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理法方药的灵魂。舍此他求，皆是外道
中医理法方药的灵魂。舍此他求，皆是外道
万物皆有“象”，按同象同类的原则，由一般到个别，从已知推导未知，以类万物，中国古代圣贤即是以这种演绎方法来认识世界，建立了整个传统文化体系。
“取类比象”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传统文化中最基础的文字即是象形文字。“取类比象”，这是中医理法方药的灵魂。舍此他求，皆是外道。
“取类比象”——学习中医的捷径
万物皆有“象”，按同象同类的原则，由一般到个别，从已知推导未知，以类万物，中国古代圣贤即是以这种演绎方法来认识世界，建立了整个传统文化体系。中医是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中医学中亦有“象”，古人发现，人与万物皆在天地间，其实和天地自然并无二致，天地是一个大宇宙，自身即有一个小宇宙。因此说，天地之象、万物之象与人之象可互相对应。
学习中医，先要领会这个“象”，这是学习中医，进而深悟中医的必需方法和必然过程。中医治病，很多时候是比“象”用方。症有象，方有象，药有象，穴有象，能够“取类比象”，并且融会贯通，把治病与时间和空间结合起来，即是最高明的中医。比如：叶天士用梧桐叶催生，即以落叶禀金气而下降，类比孕妇产子之不下，这个例子即是“近取诸身，远取诸象”的体现。
中医重视“取类比象”，这是中医独有的思维模式，是精通中医的关键。把“象”悟透了，万事万物都可与中医产生联系。学习中医就是要把握古人认识事物的方式，从思维方法和哲学方法上去理解古人，如此才能如庖丁解牛般顺畅自然。天地万物莫不有象，透过“象”去感悟中医，是我们进步的捷径。
“取类”是抓住了矛盾的共性，“比象”则是一般指导下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二者结合，正是中医的核心思维模式。“取类比象”可以说是中医“天人合一”理论的具体应用。
一、“象”从何处来？
《大学》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格，推究；致，求得。穷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即是格物致知。
数理化也是格致的学问，但数理化并不能达到诚意正心的效果。为什么呢？古人的格物致致，其源于“天人合一”，是一种“取类比象”思维，物与人互通，而现代的数理化与人是不相通的。也就是说，所谓的“象”，是从格物来的，但格物的思维是“取类比象”。
以经络气血为例，经络调节气血运行的规律与洋流的规律运动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经络气血的运行即是由主干及细枝，由主及次。
再以中药功效为例，中医认为：物从其类，同形相趋，同气相求。故“皮以治皮、节以治骨，核以治丸”，“子能明目”，“蔓藤舒筋脉，枝条达四肢”。比如五皮散可以治皮水，《成药便读》云其“皆用皮者，因病在皮，以皮行皮之意”，借以说明药用部位与病位的疗效关系。再如《本草思辨录》中云：石膏“丝之纵列，无一缕横陈”，极似肌肉纹理，其性主解横溢之热邪，故善治肌肤大热。又如，陈皮外有棕眼似毛
二、“取类比象”的原理是什么？
天地之间，万物万命，不离五行；人生天地之间，亦禀五行而有生长壮老死。人吃五谷杂粮，人的五脏六腑各禀五行，与万物万命互相关联。能知五行生克制化之理，则人的生命与万物万命自然相应。所谓取类比象，即是人与万物万命之间所禀受的五行之气相互贯通而已。
中医四大经典最重视“取类比象”，整个脏象体系就是“取类比象”思维的延伸，“取类比象”思维在中医的起源、形成及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内经》有言：“览观杂学，及于比类，通合道理。”又言：“不引比类，是知不明也。”借助取类比象，我们不但可以学习传统中药，还可重新认识某些药物，甚至发现新中药。只要合乎取类比象原则，其功效必能在临床实践中得到不断印证——这正是中医药的精髓。
三、《内经》与“取类比象”
若问，《素问》八十一篇，哪一篇最能代表《内经》的学术水平呢？我选择《阴阳应象大论》篇。
此篇讲解阴阳，包括天地、万物以及人体阴阳，虽然以阴阳为本，但重在“应象”。所谓“应象”，即是“取类比象”。可以说，整个中医理论的核心就是在“天人合一”理论下的“取类比象”，五脏六腑、中药功效、穴位主治等等皆对应于天地阴阳。
我认为，这篇文章代表着《内经》“取类比象”思维的最高水平，若能悟透其理，并能应用于日常生活、临床以及养生之中，必然有助于医术提高。其中的许多概念都不能忽视，如“天有精，地有形”、“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等等，皆是分析人应该如何取法天地之象。
