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面临制度难题

新农村建设面临制度难题

史啸虎

写在前面的话：此文是我就《瞭望》杂志2007年第一期题目为《新农村实践面临九大难题》一文所写的述评，发表于11年前，当年主要媒体多有转载。不过现在来看，这个述评好像就是针对眼下的振兴乡村运动所写的。为什么会如此？读者读后可以试着回答一下，但至少也明白，在农村改革问题上，中国的农民自己这些年来始终没有多少话语权和自主权。当然这也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不拥有完整土地产权的农民是不可能有足够的政治和经济自主权的。可见，要想真正去振兴乡村，还权与农是唯一途径。

　　大家都知道，新农村建设本来就是农民自己的事情，政府要做的只是按照农民的要求提供服务而已（注意，这里是按照农民的要求提供服务而不是要求农民提供服务）。也就是说，政府应该根据所在地区农民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需要而拟定的所谓新农村建设规划，向农民提供他们所需的必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并拟定相关政策和措施以解决农民发展经济（包括生产、购销、仓储、运输和加工等领域）和建设社区（包括文化、教育、医卫、养老、金融信贷甚至体育娱乐等方面的合作与自治）中出现的问题与困难（即所谓难题）。

这里，按照法规，该政府做的，政府就不能推三阻四或行政不作为；相反，按照法规不该政府做的，政府也绝不能越俎代庖或行政乱作为。（这里，我用了“按照法规”这个条件状语，其实我也明白，只有在我国颁行《中央政府法》和《地方政府法》之后，我的这个定语才有用武之地和实际意义，否则，只是写着玩的而已）

　　可令人遗憾的是，自从两年前中央提出建设新农村的所谓战略设想以来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看到哪个地方的农民对所谓新农村建设表现出高昂的积极性和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的欲望。相反，人们看到的却是各地政府在那里忙得欢，甚至遇到了本文提到的如此众多的难题，而我们的9亿农民对此投去的却是一种似乎与己无关的缄默的眼光。大家只要读一下《瞭望》今年第一期的这篇题目为《新农村实践面临九大难题》的文章就可以发现，该文所说的“九大难题”，全部都是在大谈特谈各地政府在建设新农村时遇到的难题，一个也不是谈论农民的难题。

人们要问了：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中国农民由于太幸福了就没有难题了吗？不，肯定不是。因为谁都知道，作为中国的人口最多、生活最贫困、也最受到歧视、组织资源最少、合法权益也最容易受到侵犯的农民阶层怎么会没有难题呢？应该说，他们不仅有难题，而且他们遇到的难题在我国所有社会阶层里面其实数量最多，难度也最大。

我们且不说农民们遇到的也很严重的生产和生活中的难题，仅从农民的一些基本权益，即土地所有权、自由迁徙权、社会保障权、进城后的受教育权、医疗保障权、结社权、合作互助权以及为保障自己的财产权，特别是当土地被政府征用时而行使的对等的个人和集体谈判权以及宪法保障的游行示威权等来说，就可以用一句话加以归纳了，那就是：几乎都没有。

可以想象，一个拥有9亿人口但却几乎没有上述那些最基本权益、也是最贫困无助的农民阶层，你说，他们在自己的生产、生活，甚至生存上那将会遇到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难题啊！中央提出建设新农村这个发展战略的目的不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问题，才试图或决心解决农民的上述难题的吗？可是，为什么到了我们的一些政府官员和所谓学者眼里，看到的新农村建设却只有各级政府遇到的难题呢？农民的上述那些让人心酸和不平的难题到哪里去了呢？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因此，人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该文（指《瞭望》那篇题目为《新农村实践面临九大难题》的文章——下同）罗列的这九大难题不正意味着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本身已经遇到了颠倒无解的最大难题了吗？换句话说，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新农村建设实际上已经陷入了困境。

　　本来，我们建设新农村的目的原本就是要将上述的那些本来就属于农民的权益还给农民，从而激发出农民为自己建设自己所生产、生活和生存其中的新农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他们能够投身到我党发起的建设新农村的运动中去，为自己以及为自己的后代子孙建设出一个能够让自己与国内的其他社会阶层平等相处的富裕、健康、美丽、舒适和祥和的新农村家园来。可现在我们从这篇文章里看到的是，我们的政府却还在为自己如何来动员和要求农民建设新农村而感到茫然和不知所措。真乃笑话是也！

为了建设新农村，去年我们已经在2005年农业投入2000多亿元的基础上增加了1200亿元人民币的投入（包括免除的农业税额和西部地区孩子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平均每个农民头上可以多受惠100多元。尽管这并不多，但也体现了中央对农民的关怀。并且，中央政府已经宣示今年还将一如既往地大幅度增加对三农的投入。可以说，中央政府对于建设新农村的决心的确很大。但是为什么这一年多来我们的农民对于建设新农村还是像温吞水那样缺少热情呢？为什么他们还是基本上站在那里冷眼相看，似乎在被动地等待着什么呢？

可见，我们如果仅仅把建设新农村看作为是增加对三农的投入，看成是减轻农民的负担，看成是政府的而不是农民自己的事情，我们的新农村建设那是肯定要遇到上述那些难题并从而陷入困境的。因为这里我们忽略了一个最为重要也最为急迫的大问题，那就是：三农问题正是由于我们长期以来设计和制订的那些不合理的、甚至是错误的三农制度和政策经年累月积累而形成的，我们应该怎么来改革这些制度和政策呢？

　　为此，我们必须尽快纠正目前在各级政府中普遍存在的那种为农民建设新农村的错误的指导思想，而应该把建设新农村的重点从现有的制订有关轻徭薄赋的惠民政策上转换到对现有三农制度和生产关系的改革上，以从根本上解放农村生产力。

我们的政府和学界还应该重点研究如何改革现有的那些束缚农民建设新农村积极性的陈旧而落后的体制和制度。这些体制和制度包括土地制度（实行土地农民个人所有制）、村民自治制度（将村民自治非行政化，同时大力发展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社制度（在拟颁行的合作社法中立即增补社区型合作社的法律约定）、户籍制度（废除现有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尽快实行居住地居民登记制度）以及刚推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采用合作社制而非目前的政府包办方式兴办农村合作医疗）等。而且，我们还应该按照国际通行原则在土地农民个人所有制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有利于土地逐步集中和符合国家粮食战略需要的农民合作养老制度。

建国后中央政府至少提出并实践过五、六次的建设新农村的发展设想和规划，但都是因为没有在体制和制度上进行深刻反思与彻底改革而全部先后遭遇失败。这一次，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了，我们必须对自己以前的农村政策的失误进行反思，必须敢于否定自己以前设计的那些自以为正确的三农制度，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实现这次中央提出的建设新农村的伟大战略目标，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重新得到亿万渴望改变自己贫苦命运几十年的广大农民的真心拥护和支持。

　　所以我要说，我们如果真要解决该文所述的所谓九大难题，真要彻底摆脱目前建设新农村的困境，唯一办法就是：改革，改革，还是改革！

后注：此文最早发表于2007年初的《光明观察》，和讯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