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主统和中华文明的支柱

中华文化的主统和中华文明的支柱

——东海客厅论仁学和王道

余东海

天道落实于人间，就是仁道，以仁义礼智信为五核心；仁道落实于政治，就是王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实行礼乐制度。宣传仁学是替天传道最重要的方式，推行王道是替天行道最根本的法门。——东海曰

壹

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王道政治是中华文明的支柱。没有儒家就没有中华文化和圣贤君子，没有王道就没有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

道德为内圣，政治为外王。《春秋》《尚书》为王道大经，《春秋》大义、《尚书》大义即王道大义。当然，政治统于道德，外王统于内圣，《春秋》《尚书》的立足点仍然是内圣，是仁性与天道。这是四书五经和所有儒家经典的共同点。

王道政治，兼备三重合法性。一是承接于传统，即存二统，尊崇前面两个儒家王朝的政统；二是建基于民意，即以民意合法性为基础合法性，或权为民所授，或权为民所可，将主权在民的原则落实到选举制度中去；三是统摄于道统，道统高于政统，道统合法性统摄传统和民意合法性。这意味着以儒立国和治国，以儒家文化为意识形态、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走仁本主义道路。

王道政治仁民爱民，敬天保民，以民为本。民本是王道最高原则，原则不能空谈，必须落到礼乐刑政的实处，体现于内政外交一切领域。

为每一个国民提供基本的的生活保障和权利保障，是王道最基本的要求。这是所有正常国家应尽必尽、不可推卸的责任，自由政治都能做到，遑论王道。不能提供这些保障的国家，就非正常，非正义，没有存在的价值，必须重建。

生活保障，包括幼有所长、长有所学、壮有所用、病有所医、老有所依、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人权保障，包括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的保障。

对于人民的物质生活，王道限穷不限富。所谓限穷，就是为弱势群体提供基本保障，包括生活、教育、医疗保障。无论怎么贫穷怎么懒惰，基本生活无忧，并读得起书，看得起病。对于富裕，不仅毫无限制，而且鼓励人民致富和消费。

只要不浪费，富者怎么奢侈亦无妨。一顿十万百万，一掷百万千万，又有何妨。中国人民就应该享受最好的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最好，物质生活也最好，穷有限制，富不封顶。注意，儒家关于浪费的定义与众不同。一顿百万，只要吃完，就非浪费；一顿十元，如果吃不完，就是浪费。

王道政治严于官而宽于民。官场容错度较低，官员视听言动都要接受礼的制约，官员非礼，要受到相应的惩处；社会容错度较高，礼不下庶民，政府无权惩罚非礼的民众。官员自由度较低，必须谨言慎行；民众自由度较高，只要不犯法就行。

严于官而宽于民，这个不能颠倒。如果倒过来，宽于官而严于民，官员从心所欲，无可无不可；民众动辄得咎，无所措手足。那样的社会一定是最没有活力的，一潭死水；那样的政治一定是最坏的，一团漆黑，与王道背道而驰。

王道政治，意识形态永远不易，制度形态因时而易。三代不同礼，小康和大同，传统和现代，家天下和公天下，各有各的礼制。未来新礼制，既要吸收传统礼制的优点，还应择西方制度之善而从之，化古今中西制度精华于一体，舍儒其谁！

王道政治有三大要素：道统、礼制、君王。以道统为主，三者相辅相成。也可以说，这是上层建筑的三大支柱。然君主会堕落，礼制会崩坏，道统会失落，故王道会溃败，王朝会衰亡。改良和革命的关键是恢复道统，改良是自上而下的复兴，革命是自下而上的重建，都需要领导人有仁者之德和王者之风。

圣人不虚生，圣王不虚出，王道非空启。圣人生，必有中道文化与时偕宜之重光；圣王出，必有王道政治因时制宜之重启；王道启，必有相应的礼乐制度与之俱起。

清末所谓的革命，却不是重建道统和礼制，而是变本加厉地摧毁之。不仅自绝于王道政治，也自毁了自由主义，滑向极权主义邪路就是思想和政治逻辑的必然。就像邯郸学步，未成西方新步，又失传统故步，遂匍匐而归耳。

西方文明从神本主义模式变成人本主义模式，是历史性的大进步；中国的政治从清朝的古典仁本主义模式变成马邦的物本主义模式，则是历史性的大倒退、大堕落。好在物极必反，剥极必复，中国的政治有望触底反弹，文明的升级已是一触即发。

贰

王道必然尊儒，尊儒未必王道。盖尊儒既有真伪之别，又有高低之别。只有予以最高程度的尊重，才有望建设王道。个体最高程度的尊儒是以之为基本信仰，政治最高程度的尊儒是以之为意识形态。