历代中医有大成就者，无不精熟《内经》。反复阅读《内经》，可以锻炼医者的思维方式，从而使医家在临床上灵活圆融，左右逢源。《内经》的主要思维模式是“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取类比象”，这些思维模式很难直接训练，精读《内经》则是一个方便法门，从而让学者进入整体性直觉领悟的境界。
四、中药与“取类比象”
古人观天察地，自有一套格物致知的学问与方法。本文重点谈“取类比象”，掌握这个方法，比单纯记诵中药的功用更有意义。
中医的“取类比象”是一门格物的学问，把生命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互相结合，去分析其中的联系。取类比象并非胡乱联系，而是符合天人合一的规律的，且经得起临床验证。比如，按此法可迅速识别自然界中的多种药物的功用，且验之临床亦能屡用屡效。严格来说，整个《本草经》其实就是一部取类比象的学问。
中药学是格物致知的学问，要求“取类比象”，而不是分析成分。我们学习中药，就是要掌握这个取类比象的思维模式，而不是拼命地背诵每味中药的现代功用。
中药离不开取类比象思维，千万不能依赖药物成分。比如，诸藤皆缠绕蔓延，纵横交错，无所不至，以之比象人体的络脉，故有通络散结之效，治疗久病入络者，如络石藤、忍冬藤、葡萄藤、鸡血藤等等皆有同样的功效。再如，牛膝其节如膝故可治膝关节病，续断多筋而能续绝伤，杜仲多筋坚韧则可坚筋骨，伸筋草其形似筋而能舒筋通络等。又比如，穿山甲最能穿土打洞，故有破癥瘕、通经络之功；蝉，其声清响，昼鸣夜息，故以蝉蜕治失音、小儿夜啼诸症；虫类善能走窜，具搜剔之性，多具活血、祛风湿等功用，如土元、蜈蚣等。徐灵胎的《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即是依据“取类比象”思维写就的。
再如，大枣色赤而肉润，赤能生血，肉润补脾，故为补脾要药；独活“有风不动，无风反摇，故名独摇草”，乃知其能疗水湿伏风。动物药中，生长周期较长、喜静、性情温顺的动物的甲角多主静，如龟板、水牛角等；爬形类和生长周期较短、善动、性情凶猛的动物药多主动，如土鳖虫、全蝎、蜈蚣、各种蛇类等。
五、“取类比象”是中医核心思维之一。
以象论“天人合一”：中秋时节，月得水气而成满月，正是金水相生之时。应之于人：肺为金，肾为水。经云“其本在肾，其末在肺”，即是讲金水合为一气。若金水不相生，则肺肾不交而患成燥咳。应之于药：玄参与天门冬二药皆入肺肾二经，皆能禀金水二气，得上下环转、生生不息之妙用。
以象论用药：发为肾之余，头发得肾气之精而能乌黑发亮。若肾气亏虚，就会出现头发斑白。中医治疗肾虚发白，多从补肾入手。常用四季长青的女贞、侧柏叶等来乌发。从医理分析，这类中药经冬而不凋，其“肾”气旺盛，故可取类比象，以之入肾补肾。推之，诸藤以舒筋、中空以发汗、花善解郁等，都是“取类比象”的临床应用。
再如，凡诸皮肤病，以及过敏性疾病，我都嘱咐病人忌食鸡。按天地自然之理，取类比象，则鸡属巽，属风，易致内风妄动。且中风患者亦需忌鸡，以防风从内动。
以象论生理：有的家长不肯让孩子多做户外运动，怕汗出易感冒。却不知汗出是自然反应。按中医取类比象思维，出汗有如下雨，下雨是天地阴阳趋向和谐的反应，出汗也是机体阴阳和谐的反应。能出汗，说明孩子的身体满足了两个条件，一则阴阳充盛；二则阴阳升降出入的道路通畅。这样才能高下相召，阴阳相因，阳加于阴而为汗。
六、什么是真中医？
以中医执业，却不相信中医，挂羊头卖狗肉，这是真中医吗？当然不是。除此之外，只会开西药的不是真中医；用现代药理学指导中医临床的不是真中医；遇到大病急病即不再相信中医的不是真中医。
真正的中医人，其思维必需是纯中医的，必需有“天人合一”和“取类比象”思维。舍此，绝非真中医。比如“提壶揭盖”一法，用宣肺之法来通小便；“增水行舟”法，以生津润肠之法通便，这即是“取类比象”思维的具体运用。
近年来中医界走了一条所谓“科学化”的道路。忽视“取类比象”思维而搞中药的成分认证，将中医的概念理论作客观化、定量化研究，采取实验、实证、分析的方法，从组织、细胞、分子水平研究中医，结果是把中医搞得面目全非。
真正的中医，必然是依据“取类比象”理论来临床应用中药的，而绝不是依据成分。
小结：
我坚持认为，是否运用“取类比象”思维，这是判断真假中医的金标准。
“取类比象”，虽然不免有唯心主义之嫌，甚至让中医落下不科学的罪名，但在实践中却往往得到证实。而实践才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方法。
