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超群：人口政治—基于人口普查的国家议题发现 | 聚焦年会
2021年1月8日，由政治学人团队策划的“政治学基础理论：坚守与创新”大学问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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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介绍
孙超群
孙超群，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基层治理、公共安全等方面研究。发表有《论烙印群体及其就业帮扶政策困境——以我国刑满释放人员为例》、《公共危机事件后的社会信任修复研究 ——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例》等多篇学术论文。
内容速递
《人口政治：基于人口普查的国家议题发现》
图｜年会现场
孙超群博士的发言主题为《基于人口普查的国家议题发现》，以人口为轴线，主要阐述了“人口”是如何进入国家治理视野的，人口普查如何升级了国家议题的行动方式和基于人口普查的国家治理运作逻辑。
首先，孙博士先从人的概念出发。人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构成要素，是政治生活中最活跃、最核心、最关键的政治群体。当我们把人的概念放在国家事务和国家治理的层面时就会发现一个问题：组成国家的个人似乎和国家治理对象是不同的。孙博士向我们举例证明：虽然国家治理，不能控制人的生存和死亡，但是它可以通过有效治理去调节一个国家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米歇尔·福柯对这个现象提出了新的理解，他认为提出国家议题的不是个人、不是一系列人、不是成群的人、也不是杂多的个人，而是一个抽象意义上的集体生命——人口。
其次，孙博士还原了人口作为一个政治生命是如何进入国家治理视野的。事实上，人口对于国家治理而言并非一个陌生的概念，早在古巴比伦，古埃及就出现全国性的人口调查。传统意义的人口认知是建立在“君权—臣民”权力轴线上的。在君权主导的国家社会中，同广袤的领土和丰富的财富一样，众多的人口也是统治阶级强大的标志。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了众多的人口，就证明了它拥有庞大的劳动力、军队数量和税收收入，那么它的统治阶级无疑是特别强大的，因此统治者非常重视人口的调查。以中国为例，从西周的“大比”，西汉的“案比”，隋朝的“输籍法”和“大索貌阅”，宋朝的“丁籍”和“保甲薄”，明朝的“户贴”，清朝的“黄册”，中国人口的调查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然而，在封建统治者的眼中，人口似乎只是规训的配备和臣民的集合。但事实上，人口会受到一系列不可控变量的影响，如天气、灾害、伦理、民俗、宗教、法律、天性等等。这也决定了以规训为目标的古代人口普查存在较多的缺陷，比如：重男轻女，隐瞒匿报，调查滞后等。而现代意义的人口是建立在人们对主权问题的反思之上，人口与权力是相互关联的，如果权力掌握在君主手中，那么面对君主，就不可能有集体生命，而是规则下被统治着的人的集合。相反，如果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面对国家治理和治理艺术的时候，就有了人口。“人口”不是“人”，而是一个有序的结构。
再次，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从等级专制到人民主权，人口走上历史的舞台成为国家社会的主宰。尽管构成人口的个人有不同的诉求，但是能上升到国家层面的诉求往往都是具有公共性的诉求，我们把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公共诉求称为人口诉求，那么国家议题是如何提出的呢？通常的理解是一个“诉求输入→信息处理→行动输出”的政治系统模型。在理想情况下，如果每一个人都能说真话，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念，即说真话，人口诉求便能输出国家治理的议题。但现实并非如此，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真实的表达自己的诉求，人口诉求可能是不完整、不充分的，正如狄摩西尼所说：“我很清楚，既然如此直言，我就得无视说出这些东西将招致的一切后果”。然而，退一步讲即便是真话，也是有局限的。因为“说真话”只能揭示存在性事物的面纱，却不能预测未来，公民与未来的社会存在一定的界限。这个界限来自人的盲目性和时间结构之间的界限，人口诉求是片段化的，不连续的，所以诉求输入很难真实地反映人口的诉求。因此，在自下而上收集国家议题存在缺陷的现实情况下，人口普查作为一个自上而下发起的国家议题发现方式，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如果把国家比做一个生命体，每个个人就是他的细胞，人口代表着细胞的整体状态，人口普查则是一个自我检查的过程，通过收集生命体内的信息，了解生命体的健康情况，发现问题，分析规律，预测未来，并设计治理的方案。
基于大规模的人口普查，政府能够以国家之眼采集诸多普遍性、一般性的信息，提高国家社会的像素，并通过时间维度，内容维度和区域维度的一纵两横”比对、计算与分析，形成系统、整体、全局的国家知识，这些国家知识不仅是真实、显像化的，而且在统计学意义上又是可测量、可储存的。换句话说，人口普查不仅可以将过去可见不可知的事实变成可知的数字或许标签，甚至还能够发现大量过去既不可见又不可知的问题，一些国家治理的新着力点。从人口发起的国家治理蕴含着一套从模糊到清晰、从数字到行动、从基础到创新、从现实到未来的运作逻辑，影响着国家发展的方向和逻辑。从模糊到清晰塑造可测的事实，从数字到知识追求循证的治理，从静态到动态实现能动的更新，从现实到未来进行科学的规划，以此更好地反映人民的真实诉求，为人民群众解决困难。
最后，孙博士指出人口普查面向复杂样态的复合治理运作逻辑，我们应该思考“人口”的政治，关注人口普查，这对于我国人口发展战略与国家治理的设计必会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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