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探微（284）：郢书燕说——释“书”（書）
本文约6860字，阅读约需要14分钟
（本号逢双日更新，敬请关注）
汉字探微
（284）
郢书燕说——释“书”（書）
朱英贵
一、“书”（書）字小引
郢书燕说是一个成语，出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原文是这样的：
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云而过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悦，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今世学者多类此。
这段话的意思是：楚国的郢都有一个人要写信给燕国的宰相。晚上写信，因为照明的火炬不亮，于是对拿火炬的侍从说：“把烛火举高点。”一边说一边错误地在信上写“举烛”两字。但举烛并非这封信的本意。燕国的宰相收到信十分高兴，说：“举烛就是崇尚明察的意思，就是任用德才兼备的贤人。”燕国的宰相向燕王陈述了举烛的意思，燕王十分的高兴，以此来治理国家。燕国是治理好了，但这不是信原来的意思。当今的学者，大多数也像这样。
这就是成语“郢书燕说”的典故来源，后来则用以比喻曲解原意，以讹传讹。在“郢书燕说”这个成语中，“书”字的含义是指书信，其实“书”字的本义应该是书写，书写出来加以传递的消息才是书信，因为“书”（書）字中含有“聿”这个构件，“聿”字作为书写工具及书写行为的基本字义，在“书”（書）字的造字构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可用古文字字形来印证。
二、“書”（书）字的字形解读及造字本义
“書”（书）字的字形演变与字源演变
“書”字的甲骨文为合体会意字，上部为“聿”，象以手持笔之形，下部为“口”，整个字形表示以手持笔将口中所言记录下来。金文有的字形（如上图第一个字形）省略了“口”，直接用“聿”，在上部构件的笔端又增加了一些小点，可能是表示笔端滴落的墨迹，突出笔端所记写的符号，有的字形（如上图第二个字形）则保留着“口”，其构字理据跟甲骨文相一致。
“書”字的小篆字形是对金文形体的直接继承，而将笔端及墨迹连同下部的“口”（小篆为“曰”）合并为一个“者”字，作为声符，成了一个“从聿者声”的形声字。小篆字形再经过隶变与楷化之后，即为现代隶书与楷书的“書”字，至于简化汉字的“书”字系由草书楷化而成，目的是为了减少笔画，书写倒是方便了，然而“書”字初文的构字理据也荡然无存了。
“书”（書）字的造字本义就是以手持笔来书写，《说文解字》卷三聿部：“書，箸也。从聿者聲。”许慎所说的“箸”，应该理解为“著”的意思，《说文解字·叙》云：“著于竹帛谓之书。”可见“著”（箸）字本为竹字头，也就是以手持笔在竹简上书写的意思；许慎依据小篆字形将“書”的字形构造解为“从聿者声”，虽与原本会意的构字原理不符，但由于当时资料的局限（许慎未曾见到过甲骨文），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书”字的字义演变源流
“书”字的本义是指书写，著录，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上古以刀录于竹若木，中古以漆画于帛，后世以墨写于纸。”这些都应该属于“书”的原始字义范畴。例如：“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系辞上》）再如：“子张书诸绅。”（《论语·卫灵公》）。这里“书诸绅”的意思是（子张）把它（指孔子的话）写在自己的衣带上。又如：“卫人逆公子晋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书曰：卫人立晋。”（《左传·隐公四年》）又如：“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史记·陈涉世家》）
“书”字由书写、著录的造字本义可以产生如下一些直接引申义和间接引申义：
其一，指字，文字。例如：“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易·系辞传下》）再如：“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荀子·解蔽》）又如：“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史记·项羽本纪》），又如：“怀中一方板，板上数行书。”（唐·李贺《感讽》）
由此又可引申出如下一些意思：
一是指字体，字形。例如：“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汉书·艺文志》）再如：“古隶之书起于秦，省篆为隶。”（宋·李石《续博物志》卷五）又如：“取过石碣看时，上面乃是龙章凤篆蝌蚪之书，人皆不识。”（《水浒传》第七一回）又如：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当然，一般是用笔书写的字体才可以叫“书”，甲骨文、金文因为不是用笔书写的，故称做“文”，而不称做“书”。
二是指“六书”之学。即中国古代分析汉字构字原理的理论，例如：“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五曰六书。”（《周礼·地官·保氏》）东汉郑玄注引郑众说：“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再如：“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礼记·内则》）孙希旦集解：“书、计，即六艺中六书、九数之学也。”又如：“臣得所管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及书、筭、律等七馆学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状。”（唐·韩愈《请上尊号表》）