中医理论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医是前贤对于天地人进行了大数据的观察，然后分析归纳出来的；另一种则认为只要有了“天人合一”及“取类比象”的思维模式，前贤就能用阴阳五行作框架，一步一步地推导出中医理论。
“取类比象”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传统文化中最基础的文字即是象形文字。“取类比象”，这是中医理法方药的灵魂。舍此他求，皆是外道。
中医文化与西医文化
医学的源头是自然赋予动物身体的一种原始自救本能。例如蛇受伤后会自己去寻找一种叫“蛇含草”的植物，把伤口压在草上并来回摩擦、滚压，这样便可止血。人是万物之灵，是智慧的载体，人类逐渐把这种动物的自救本能总结起来，便形成了最原始的医学。
世界医学发展到现代，形成了两大格局，这就是我们俗称的“中医”和“西医”。两种医学的发展与其文化背景是密切相关且血肉相连的。正因为如此才使两种医学文化大相径庭。
西方原始医学和中国原始医学对自然界的认识其实是一致的。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认为：自然界由火、气、水、土四元素组成并由此产生万物的运动变化。成书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也认识到天体运动的“阴阳”规律和万物生成的“五行”规律。所以说中、西方原始医学对自然界的认识是异流同源。
中医又叫“汉医”、“国医”“传统医”等等。“中医”二字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其书记载云：
以热盖热，以寒增寒，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中医”二字形成名词真正被世人所用是在鸦片战争前后，东印度公司为了对比西医，才给中国医学起名为“中医”。1936年，国民政府定《中医条例》，法定“中医”二字，从此“中医”正式出现在各种文案之中。
现代人对“中医”二字的理解多为“中国医学”的简称。其实这种理解已经歪曲或遮蔽了中医的本质与核心思想。中医的“中”不只是一个相对于西医的方位、国别或民族的概念，而是中华哲学——《中庸》里所说的“致中和”的“中”。中医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对“中”的运用。
中医治病其实就是调理“阴阳平衡”的一个过程。“阴阳”二字最早出现在《易经》里，“一阴一阳之为道”，“阴阳”万物之始也，有了阴和阳，才有万物。老子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这就是我国古代哲学的“阴阳”观念。
西医治病也讲究“平衡”，称为“酸碱平衡”，西医认为：人体内的钾离子和氯离子各有156毫克单位，两者的平衡叫酸碱平衡，也叫PH值平衡。PH经常变化，变化的时候有三个缓冲对：氨基酸缓冲对、磷酸缓冲对、碳酸缓冲对，都是调节器，酸高一点可以调整，碱高一点也可以调整，等到三个调节器都无效了，体内的电解质就紊乱了，便会出现酸中毒或者碱中毒，用中医学来说这就是阴阳不平衡。但是西医不讲“阴阳”也没有这样的概念，它讲人体内环境的“稳定”。其实不难发现此处的“稳定”和中医的“中”字是完全一样的概念。
【二】
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其发展的目的都是为了治病救人，但中医和西医对于人体的认识却有着天壤之别。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西医理念中的“人”已经从解剖意义上的器官发展成为显微镜下的细胞联合体，而中医却始终相信“人”是一个不能打开的黑匣子。“天地大宇宙，人体小宇宙”，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与外部环境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医眼中的疾病不仅仅是某一器官的病变，而是人体内部或外部的平衡被破坏了，平衡一旦失去，人就百病丛生。
中、西医文化对疾病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西医认为：人体得病是因为病毒或者细菌对身体的侵入。治疗的药物类似于子弹，到人体里把这个“敌人”消灭。中医却不这样认为，中药不直接杀死敌人，而是相信“人体自有大药”，要把人体内本来就有的大药调动出来，让你自己去把敌人驱逐出境。
中医与西医为什么同源而不同径，同的而不同矢？这主要源于产生两种医学的不同民族文化。无论是哪种医学都是在自己民族大文化背景下滋生出来的对自然界一个方面的认识。
