of the Black Death in Germany. World Politics, 73(3), 393-440.
作者简介：Daniel W. Gingerich, 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Jan P. Vogler, 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后
流行病深深地塑造了人类的历史，它曾让帝国陷入困境、让殖民统治的模式得以改变、让特定人群获得比较优势。在所有流行病中，黑死病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尤为巨大，它导致欧洲损失了30%-60%的人口。经济史学家认为，黑死病终结了中世纪的马尔萨斯陷阱，使西欧从自给型农业向更加城市导向、制造业导向、技术导向的经济结构转型。因此黑死病还被认为是东西欧以及西欧和中国大分流的关键节点。然而，长久以来，政治学者对黑死病政治影响的关注却十分有限。例如，巴林顿·摩尔在其著名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一书中，只有一个参考文献涉及黑死病。斯泰因·罗坎在其关于欧洲政党政治起源的研究中则完全忽视了黑死病。在关于欧洲国家形成的经典研究中，查尔斯·蒂利等学者把讨论重心放在了战争、城市的扩张等方面，也没有关注到黑死病的作用。本文则以德国为研究情境，通过黑死病致死率的空间差异来探究黑死病大流行的政治影响。作者认为，不同的黑死病死亡率在各地导致了不同的劳动力强制水平，由此塑造了不同经济与政治制度，并影响着19、20世纪德国选民的投票偏好。
大流行下的劳动力状况
大流行带来了大规模死亡，黑死病大流行尤其如此。相比于土地和资本，劳动力的相对稀缺性开始提升。在这种情况下，农奴逃离庄园，可能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更高的劳动报酬。面对劳动力的短缺，长久以来依靠农奴劳动的土地精英可能有两种应对策略。一是提高劳动力工资、给予劳动力更多自由，通过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方式吸引更多劳动力从而保障庄园经济的日常运转。二是强化强制与监控水平将劳动力压制在土地上。作者认为，决定精英应对劳动力短缺策略的关键就是劳动力的短缺程度，即大流行对人口的伤害水平。人口损失越大、劳动力短缺程度越高，劳动力在其他地方受雇的可能性和收益也就越高，提高了劳动力冒着被惩处的风险逃离庄园的意愿。而且庄园主对劳动力的竞争也会更激烈。在劳动力极度短缺的情况下，雇不到人就意味着几乎只能看着一年的收成烂在地里。劳动力的极度短缺意味着想要通过强化强制的方式控制劳动力，就需要庄园主之间的集体行动，然而此时单一庄园主通过提升工资、放松强制来吸引劳动力的收益会很高，集体行动几乎难以实现。如果人口损失有限，劳动力短缺情况有限，那么劳动力逃离庄园这一行动本身的收益就很有限。庄园主之间对劳动力的挖墙角也无甚必要，通过强化强制来将劳动力按在土地上的策略则更为可行。
从农奴解放到投票行为
强化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还是解放农奴，这一关乎劳动生产关系的抉择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发展。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将加速人口向城市集中，劳动回报的提高、人口生活水平的提升将刺激新技术的发展和更多样化需求的出现。在这一进程中，新的社会群体开始产生，他们将寻求代表自身利益的发声渠道。社会经济的复杂化、社会阶层的多样化带动了诸如市长选举制度、市镇议会等制度的产生。即便传统精英在这些机构中仍具有政策否决权，但自主政治参与的种子已经种下了。
而在农民的人身控制遭到强化的地方。农民仍然被锁在土地上，城市仍然在数量上稀少、在规模上有限。经济仍然以农业为重心，社会上仍然主要呈现出地主与农奴的二元划分，政治权力也归属于少数土地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发展不可能给其他群体留出参与空间。
因劳动力短缺带来的劳动生产关系分化不仅在长期依赖塑造着地方的政治、经济制度，而且还间接作用于近现代的选举政治。生活在长期存在非精英群体政治参与地区的民众往往更清楚自己偏好的候选人，而且更珍视投票的经济和文化自主性。
基于德国的经验分析
德国是验证作者前述理论的理想情境。首先，在黑死病的阴影下，德国不同地区所受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地区性差异。许多德国西部、西南和部分北部地区损失惨重，许多东部市镇受到的影响微乎其微。其次，德国在政治上长期高度分权。在普鲁士统一德国之前，德国各地区的地方制度能够依照本地情况得以发展并长期存在。
