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家》｜中国古代青铜嵌错工艺的技术源流与审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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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青铜嵌错工艺的
技术源流与审美特征
翟胜利
嵌错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上常见的表面装饰工艺。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金银嵌错工艺出现后，嵌错金、银、红铜、绿松石的青铜器广泛流行，铸就了无数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精品。青铜嵌错工艺的技术源流、工艺特征、文化背景等方面仍有不少值得探讨之处。本文将结合考古发现与文化因素分析，以几件典型的嵌错青铜器为例，对这种工艺的技术源流、工艺特点和审美特征进行探讨。
由于《说文解字》等文献记载的讹混，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错金、鎏金工艺存在误解。就制作工艺而言，错的本义是用厝石加以磨错。古代青铜器铸造完成后都需要磨错以处理范线等铸造痕迹，错金、鎏金等工艺中也都包含磨错程序，所以错不能算作独立的装饰工艺。传统所谓错金银工艺，技术角度的准确称谓应该是嵌错，基本工序包括开槽、镶嵌和磨错。嵌错金、银、红铜、绿松石等都只是该工艺的不同表现形式。
一、青铜嵌错工艺的起源
史前时期以来，镶嵌工艺的演进以及有关绿松石等玉石器的审美偏好，为嵌错制品的出现蕴育了文化和技术条件。从考古发现来看，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了最初的镶嵌制品。山西朔县峙峪遗址出土的一件距今约2.8万年的钺形石刀，两肩之间有短柄状突出，应该镶嵌于骨木柄内使用。这是有别于捆绑、穿缀之外的另一种联接技术。到了新石器时代，镶嵌技术更为成熟，凹槽法、孔洞法、浅窝法、榫卯法、平面法等镶嵌工艺普遍出现，这是工艺技术成熟化、精细化的体现。这一时期的玉石镶嵌技术，尤其绿松石镶嵌，与后来的青铜器嵌错工艺存在显著关联。
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绿松石都是最重要的玉器（美石）种类之一。在自然界中，含有铜元素的地表水与含铝、磷的岩石产生化合作用之后生成绿松石。因其质地细腻，色泽艳丽，引人瞩目，很早就被视为珍稀之物。然而天然绿松石大多薄而细小，适宜制作小件装饰品，尤其适合用作镶嵌工艺的填充物。中国的绿松石制品大约可以追溯到距今7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裴李岗文化墓葬中，精心制作的绿松石坠饰被置于墓主人的颈肩、头、耳、腹、牙齿等部位，暗示这些物品具有装饰功能。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中期遗址出土的一件骨指环上镶嵌有三片圆形绿松石，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骨雕筒上则镶嵌有五片圆形绿松石。其后直至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的玉石镶嵌工艺一直较为盛行，并对中原、燕辽、太湖等周边地区产生了显著影响。在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中也都发现有绿松石制品，四坝文化经过精心磨制的绿松石片被贴饰于陶器表面。有学者认为，从器物形态和文化传统上判断，西北地区的绿松石镶嵌、贴饰技术可能源自龙山时期的山东地区。
大约龙山至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冶铸技术在西北、中原等地渐次传播，中华文明开始迈入青铜时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先后出土三件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纹青铜牌饰及一件龙形器。这些器物将磨错加工后的绿松石片镶嵌于青铜器表面，实现了青铜铸造、装饰工艺的巨大突破，也开创了“金镶玉”文化传统的先河。二里头时期以后，此种器物及其纹饰即消失不见。然而，此类器物所创制的绿松石嵌错工艺在商周时期得到了传承。
嵌错绿松石的商周青铜器以兵器最为常见。殷墟妇好墓出土的数件嵌绿松石青铜戈均堪称精品，同时出土的嵌绿松石象牙杯和青铜虎尤其精妙珍稀，绿松石镶嵌而成的兽面纹、龙纹、雷纹均极富特色。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早期墓出土的青铜戈上也有绿松石嵌错的龙纹。中国国家博物馆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分别藏有一件传出于殷墟的商代嵌红铜戈、钺，这都是最早用金属嵌错青铜器的实例。
