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钱币书法演变源流探赜
北宋景祐五年（1038），长期活跃于西北地区的党项族在其杰出领袖李元昊的带领下， 正式建立了西夏王朝。西夏不仅创制了“番文”即西夏文，而且武力强盛，先与宋、辽鼎立， 后与金、宋并峙，直到公元 1227 年方为蒙古所灭，享国 190 年。蒙古灭夏之战极其残酷， 导致西夏的真实面貌长期湮没不彰。直到清末黑水城遗址及丰富的文物文献被发现以后， 人们才突然意识到西夏的文化艺术原来相当繁盛，这里面自然也包括书法。遗憾的是，由于研究整理不足，西夏书法的整体时代谱系尚欠明晰。在这种情况下，西夏钱币铭文尽管 算不上当时的书法最高水平，但它时代特征明确，同时流通、支付功能使它与民众关系密切， 因而能够很好地体现西夏人对书法的基本理解和基本要求。这意味着，探究西夏书法的演 变源流，钱币铭文堪称最佳切入点之一。
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宁夏、内蒙古、陕西、甘肃出土大量西夏时期的钱币窖藏， 但绝大多数为汉以后的中原王朝、特别是北宋钱 [1]，可见西夏自铸钱的数量相对较少，致 使西夏钱的经济价值大幅提升，再加上质量极精，所以伪品或值得探讨者颇多，如西夏文“奲 都宝钱”[2]、“正德宝钱”[3]，汉文“天授通宝”等 [4]。有鉴于此，考古发现是考察西夏钱 文书法演变的最佳材料。旧谱著录的“大德通宝”，清人多以为崇宗乾顺大德间（1135— 1139）所铸，但争议颇大，又非考古发现，故不取焉。
考古所见西夏钱有铜、铁、银三类，铜质居多，铁、银次之。其中银质者为锭（铤）， 数量不多且存在国别争议 [5]，故本文以铜钱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在必要时兼及铁钱。这些 铜、铁币都是圆形方孔钱，出土或发现地点集中在宁夏、内蒙、山西、甘肃等西夏故地， 其他地方如湖南、湖北、广西、新疆、山东、东北三省甚至朝鲜境内都有零星发现 [6]。其 文字有西夏文、汉文两种，具体包括 5 种西夏文钱、8 种汉文钱，汉文钱又有 3 种是书体 不同的对钱，加起来共计 16 种。与绝大多数宋钱一样，西夏钱币也是年号钱，涉及福圣 （福圣承道，1053—1056）、大安（1075—1085）、贞观（1102—1113）、元德（1119— 1127）、天盛（1149—1169）、乾祐（1170—1193）、天庆（1194—1206）、皇建（1210— 1211）、光定（1211—1223）等，延续约 170 余年，略短于西夏政权存在的时间。就此而言，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所谓绍兴二十八年（1158，当天盛十年）“始立通济监铸钱”， 其实并不确切。
古代铸钱难以规范所有细节，即使同文钱币，也往往存在线条粗细、字形阔狭等细微差异[7]，于是就有了古钱学界非常重视的版别问题。西夏钱品种不多，版别却很复杂，仅“天盛元宝”就有数十种之多[8]。大体以贞观、元德为界，西夏钱的铸造工艺逐渐由粗糙走向精美，同时其书法亦由局促生硬趋向从容裕如。因为政治地位高于汉文，西夏文钱的铸造无疑会受到更多的重视，也更能体现统治阶层的审美意识，所以笔者的考察由西夏文钱币开始。5 种西夏文钱俱环读，表明如其形制一样，西夏钱一开始就自觉遵循中原确立的规范。首先是最早的“
（福圣宝钱）”（图1）
该钱发现较多，无论精、粗，都没有长线条、曲线条，凡折曲部位基本都被处 理成两截短促的直线，即先“断”而后再“续”，足见“作者”对文字的把握尚欠精准。
“
（大安宝钱）”（图 2）年代稍晚，笔画经营较好，不时有宽博闲畅之品， 但转折处仍不免略嫌生涩滞拙。“
（贞观宝钱）”（图 3）的曲笔处理非常出色， 相邻的雷同笔画如“
“
（贞）”左侧的三撇，也能在相似中极尽生动之能事。“
（乾祐宝钱）”（图 4）铸造精工，而且较“贞观宝钱”更趋紧峭瘦硬，显示出工匠对各 个环节的把握已近乎圆熟。“
“
（天庆宝钱）”（图 5）承此风尚，而再度趋向方 整，惟一的遗憾是稍失于板滞。 汉文钱中，天盛以前诸品均直读，其中大安、元德小平钱均作“通宝”，仅有的一种 折二钱作“元德重宝”；天盛以后均作“元宝”，环读。“大安通宝”（图 6）采用方整 的隶体，“元德通宝”则有隶（图 7）、楷（图 8）二体，无论哪种，都比“大安通宝”精熟。 而同是元德年间的“元德重宝”（图 9）不仅尺寸稍大，字也比较大，所以更显从容。诸“元 宝”以“天盛元宝”和“乾祐元宝”铜、铁兼备，不仅数量、版别最多，风格差异也最丰 富。因为更容易锈蚀，铁钱（图 11、13）的线条比铜钱硬朗，整体效果也更加斑驳一些。 与元德、大安钱相比，“天盛元宝”（图 10）诸字瘦健劲挺，颇存瘦金体风韵，“乾祐元 宝”有楷（图 12）、行（图 14）二体，但无论哪一种，均笔画丰润，有“万毫齐力”之意。
以“元”字为例，“天盛元宝”除个别末笔拉长外，多尚方廓，“乾祐元宝”则不仅楷体极力向右伸展，行书的抑左扬右之势也非常突出。承续此势而下的，是后来的“天庆元宝” （图 15）、“皇建元宝”（图 16）及楷体“光定元宝”（图 17），它们在笔画厚重程度、 体势倾侧方面较“天盛元宝”和“乾祐元宝”有所增强，所以显得比较厚重。换句话说， 西夏汉文钱书法总体上经历过由方整而劲挺，再趋向丰润厚重的演进过程。至于时间节点， 则第一次是在崇宗乾顺、仁宗仁孝更替之际，第二次在桓宗安全时期。