简单的说中国文化是“用心”的文化，而西方是“动脑”的文化。西方文化自古以来注重理性思考和哲学反思，中国古代是缺乏逻辑和理性的，学者大多都是诗人和散文家。中国古代文化强调直观体悟，所以悟性的高低是判断一个人聪明才智的基本指标。注重逻辑与理性思维多是同“动脑”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西方人认为：理性的思考总是要“动脑”才能达到。早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古希腊医学家阿尔克莽就通过解剖发现大脑是感觉和理智活动的中央器官。后来古希腊的“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古罗马的名医盖伦，以及绝大多数西方学者都坚持这一见解，以此来认识自然与生活。所以才有了“动脑”的文化。
【三】
公元二世纪，也就是西方产生解剖学的时代，这是发展西医的前提，也是奠定西医学的基石。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出现了张仲景，把中医条理化，总结出“六经辨证”“辨证施治”的理论。中医常说“气”、“穴”、“经络”，在西医中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对应词汇，因为靠解剖学发展起来的西医，在人体解剖中找不到所谓的“气”“穴”“经络”，那么这些医学术语，中国又是靠什么获得的呢？就是依靠直观体悟。
注重直观体悟的思维多是与“用心”联系的，千百年来，中国先民始终相信人是用“心”来思维的。例如孟子就说：“心之官则思”。虽然现代科学已经告诉我们，思维在于脑而不在心，但这样的文化理念与文化元素仍然存在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中，所以我们才有了至今还在用的，诸如“用心学习”、“心想事成”、“心领神会”等一系列的词语。所以才有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用心”文化。其实从文化层面来说，无论是认为人是用脑来思考，还是用心来思考都没有对错之分，因为这只是一种源于原始文化的视角观而已。
王前先生在《中西文化比较概论》中就说过：“用心”与“动脑”从根本上讲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两种差异明显的思维方式。“用心”的特征在于注重心物交融，直观体悟，知情意相贯通，“用心”获得的许多知识和技艺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而“动脑”的特征在于强调主客二分，逻辑推断，理性至上，“动脑”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力求严格精确的表达。
那么在这两种文化思维的大环境中，所滋生出来的医学文化又有着怎么样的区别的呢？
中医自古以来就渗透着“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思想倾向。《黄帝内经》中就讲：“人与天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中医解释“天人”关系的基本方法是通过阴阳、五行、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与天干、地支的交叉、排列组合而成的，这就是中国先民对世界直观体悟过程中所建立的一套抽象性较强的理论体系。
这种理论体系同样是受“用心”的文化影响所致。中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的思想传统，这也是中国先民对自然的基本态度。古人认为“人有人心”“天有天心”。大地也是一个活的生命体，像人体一样，有经络，有穴位。据中国最古老的地理文献——《禹贡》记载：昆仑山是众山祖，于此发源出华夏的三条“龙脉”，第一条黄河以北称“北龙”，第二条黄河与长江之间称“中龙”，第三条长江以南称“南龙”。龙脉之外还有无数的支流，形成脉络体系，所以《山海经》中就记载地理上的二十七道经络与人体的二十七条经络是相对应的。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当然另当别论，但这种思想是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具体表现。所以中医强调人体内阴阳五行关系同天地间阴阳五行关系相互影响，彼此对应，必须不断加以协调，方能达到阴阳调和，适时有序，机体正常、精力充沛。例如《黄帝内经》所说：
