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给新摊主们的时间不多了
几天前刚刚销货完小玩具的他决定改变策略，选择将摊位与钓金鱼、套圈的大哥们摆在一起，试图通过所谓的“集群效应”来引流，“代价”是当大哥去忙其他事情的时候，他需要帮忙看一下金鱼摊，否则路过的熊孩子们可能会带来难以估计的损失。
当然灵哥的生意也确实好了起来，但这对我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一个月前“地摊经济”的刷屏以及社交网络的积极响应，曾经让我产生过一个设想：当深谙互联网经济玩法、充分经历了社交网络浸淫的年轻人们开始成为摊主的新摊主们，“地摊”这个形象与职能定位已经被严重固化的经济形态，说不定将经历一次重要的重新定义？
而如今设想仍然停留在设想，我却不知道还能不能用“新摊主”来定义成仁路街头这个业务熟练的年轻人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部分采用化名
酥肉王子很符合我对于“新摊主”的设想：在“地摊经济”兴起后决定出摊、此前并不以摆摊作为主要职业，并且在社交网络大发展后迎来自己的青春期，这让电商天然地定义了她的一部分“生意观”——而她也是我找到的所有“新摊主”中最出名的一个，甚至“一不小心”成为了四川首富夫人镜头中的品宣素材。
那大概是在六月中旬，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的妻子@李巍Lisa发了一条有关夜市逛街的抖音，并配以旁白：
“……最让我惊讶的是，这里还有个年轻人在卖我家的小酥肉，听说还是小有名气的网红……也许这个年轻人并不知道，今晚照顾他生意的就是这个产品的创始人，我们白手起家的时候，也是从青石桥卖鹌鹑蛋开始的，也许这条街上，也会诞生不少企业家。加油哇！年轻人！”
这多少有些“蹭热点”的味道在里面，因为我发现酥肉王子对新希望酥肉的选用并没有经过什么严格的“选品程序”，或者更准确地说只是“图方便”，鲜有经营层面上的考虑。比如她给我算过一笔账：
一袋1kg的小酥肉售价为50元，通常能炸十几碗小碗，按照卖12元一小碗的定价，再考虑到摊位物料的制作成本、自己投入到其中的时间成本，作为夜市卖品的原材料，半成品小酥肉的成本其实相当高昂。
酥肉王子也并没有成为“企业家”的打算。她摆摊的原因主要是“觉得（酥肉）好吃，而且比较闲，于是给自己找点事情干”，以至于她花了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主营业务之外的包装创作当中：她花了三天时间筹备摊位的装饰，设计并制作了“酥肉王子”灯牌、喷绘Q版人形牌照以及贴在餐盒上的图案。
她甚至没有做“长期生意”的打算。现在再去玉林西路夜市已经找不到这个摊位，酥肉王子在摆了一个多星期后就撤摊了，她在关注度有1.4万的个人微博上宣告：“本次任务结束，接下来会有很多新尝试。”
我很好奇酥肉王子的本职工作，并在询问未果后试着从她的微博、朋友圈中来寻找答案，后来满脑子想到的都是一个美剧里高频出现的形容词：chill——在撤摊之后的日子里她和朋友们探店、看展、撸猫、买花衬衫，也没在其他地方继续摆摊了。
“摆摊当乐趣”也几乎是所有兴起于2020年夏天的摊主们最具代表性的基调，无论他是个人出摊还是入驻某个大型商圈的市集。
比如壹购广场上的春熙路夜市。在这里摆摊一晚上要120块，申请摊位时还要审核卖品，主打手作、文创用品、小饰品、小皮具、扎染、异域装饰等颇需成本投入的品类，你很难想象入驻的摊主们能够以这样的经济形态为生。
但在小红书搜索“成都夜市”，10个里面有4个都是以这个夜市为主的内容。一个月以来，这里的摊位渐成规模，从十几个扩张到了几十个。
而前段时间出现在全国各地的“豪车摆摊”，也是“人均玩票”。比如昆明有名的别墅带商圈1903公园所组织的“豪车市集”就有鲜明的“联动营销”影子，某些品牌的豪车可以免费摆摊。在活动通稿里，这个活动正式的名字叫做“汽车文化夜间市集，Park1903引领夜间经济新商业模式”。
主办方声称这个市集成交量破百万，包括：跳舞表演、灯光走秀、卖粽子（礼品盒套装，493元/套）、卖除汗剂、卖鲜花、凉面和木瓜水，交易成功的，还有一辆售价172万元的二手法拉利FF。