以之为基本信仰的人，即是儒者；以之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即是王道。换言之，王道的意识形态是儒学，即仁学，仁本主义学说。儒是成仁之道，仁是人性之根、人道之源、王道之基、礼制之本、万法之王。换言之仁是宇宙生命的本质，于道德为中道，于政治为王道，于人道为五常道，具有不可超越性。

论性质，意识形态有正邪之别。只有正确、正义的意识形态，才能指导政治建设。但仅仅具有正确性、正义性还不够，如佛道两家就不行，还必须同时具备政治性。只有正确性、正义性和政治性兼备的意识形态，才能指导政治和制度建设。古今中西符合这个标准的意识形态，只有仁本主义和人本主义。

仁本主义包括内圣学和外王学，外王学可以导出王道政治和礼乐制度；人本主义包括个人主义哲学和自由主义政治学，自由主义可以导出自由政治和民主制度。其它意识形态，无论正邪优劣，都不宜用来指导政治和制度建设，不能用来立国和治国。

仁本主义和人本主义两个文化体系都有正义性，然高低有别。人学足以立国治国，不足以平天下。唯仁本主义，才能内平人心外平天下，建设王道政治并最终实现大同理想。如果说人本主义是跨入现代文明的门槛，仁本主义就是实践更高文明的基石。所谓更高文明，即仁本主义文明，在新的历史平台上开启的中华文明。

仁本主义高于人本主义，要因有三：在哲学上，仁本涵盖人本；在政治上，王道涵盖自由；在制度上，礼制涵盖民主。中西文化和文明有同有异，意识形态、制度形态和社会形态有同有异，原因在此。

佛本主义、道本主义、人本主义皆正法也。然佛道是出世法，不足以导出良制良法。人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存在重大的先天性缺陷和弊端，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不足以从根本上拯救中国。佛道则自保不暇。儒家不出，佛教整体堕落无底线，轻则沦为利益之奴而庸俗化，重则堕为权力之奴而邪恶化。

今时今世，唯有仁本文化和王道政治才能从根本上救苦救难救中国。

儒家的援救方式可分为手援和道援两种。手援意义不大，道援是正道。道援又可一分为三：一是以仁为本的文化启蒙，启之以文；二是以身作则的道德教化，导之以德；三是以民为本的制度建设，齐之以礼。

儒家可以救民救国道援天下，但不能援救反孔反儒的人物、势力和社会。这种人和社会自绝于儒，自绝于仁义和人道，无可救药。儒家救世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君子在上，有一定权位；二是文化气候和社会土壤不过于反常，不至于反常到诬文武、颂桀纣的程度。两个条件相辅相成。

叁

或说：“儒家欲救中国，在制度的形式框架上，应坎陷为自由主义，在个安身立命层面，可继承传统儒家。”此说延续了民国诸儒特别是牟宗三先生的观点，有偏。仁本主义落实于政治为王道，王道政治落实于制度为礼制，新礼制自可吸收民主制的精华。儒家体用一如，体大用全，何须坎陷自己以迎合自由民主？

夷王道为西政，以民主为外王，是民国诸儒的共识，可谓蔽于民主而不知民本。在政治上，他们把自由民主当成了最高标准和追求。甚至有儒者看朱成碧，误把马路看成新王道。这都是民国儒的局限，吾辈应该及早摆脱这一局限，重申王道大义和礼制特色。

或问：“王道政治下，王如何产生？”答：新礼制全面吸收民主精华。领导人的产生方式是选举，可分为精英选举和民选。民选又可分为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

王道政治，主权在民，只是民众选举权没必要一步到位。在王道初级阶段，采取精英选举、民意认证的方式为宜。只要通过一定程序获得民意支持，就拥有了民意合法性。详见东海《文化决定论》《中华宪政纲要》诸文件。

我认为，小康时代，选贤与能，唯精英能够，故选举权在精英，而民众拥有认证权和否决权。王由三界精英推举，经过一定的摄政期即试用期，然后交由民意表决。获得民意认同，才能正式登基。大同或者王道比较成熟之后，民德民智普遍高优，自可实行全民直选。

或说：“传统的外王已成历史，儒家要现代化，只能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争取相应于王道的治理方式，接受民主政体的遊戏规则，民意愿意让士君子上台就上台，要你下台就下台，而不是以王道政治更优为由，逆民意而居大位，舍此而讲外王，只能停留在前现代的梦呓中。”

东海曰：这段话半对半错。王道政治当然不能逆民意而居大位，故东海一直强调主权在民。然王道政治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形态皆与自由主义大不同，王道自当吸收自由政治、民主制度之精华，然非自由民主所能框架也。