嵌绿松石玉援戈，长27.8厘米，晚商时期，1976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妇好墓是迄今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其中出土大量高级礼品和工艺珍品，包括一批绿松石嵌错及雕塑精品。该戈的玉质援部通体抛光，援末青铜部分以绿松石嵌错兽面纹，曲内部分呈平面鸟形，内嵌绿松石纹饰。嵌错工艺所用绿松石大都非常细小，需要用粘合剂加以固定。这些绿松石提前都进行了切割、磨制，镶嵌完成后再加以修治，使整器平整光滑。
二、错金银等工艺的广泛流行
相对而言，中国古代的金银器文化并不发达。中原文化圈的金银器文化总体匮乏，北方草原文化圈则较为发达。中国最早的黄金制品发现于距今4000年左右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北京昌平雪山墓地和四坝文化甘肃玉门火烧沟墓地，皆以喇叭形金耳环最富特色。商、西周时期，北方文化圈的金器多以耳环、臂钏、发笄等为主，作为饰品直接使用；中原文化圈则多薄片形金箔，主要用来包、贴于器物之上作为装饰。春秋时期，各地使用金箔片的数量更多，制作也更精美，许多金片上还压印了精美的纹饰。战国时期，金箔片在各级贵族墓葬中仍多有发现，但随着嵌错器、鎏金器的出现，包金、贴金制品逐渐退居其次。值得注意的是，自商周以来，金箔片的装饰对象主要包括贵族日常用具、建筑、服饰等，但是作为核心礼器的青铜容器上几乎不见有金银装饰。
栾书缶，高40.5、口径16.5厘米，春秋晚期，传出于河南辉县，原系容庚旧藏，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该器朴素大方，匀称精美，错金铭文兼具极高的历史价值与科技、艺术价值，堪称珍品。其器形近罍、壶，器身无纹饰，盖、腹部均有错金铭文。此器铭文中的栾书即文献记载的晋国栾武子，最初学者们认为该器为栾书本人所作，属春秋中期晋器。王冠英先生提出其器形、铭文颇具楚系风格，作器者应为栾书之孙栾盈，该器为其流亡楚国时所作，时代晚至春秋晚期。从铭文错金脱落处观察，其文字槽应为铸造而成，字口剖面并非梯形，应该使用了粘合剂。
宋公栾戈，长22.3厘米，传1936年出土于安徽寿县，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此器胡部两面共有错金鸟篆铭文六字：“宋公栾之造戈。”内部则饰有错金龙纹。铭文中的宋公栾，应即春秋晚期的宋景公。铭文及纹饰遒劲秀美，繁简得宜。
此错金银马首形軏高8.8、长13.7厘米，1951年出土于河南辉县，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軏是车马器，装配于车辕的前端。此器呈马首形，头、颈部分别装饰有错金银云纹、鳞纹。此器出土于战国中期魏国贵族墓，墓中出土随葬器物工艺考究，精美绝伦，集中体现了当时高超的铸造、装饰工艺水平。
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五件鄂君启节，均为战国时期楚怀王颁发给鄂君启的商运凭证。各器呈竹节形，表面错金文字记录了鄂、郢两地水陆货运的路线、规模、经营范围、政策等信息。此器文字宽博规整，实用性较强。
错金银云纹犀尊高34.1、长58.1厘米，战国晚期至秦，1963年出土于陕西兴平县豆马村，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此尊呈犀牛形，犀牛昂首伫立，身躯健硕，憨态可掬。尊腹中空，用以盛酒，尊背有椭圆形口，口上有盖。犀牛口部右侧有一圆管状流，用以倾倒酒液。犀牛通体嵌错云纹，纤细精致，华美绝伦。此器并非科学考古发掘出土，而是村民意外发现后征集入藏。该器塑形方式与临淄商王墓地等出土的战国晚期牺尊极为相近，其纹饰与湖北云梦睡虎地战国、秦代墓出土漆器云纹相近，与战国晚期青铜镜上的云纹也多有相似之处，但与西汉早中期以后繁细而略呈花朵形的云纹相比却差异明显。综合来看，其年代很可能在战国末期至秦，下限不晚于西汉初期。
嵌错工艺引起普遍关注，是以春秋至秦汉时期错金银青铜器的广泛流行为契机的。迄今所见最早的错金青铜器是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所藏的一件错金车軎。结合传出殷墟的两件嵌红铜制品来看，虽与春秋时期的主流嵌错器物相隔悬远，但从工艺、材料方面来看殷墟时期已经具备制作错金、嵌红铜青铜器的条件。
春秋中晚期，错金银青铜器开始受到偏爱，尤其南方的吴、越、楚、蔡、宋等诸国兵器上常见错金铭文。春秋战国之际，错金工艺进一步盛行，许多纹饰也都采用错金制作。同时，以银、红铜、绿松石等材料嵌错的器物也日益流行起来，嵌错青铜器的种类也迅速增加，许多礼器表面也都饰以嵌错纹饰。战国早中期开始，曾侯乙墓、中山王墓、临淄商王墓地等高级贵族墓葬中的嵌错器物比例大大提高，一些极尽奢华的器物，甚至会同时采用多种嵌错工艺乃至鎏金、髹漆工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秦汉时期，在满城汉墓、广州南越王墓、临淄齐王墓等墓葬出土器物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不过到了东汉时期，伴随着青铜文明进一步衰退，纯金、鎏金器物继续盛行，以青铜器为载体的嵌错工艺则逐渐走下巅峰。（节选）
注：本文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级研究课题《中国古代青铜器黄金装饰工艺研究》（GBKX2019Y21）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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