不过更进一步的是，豪车能够帮助他们吸引关注，也能放大他们的争议。他们常在灯光充足的商业区旁的公共用地上停着，售卖明信片、干花、耳饰等与邮费不匹配的廉价商品，他们靠着车聊天打闹，接待零散路过的客人，也为交警的到来提前做着准备——因为驾驶员在场的情况下，交警往往不会直接开具罚单，即使他处在违停区域。
于是在不断地传播下，一个偏见在缺乏“深度阅读习惯”的舆论环境中被反复夯实：摆地摊的年轻人大概率都不缺钱，大概率都不以摆地摊为生，大概率都是为了找乐子。
我在灵哥身上看到了这种“偏见”带来的具体影响。与酥肉王子、豪车车主们不同，灵哥失业了小半年，在疫情后开始打零工，并指望“地摊”能够帮助自己顺利地开启下一段职业规划。
于是在确定自己要卖什么前，他在成仁公交站附近观察了好几天，每天下午从五点到九点：“卖网红气球的卖了三个，二十一个。卖兔子的卖了两只，二十一只。卖饰品的卖了几个，七块到十块一个。买酸梅汤冰粉的生意最好，十多个。卖衣服的没开张，十块一件起。”
耗了两个多星期，灵哥决定卖小孩玩具，什么会发光的仙女棒，一路唱歌一路摇头前进的小羊，他从1688进货，成本快一千。他也别无选择，“水果我们玩不起撒，周围都有啥百果园，卖得不及时没两天就烂在车子上了。这附近小孩多，每晚多少还能买点。”
（灵哥给我展示这个小程序，但他说这个小程序数据不全，有的地摊点已经撤掉了，上面还是显示的有摊点）
他的想法很理性，将成仁公交站看做地标，代表着成都中高阶层的购买力，附近的楼盘均价在3万左右，并且教育资源齐全、大型商圈配套，这里的居民理应“恩格尔系数更低”，更懂孩子“寓教于乐”的重要性，从而转化为实打实的儿童周边消费者。
但摆了好几天，灵哥的销量明显低于预期，中产育儿的精耕细作似乎更倾向于少儿编程、英语和轮滑，并没有多少空间容纳下他的玩具，光顾他生意的大多数还是老人和小孩的组合。
一个月后的回访里，灵哥逐渐把小玩具销出去后，他狠了狠心增加了投资扩大了阵线，换了场地，和钓鱼的、套圈的大哥摆在一起，生意总算好了一些。不过提心吊胆熬过了北京疫情的反扑，又开始担心成都最近的多雨天气。
他最近也减少了朋友圈的更新频率，回复我的速度也开始变慢，原因是很忙，要留一只眼睛看住折腾的熊孩子不把鱼弄死。
好在灵哥一向是乐观的。他给我看他的摆摊微信群里的对话，一个陌生网友在清理挤压库存的云南野生大树茶网友感叹“从开店的坐商变成摆摊的行商，今天是摆摊第一天”，灵哥就安慰他“大环境如此，没法。风雨过后见彩虹。”他的个性签名还和一个月前的一样：
“越是感觉无望的时候，可能希望往往就在眼前。”
其实从时间线来看，“地摊经济”并不是六月份忽然火起来的。比如《人民日报》引用的成都“马路经济”数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2230个，允许临时越门经营点位17147个、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20130个、增加就业人数10万人以上，实际上是截止至5月28日的数据。
距离后来的朋友圈刷屏、新媒体借势营销热潮，数据出炉几乎提前了两周，存在一个微妙的时间差。
后来有人将这种时间差解释为“地下文化出圈”，认为“地摊”就像所有亚文化一样，它是一个解决方案，能帮助因为疫情而影响收入的人们解决实际问题，但它的形象在社会舆论里“太难看”——直到它悄然走红到足够引起媒体关注，并在舆论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相对积极的社会定位，人们才坦然讨论起来。
换句话说，“地摊”话题的兴起可能并不意味着“地摊好做了”，而是更多意味着“有关地摊的问题终于可以公开讨论了”。
这也是老摊主李智不看好新摊主们的原因，在他看来作为“摊主”可能遭遇的困难，并不是随便读几篇公众号文章、几条热搜就能弄明白的。
李智的寿司小摊开在武汉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后街西苑，那是一个总登上武汉本地生活方式公众号的地方，也有不少因为给量慷慨而走红抖音的小吃。前段时间因为实在没有生意，他去应聘了汽车销售，要经过为期四天的培训之后才能上岗，但他没通过第二天的考核，“底薪2000，摆摊生意最好时一晚上就能挣一千了”，于是他又重操旧业开始出摊，每天入账几百块，净利润他还没敢算。