或说：“主王道政治者，与世界所有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都染上了一个共同陋习，就是爱自己的意识形态，甚于爱具体的人。”东海曰，蠢话！仁者爱人以仁德，王者爱民以王道。王道政治，敬天保民，以民为本。推行和实践王道，就是对每一个具体的人和民最深沉的爱护。

或说：“许多底层人拥护集体主义，鼓吹尊王，是因为他常把自己投射成为那个拥有最高权力的王者，在想像中自己呼风唤雨指点江山，要多爽有多爽。他作为一个人的个体性是未被充分自觉的，他在现实中的卑微身分是他不愿面对而刻意躲开的。”

东海曰：这是底层人和外行人的愚昧。殊不知，王道政治植根于中道文化，即仁本主义文化，尊王就必须拥护仁本主义，而仁本主义与集体主义背道而驰。集体主义是通往极权主义的捷径。

或说：“提倡王道政治者，一直回避了如何可能的问题，是靠极权势力支持上台，凡反对者枪毙的枪毙，坐牢的坐牢，还是靠争取大多数民众，凭选票上台？舍此二者，根本无任何可行的实现方式。”

东海曰：王道政治，最顺应天道，最符合人道，故一定可能，终有水到渠成之时。至于如何可能，不必逆料，亦不限于所言两种方式。假设极权势力支持王道，其势力必然已经去极权化而深度儒化矣，自然不会再对反动派采取极权手段。假设凭选票成功，其社会必然高度儒化，超越民主，建设礼制，易如反掌。

儒家救世是救之以仁学和王道。仁学的弘扬和王道的实践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可几的。儒家事业不是某个人和一代人的事业，而是以儒家群体为核心的正义力量的伟大事业，子子孙孙，世代相传，无穷匮也。

对于吾国吾民，我是短期悲观而长期乐观。所谓长期，实亦有限，不长于几十年也。西方诸国浸淫于神本宗教和人本政治久矣，所知障深重，欲儒化，大不易。吾国虽然百年反儒，儒家毕竟根深蒂固，而今一阳来复，复兴将是加速度的。一旦量变到一定程度，便会产生飞跃性的质变。故我看好吾国不久的将来。

肆

儒家唯我独尊，可以；唯我独正，不可以。唯我独尊，其它文化皆卑于中道，其它文明皆卑于王道，这是对的。但不能过度到唯我独正的地步，不能认为其它学说都是三非，只有儒家三正。

对于其它具有正常、正确、正义性的文化和文明体系，儒家应该保持基本尊重，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并海纳百川，择善而从，为我所用。对于西方文明，我们就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说中西文化、政治、制度和中西文明有同有异的异，是高低之异，非正邪之异。故儒家对于自由主义和西方文明，主张超越，反对排斥，更不敌视。

东海还是老枭的时候，曾经追求民主自由，与不少自由派是朋友。对于自由派，仍然保持相当的品德尊重、情谊友好、命运关怀和思想认同，同时又有直抒胸臆的政治异议和观点批评。儒眼相看，西方文化正见和偏见同在，西方文明精华和糟粕并存，需要我们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也只有儒家才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文化资格和政治能力。

仁本主义五常道是仁义礼智信，核心是仁义；人本主义五常道是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法治，核心是自由。比较而言，仁义更加根本。仁义与自由是体用、本末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不重要。在政治上，没有自由，所谓仁义就是空置的。

不少学者乃至儒家学者，称美西为夷狄，不是眼瞎心盲，就是脸皮太厚。论民德民智和国格党格，论文明程度，两极主义国家都远远低于夷狄，低于古代夷狄如匈奴，也低于现代夷狄如黑族。夷狄没有资格骂夷狄，禽兽更没有。夷狄最差也有人味，禽兽非人，物本主义者就是禽兽化的典型。

何况美西早已去夷狄化。人本主义文明虽然逊于仁本主义文明，自有其优点和特色，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取其精华。至于两极主义诸邦，对于人本主义的文明，包括其政治经济科技文明的精华，就是抄作业也抄不来的。

注意，自称仁者未必是仁者，自称仁学未必是仁学。谭嗣同有一本著作题为《仁学》。然谭嗣同思想杂乱，不中不正，其《仁学》立场观点方法错误百出，有名无实。东海仁本主义以五观为核心，辅之以百论千律，直承孔孟而与时偕宜，保守性和时代性并重，原始性和原创性兼备，放之天下而皆准，指导后世而无疑。

最后强调，不学儒家不能知中道，不遵中道难以成君子，遑论圣贤。钱穆先生言：“先有伟大的学业，才能有伟大的事业。”（新亚学规）可见学业之重要。学业即学术事业，最伟大的学术是中道学说，即儒学、仁学、孔孟之道、仁本主义学说；最伟大的事业是王道事业，最为利民利国利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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