夫阴阳四时者，万物之始终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害生，从之则疾病不起，是谓得道。
中医诊病，讲求以物象、病象、天象来确定疾病性质，就是以阴阳五行等的对应关系为基础的。在此基础上，中医讲“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辨证”，既与“天”（自然）有关，又与人的生理有关，体验性恨强，适于描述和规定天人之间的各种对应关系。中医还认为季节、气候、时间、地理等因素都会影响人的生命过程，与健康或疾病存在某种或强或弱的关联。因此，养生和防治都要注意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包括饮食起居要适应时令变化，治疗时要因时用药，在摄生、诊脉、针刺等方面也要考虑时间因素，这些都是“顺天应人”的中药措施。
【四】
从这样的医学观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中医文化对“人”的理解始终是一个整体，把人看成是日月交替，四季行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中医注重活体的整体机能，与天地万物不可分割，而西医呢？注重的是生理解剖，也就是把人放到一个绝对的个体层面来研究。那么注重生理解剖的西医文化，其文化渊源有来自何处呢？
相对于中国“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的思想，西方有一套完全相反的文化理念，那就是——“征服自然”。
在西方文化中，“征服自然”是一个具有典型特征的思想命题，形成这样的思想观念有着多方面的思想因素。西方文化中对“自然”的理解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历史演变，逐渐由人们敬畏的对象变成人们控制的对象。换句话说，西方人似乎站在自然界之外来研究自然，把自然看成是异己的力量。这一思想视角与中国文化截然相反，从而也就注定了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不同哲学思维模式。这也是中医注重天人合一，西医注重解剖的根茎。
在西方文化中“征服自然”的思维模式是怎样形成的呢？这与他们宗教神学有很大的关系。文化的原始状态就是神话。基督教认为：人和自然都是上帝创造的作品。换句话说，人和自然是平等的关系，都是上帝的精品杰作。基督教神学倡导超越尘世生活的信仰，对“自然”本身并无太多的兴趣。所以西方人就不像中国人那样对自然抱有万分的崇敬。真正属于中国的宗教只有道教。佛教源于印度，所以如来佛祖和太上老君并无亲戚关系，而道教源于道家文化，道家哲学的思想核心又是“顺其自然”“自然无为”。所以从宗教文化而言也同样注定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异同。
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科学家们开始用自己的研究来揭示自然现象的奥秘，例如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从不同的领域切入，让整个自然图景清晰的展现出高度机械化的态势。从此“自然”明确地成为西方人思维的对象。他们心目中的“自然”不再是“自然而然”的东西，一切都有原因，一切自然过程都可预测和控制。这与中国文化顺应自然、融入自然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伴随着“征服自然”的思维，西方人对自己身体同样感兴趣，把自己的身体也放在一个界外来研究。头脑怎么运转，心脏怎么工作？他们把人体也看成是一个精密无比的机械化的东西。要了解他就必须打开它，所以解剖学也就孕育而生了。这与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打不开的“黑匣子”的思维截然不同，这也就注定了中医与西医的区别。
“天人合一”与“征服自然”是一对文化矛盾。它不仅影响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影响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哲学视角。我们不能判断是“天人合一”胜于“征服自然”还是“征服自然”优于“天人合一”，所以我们也不能判断是中医胜于西医，还是西医高于中医。因为文化并无高下、对错之分，有的只是不同思维、不用视角、不同观念的文化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