德国也为作者关注的因变量提供了容易被观测的指标。在社会经济结构上，作者主要聚焦于土地占有的不平等状况，高度的土地占有不平等可能反映了土地精英在政治中的决定性地位。在政治行为上，作者主要关注了第二帝国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选举。具体而言是1871年保守党的得票率和1871-1912年间的选举纠纷数量。之所以关注保守党是因为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容克精英党。该党反对大众民主，并抵制工业化进程。尽管保守党参与到了选举中，但土地精英主要使用恐吓、庇护主义、强制的方式来提升胜选机会。因此保守党的在各地的选举支持度主要取决于土地精英在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地位。
在自变量的测量上，作者主要使用了Christakos及其同事所制造的黑死病影响强度数据（Black Death exposure intensity, BDEI)。在这一数据的基础上，作者根据每个市镇距离黑死病爆发的中心以及爆发的严重程度形成了每个市镇受黑死病影响程度的测量。
在因变量的测量上，如前所述，作者主要关注土地不平等状况和保守党的选举状况，前者采用土地基尼系数测量，后者则关注了保守党在1871年的得票率以及1871-1912年间各市镇的选举争议数。选举争议反映了民主制度被破坏的程度，一般在缺乏民主传统的地区，选举争议可能更频发。为了强化因果机制说服力，作者利用19世纪早期普鲁士各市镇的黑死病影响数据和农业发展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从而进一步检验黑死病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两个结果变量是1816年大地产占所有农业产权类型比重，以及1816/1819年农业服务人员占总人口比重。作者预期这两者都与黑死病的影响呈负相关。为了分析黑死病影响与地方政治参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作者在回归分析中将与1300年相比1500年是否引入地方选举制度作为结果变量，并预期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为了进一步检视政治遗产，作者还将纳粹的支持率纳入分析。两个纳入分析的结果变量是1930年和1932年纳粹的得票率。一般认为民主传统较好、更珍视个人权利的民众更不倾向支持法西斯政党。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影响黑死病传播的因素，包括1300年的城市密度、距最近主要港口的距离、距最近商业贸易城市的距离、距大海距离、距最近大河距离、海拔。为了进一步控制可能影响市镇政治参与制度和民主传统的因素，作者还加入了协变量。包括：土地海拔、距离最近河流的距离、附近是否有罗马时期的道路、农业发展的合适环境（agricultural suitability），1300年的人口、土地崎岖程度（land ruggedness），1300年的城市化潜力、是否是1300年的贸易市镇、是否是1300年的早期工业市镇。
结论
基于对德国数据的回归分析，作者的理论基本得到了验证。黑死病的侵袭导致德国各地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受黑死病影响越大的地区其土地占有不平等程度越低、越可能在1500年形成地方选举制度，并在第二帝国时期更不支持保守党、在魏玛时期更反对纳粹党。
本文检视了欧洲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一次大流行的长期遗产。以黑死病的爆发为关键节点，作者建立了关键节点分析的四个步骤：外生冲击（shock）的强度（黑死病对人口损失的不同影响）、关键节点本身（土地精英的应对策略）、形成长期遗产的机制（劳动生产关系到经济结构与政治制度）、遗产（近现代选举行为）。
当然，流行病不可能是塑造地方政治传统与近现代选举行为的唯一因素。战争、大规模移民和革命性技术变革可能有类似作用。但是大流行的出现几乎是随机的，并不基于人类决策。此外，不可能所有大流行都有类似的后果。黑死病既有足够大的影响范围，又直接影响着正当壮年的劳动人口。许多大流行的死亡率无法和黑死病相提并论，比如西班牙流感和COVID-19。一些流行病死亡率虽高但是感染率低，比如艾滋病。还有一些流行病主要影响孩子，比如麻疹和小儿麻痹，这不会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因为幼儿的死亡往往会通过再生产弥补。
编译：赵德昊 审校：杨端程 编辑：康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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