三是指书法。例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再如：“自汉魏已来，论书者多矣，妍蚩杂糅，条目纠纷……徒使繁者弥繁，阙者仍阙。”（唐·孙过庭《书谱》）朱建新《〈孙过庭书谱笺证〉序例》：“唐孙过庭《书谱》，为历代论书名作之一。”又如：“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明·归有光《项脊轩志》）
四是指书法作品。例如：“因谓姥曰：'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耶。’姥如其言，人竞买之。”（《晋书·王羲之传》）再如：“求书者坌集，竟日作字。”（《林则徐日记·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五是指书信，信函。例如：“叔向诒子产书……复书曰：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左传·昭公六年》）再如：“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唐·杜甫《春望》）又如：“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唐·杜甫《石壕吏》）又如：“过了两日，只见小厮回来，拿了一封书，交给小丫头拿进来。”（《红楼梦》第八五回）
其二，指文书，文件。例如：“太史秉书，由宾阶隮，御王册命。”（《书·顾命》）孔颖达疏：“太史持策书顾命欲以进王。”再如：“司书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周礼·天官·序官》）郑玄注：“司书主计会之簿书。”贾公彦疏：“注言簿书者，古有简策以记事，若在君前以笏记事，后代用簿；簿，今手版。”又如：“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乐府诗集·木兰诗》）又如：书可（批阅公文、书字认可），书禀（文书），书文（文书），书府（收藏文书图籍的府库），书佐（主办文书的佐吏），以及现代意义的证书、保证书、说明书、通知书、申请书等。
由此又可引申出如下一些意思：
一是指盟辞。例如：“至，则欿，用牲，加书，征之，而骋告公，曰：'大子将为乱，既与楚客盟矣。’”（《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杨伯峻注：“欿亦作坎，挖坑。用羊或牛，加盟书于牲上，伪作太子曾与楚客盟之迹，而己验之。”再如：“书誓山河，启土开封。”（晋·陶潜《命子》诗）逯钦立校注：“李注：'高帝与功臣盟，使黄河如带，泰山如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书誓山河，谓此盟也。’”
二是指书籍，著作。《正字通》：“书，凡载籍谓之书。”这才相当于今天意义上的“书”。例如：“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论语·先进》）再如：“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又如：“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明·宋濂《送东阳马生序》）又如：“我的母亲姓黄……所读的书也似乎较爸爸读的稍多。”（沈从文《从文自传·我的家庭》）
三是指某一种专著。如占兆书、历书等。例如：“乃卜三龟，一习吉。启籥见书，乃并是吉。”（《书·金縢》）孔传：“开籥见占兆书，乃亦并是吉。”再如：“异物来萃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谶言其度。”（汉·贾谊《鵩鸟赋》）又如：“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四是特指奏章（报送给君王或帝王的文书）。例如：“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战国策·齐策》）再如：“先生有所陈奏，则著之于所进呈书之中而已。”（清·梁启超《谭嗣同传》）
五是指皇帝的诏书。例如：“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无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汉书·卷六十七》）
其三，特指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四书五经》中的《尚书》古时称为《书》、《书经》，至汉始称《尚书》，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便是分别指《诗经》和《尚书》。例如：“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礼记·经解》）再如：“《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征圣》）“《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宋·欧阳修《新五代史·伶官传·序》）
其四，文章体裁名，用以铺叙国家典章制度。例如：“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再如：“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又如：“及班马着史，别裁书志……原夫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名目虽异，体统不殊。”（唐·刘知几《史通·书志》）
其五，文章体裁名，用以陈述对政事的见解或意见。例如：“上书奏记，陈列便宜，皆欲辅政。今作书者，犹上书奏记，说发胸臆，文成手中，其实一也。夫上书谓之奏记，转易其名谓之书。”（汉·王充《论衡·对作》）再如：“书以言事，行上行下，平行往复，统谓之书。故二十九篇誓诰与命十居五六，皆曰书也。书者总言，析曰誓诰、曰命誓。命以上行下，诰则上下通行，意犹告也。平行用告，更不待言。古人事简，体无多制。周末用书更盛。”（姚华《论文后编·目录中》）又如：《乐毅报燕惠王书》、《谏逐客书》、《报刘一丈书》、《与朱元思书》、《与妻书》等。臣下向国君进言陈词，亲朋之间来往的信件，都可称之为“书”。