（曾经的西苑）
后来就是“地摊经济”的全方位爆火，“好消息”不断传来：阿里巴巴推出了700亿无息赊购计划、京东和苏宁也分别推出了“星星之火”、“夜逛合伙人”等看起来很慷慨的举措，但李智很难估算这些利好到底能带来多大帮助，因为他有稳定的线下进货渠道，也有熟悉的送货伙计开车，在没有疫情的经济周期里，他依靠这样的组合打垮了各种电商思维。
对李智来说“毕业季”的到来或许更具现实意义。从六月到七月，毕业生分批回校收拾东西，短暂为他带来过一阵子客流，又迅速地灭掉了，这让他陷入了一个窘境：
他的生意很大程度上依赖学生客流，通过熟客完成口碑传播，但寒暑假一起放让有更多熟客连声招呼都没打就离开学校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换地方”也是需要谨慎的事，因为“卖小吃肯定是要长期做，事关食品安全嘛，还是和卖衣服卖小饰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不一样的。”
林老汉和妻子面临的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麻烦。
他们夫妻俩之前在成都红枫岭外面的空地上摆摊，因为太过热闹，引起了门店业主的不满，加之因为扰民业主和小摊贩偶有冲突，终于在六月的某天从城管那里得到了新的安排：
摆摊的人全部向北迁移几百米，前往成都四十九中学旁边的路口。
和林老汉一起迁来的还有年轻摊主aka潮流小妹图图和刘姐，那是她俩摆摊卖衣服的第二天，大多数书基本款式，三两件是设计感的亮色绑带，三十一件，五十两件，荷花池进货，成本一千。“他们摆摊是生活，我们摆摊是生存”，图图指了指旁边摆摊的钵钵鸡小摊，林老汉夫妇的摊位。
其实这也不是林老汉和妻子熟悉的生活，因为新摊主们普遍都使用移动支付、甚至可以网上下单线下提货，而他们却“耍智能机耍得不利索”，又听说了那种坏人把收款码换成自己的二维码的故事，于是产生了许多额外成本，比如装了一个嚷嚷得足够大声的小喇叭，每当有人付钱时，他总是迟缓几秒等到喇叭响起报账的声音才点头说行行行。
他们更怀念以前。孃孃说他们早年在广汉有一个门店卖钵钵鸡，后来因为遭遇了车祸，没法顾及门店。这几年搬到成都和儿子住，闲着没事出来摆个摊赚钱，早上早早起来到市场进货，中午加工，下午四五点钟出摊。
我注意到他们的小推车招牌上印着“四川卫视美食节目《四川味道》推荐 抖音网红钵钵鸡”。
“你玩抖音吗？”我指着他们的招牌问道。“不玩。”“那你为啥说你家的钵钵鸡是抖音网红？”“打印店的人说的嘛。”
一个月过去了，林老汉的摆摊生活没有多少变化，时程表没变，只有和灵哥相同的担心，天气阴晴不定雨水不断，林孃孃受过伤的腿在雨天行走总是要小心翼翼，让人打不定主意要不要出去摆摊。
图图和刘姐好不容易趁着四十九中放假前把T恤卖掉了，赚来的钱拿去接手了北京一个小姐妹的小饰品摊位，据小姐妹所说，生意很好，自己已经卖光又进货第三次了，自己要去实习才脱手的。接下去刘姐和图图打算卖老头老奶奶汗衫，至于和小饰品放到一起卖搭不搭配，这又另当别论了。
和他们聊天的时候，我总是不自觉地想起8年前马云王健林那场著名的对赌。在2012年底，他们约定“2020年，如果电商在中国零售市场份额占50%，王健林给马云一个亿，如果没到，则由马云给王健林一个亿。”
后来在行业媒体的解读里，这场对赌被认为隐喻了中国零售产业的布局——互联网可+世间万物，但技术在给人们带来很多便利的同时，也区分出了残酷的上游和下游——上游定义着游戏规则，下游源源不断地成为资源，补充到稳定运行的行业机器里。
好在高考季来了，前段时间被各大营销号挖出的“互联网大佬们也摆过摊”的故事，现在变成了“互联网大佬都上了什么大学”。鸡汤换了几种口味，但锅里头那只鸡没换，还是成功学的模板。
目光回到现实来，鸡汤使人虚胖。小红书、抖音里“日赚小几千”的帖子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这阵从政策松口开始刮起来的风已经吹了一个月，有人起飞了，有人落地了，有人跃跃欲试着起飞。地摊在人们的实践里又慢慢流淌回原有的河床。
虎嗅年度十佳作者
十年广告创意工作者
本文来自微信订阅号“互联网指北”（hlwzhib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