其六，特指评书、说书这种民间曲艺形式。例如：“明儿白妞说书，我们可以不必做生意，来听书罢。”（《老残游记》第二回）再如：书寓（说书的场所），听书（听艺人说书）。
根据上面对“书”字的字义演变过程的梳理，现将“书”字字义的发展脉络简示如下（示意图中的横直线表示字义之间的先后演变关系）：
四、含有“书”字文化含义的相关成语
“书”字的字义内涵丰富，保留在成语中的“书”字也颇多，大致有如下四种情形：
其一是表示书写、记载的本义，例如：“史不绝书”，意谓史书上不断有记载，形容历史上经常发生同类的事情。语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罄竹难书”意思是用尽竹子（做成竹简）也难写完，形容罪行多得写不完，后泛指事实多，写不完。“奋笔疾书”意思是精神昂扬地挥笔快速书写。“大书特书”，就是大写特写，意谓对意义重大的事情特别郑重地加以记载。“丹书铁契”，“丹书”指用朱砂写字，“铁契”指用铁制的契约凭证，指称古代帝王赐给功臣世代享受优遇或免罪的凭证。“书画卯酉”，意谓卯时签到，酉时签退，犹言上下班。
其二是指代书籍，例如：“著书立说”意思是撰写书稿或文章，创立自己的学说。“知书达礼”，意思是知晓书中的知识，通达做人的礼仪，意谓有文化，懂礼貌，形容有教养。“博览群书”意谓广泛地阅读各种书，形容读书很多。“枕经籍书”，意思是枕着经，垫着书，形容酷嗜读书，以书为伴。“折节读书”，“折节”指改变过去的志趣和行为，意谓改变旧习，发愤读书。“焚书坑儒”，焚毁典籍，坑杀（挖坑活埋）书生。语见汉·孔安国《〈尚书〉序》：“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
其三是指代信件、信函，例如：“乡书难寄”，意思是家信很难寄回家中，比喻与家乡消息隔绝。“书不尽言”，意谓信中难以充分表达其意，后多作书信结尾习用语。语见《周易·系辞上》：“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狐鸣鱼书”，源自《史记·陈涉世家》：“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闲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后因以“狐鸣鱼书”指起事者动员群众的措施。
其四是表示写字、书法的意思，例如：“琴棋书画”分别指弹琴、弈棋、写字、绘画，常以表示个人的文化素养。
五、闲话“郢书燕说”
历史上“郢书燕说”的典故是这样的：一天夜里，楚国京城郢都的一个人在家给燕相国写信。因为烛焰偏低，飘忽不定的烛光夹着文房用具淡淡的影子，显得有一点昏暗，所以这郢人对侍者说了一声：“举烛。”明灯高照，写信就看得清楚了。谁知他在烛光不亮，心中犯急，脑子里想著“举烛”，嘴里念著“举烛”的时候，竟然不知不觉把“举烛”二字也写到信里去了。过后他没有检查就把信交给了侍者。
燕相国收到那郢人的信以后，反覆看了好几遍。他始终觉得信中的“举烛”二字非常费解。久闻四海之内唯楚有才，难道这就是一种莫测高深？燕相国想到这里，忽然灵机一动。他若有所悟地说：“举烛的意向是崇尚光明，而崇尚光明的人必定会推举光明磊落、才能出众的人担当重任。照这样看，郢人致书突出'举烛’二字，其用意原来是为我献策！”
燕相国把这一想法告诉了燕王，燕王听了十分高兴。他以相国的政见为原则，广招贤士，从而使燕国政通人和，日益强盛。
这真是一个“美好的误解”。然而，“郢书燕说”却没有因此成为一个美好的褒义成语，因为这个典故会给人带来两方面的启发思考：
一是从写信的郢人来说，“郢书”有误，属于偶然疏忽，误把“举烛”二字写入给燕国的宰相的信中，而主观上并没有建议燕王崇尚明察、任用贤人的动议，可是却因此导致了燕国的治理成功，这纯属于“无心插柳柳成荫”。
二是从读信的燕国宰相来说，“燕说”有益，完全是出于对郢人的尊重与信任，他绝不会想到“郢书”中会有笔误，而是就“举烛”二字加以引申，悟出崇尚明察、任用贤人的意思来，这纯属于牵强附会，曲解原意。
“无心插柳柳成荫”也好，“牵强附会曲解原意”也罢，都是由于“误会”所致，只不过“误会”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也可能导致喜剧性的结果，这一次是属于后者。
生活中的误会可能是由于“言”或者“行”的各种表现所致，这一次导致误会的客观媒介是“言”，而行为主体的“行”却是燕国宰相的主观臆断与望文生义。
韩非子在这则故事的结尾将矛头对准了“今世学者”，他把世上许多儒生学者比喻为燕相国，讽刺他们无限夸大圣人著作的作用，把前人的只言片语神圣化，然后来阐发其“微言大义”，很多时候都曲解了作者原意，甚至穿凿附会，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今世学者多类此”，七个字点明这一段故事的警示意义，那就是告诫一些学者望文生义的浮躁治学态度：凡事不能主观臆断，而应该树立实事求是的精神，如果牵强附会，曲解原意，那么难免以讹传讹。即便是偶然的巧合收到了好成效，也不是用来说明事物的正确方法。故对人对事一定要保持一颗求真求实的心，所以，对于学者来说，治学著文理当严谨不苟，“郢书燕说”实不可取。
由此不禁令人联想到这些年来屡遭非议的“于丹现象”，其实也不过就是现代版的“郢书燕说”而已。也许有人会说，像于丹这样的学者，努力用通俗的语言为社会大众演绎《论语》与《庄子》所包含的人生道理，这种为古代经典从圣坛走向民间的努力实践，至少其用意是好的。然而，用意再好也应该先把古人的书读好，否则是会贻误后人的。
于丹所演绎的有关《论语》与《庄子》的“心得”的基本模式就是：简单的小哲理配上一些小故事，其本质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解读经典，而只是表述演讲者本人对当前社会的个人心得。于丹的心得有明确的定位与现实的针对性，她再三强调的是寻求心灵的快乐与安宁，这恰恰迎合了权势阶层的维稳需求与现实社会中人生不如意者的一种需要抚慰的心态。由于知识结构、文化背景等因素的限制，一般民众几乎不可能去阅读古代经典原著和现代学者的学术著作，于是，于丹这种小哲理加小故事的“通俗唱法”就成了最为可口的“心灵鸡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