与汉文钱相比，西夏文钱品类较少，体现整体流变的能力不免稍显逊色。但深入考察， 西夏文钱的书法其实也经历了同样的演变过程：首先，较早的“福圣宝钱”、“大安宝钱” 是方整的类型；其次，“贞观宝钱”、“乾祐宝钱”逐渐定于劲挺；再次，“天庆宝钱” 则趋于丰润。更有意味的是，其转换时间也与汉文钱大体一致。这充分说明，由方整而劲挺， 再趋向丰润是西夏钱币书法演进的整体规律。
再进一步考察，不难发现这一演进并非孤立发生：
其一，从时间上看，以“贞观宝钱”、“天盛元宝”、“乾祐宝钱”为代表的书风转 变出现在辽、金易代及金军大举南下之际，前当宋哲宗、宋徽宗“进筑”图夏诸役，后联宋、辽、金之间的频仍战争，是西夏由危亡到兴盛的关键时刻。在此期间，利用宋、金矛 盾带来的有利局势，西夏先是一举摆脱了亡国之险，继而趁机扩大了领土，甚至还有一些 北宋边将主动投效 [9]。所有这些，肯定会吸引工匠、士兵、百姓等大量辽、宋“降户”到来。
北宋曾在陕西延州（今陕西延安）、耀州（今属陕西铜川市）、秦州（今甘肃天水）等地 设立铁钱监，又在京兆府等地设立铜钱监 [10]，背有“陕”字的瘦金体“宣和通宝”小平钱 （图 18）[11]，就可能是陕西当地所铸 [12]。对于这些钱监工匠，西夏想必会物尽其用，使 之成为提高、改善己方西夏铸钱技术和钱文书法的外来助力。例如，“天盛元宝”线条的 粗细、长短极其纷繁多样，固然可与地区、炉口的不同有关，但归根到底却然是工匠的差异。
在自身人口较少的情况下 [13]，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外来“工匠”到来，这种突然而至的“多 样化”想必不会发生。至于“乾祐元宝”版别之复杂，则是外来技术传统已被广泛接受的体现。
其二，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七三载靖康元年（1126）十二月，“金人指名索书 籍甚多，又取苏、黄文墨迹及古文书籍”，甚至由此衍为“苏学行于北”的盛况 [14]，苏轼书法亦因此而风行于北方，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金世碑帖专学大苏，盖赵闲闲、 李屏山之学，慕尚东坡，故书法亦相仿效。柯昌泗《语石异同评》也说：“宋南渡后， 金风行米书，然碑版仍重唐人楷体。”所谓“唐人楷体”，主要指颜体楷书，苏书之丰润 即出于此。北宋灭亡后，西夏东部与金接壤而与南宋隔绝，因而西夏钱文书法之由劲挺转 向丰润，显示出的不仅是西夏人对颜、苏之体的追慕，而且相当深刻地表明西夏人对中原 文化一以贯之的倾慕与模仿。
其三，由方整而劲挺的变化轨迹在辽钱中也能找到：辽景宗保宁年间（969—978）所 铸“保宁通宝”（图 19）[15]，号称影响有辽一代钱风之作，其书体兼八分，虽不妍美，却 能在疏散中显现出浑厚朴拙的韵致。到辽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5）的“重熙通宝”（图 20）[16]，四个隶书便已敛入规矩。辽钱的这种转变，与西夏钱相似而稍早，再加上辽、夏 关系始终基本稳固 [17]，我们自然有理由相信西夏之自铸钱币，与辽的示范有一定关联。
不能不提的，还有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种篆体西夏钱——篆体“光定元宝”（图 21）。此钱古人未予著录，1984 年宁夏滚钟口窖藏始发现一枚，后在陕西、内蒙又有所发现 [18]。其书法婉媚圆劲，既有玉箸之风，又具方俨之态，极堪玩味。其篆法与宋钱中的篆品（图 22）极其相似，特别是“元”字，更是几近雷同。另一方面，当时北方最著名的篆书家党怀英（1134—1211）据传曾书折十“泰和重宝”（图 23）之字 [19]。泰和（1201— 1208）是金章宗的第三个年号，稍早于光定，其钱文作风对西夏有所影响并不意外。
总之，西夏钱币书法演变，既是西夏自己的问题，又受制于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当西夏立国伊始，与周边政权，特别是中原政权的关系并不稳固时，其钱币书法不免粗疏； 而在这种联系密切并稳定下来后，钱币铭文就会逐渐精细，书艺水平也相应提高。由此可见， 西夏钱币书法的成熟，是离不开中原文化的滋养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西夏文的政 治地位在西夏高于汉文，但汉文钱的书法水平却明显高于西夏文钱。认清这一点，对厘清西夏书法的整体演进脉络，无疑会大有裨益。
注释 ：
[1] 宁夏考古工作者对贺兰山大风沟、榆树台、滚钟口三处窖藏钱币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北宋钱分别占84.9%、87.2%、85.6%，西夏钱仅占 1.4%、0.9%、1.5%，余为其他钱币。其他地区亦大体如是。牛达生：《西夏钱币的发现与研究》，《宁夏社会科学》1990 年第 5 期，第 91 页。
[2] 武裕民 ：《神秘的西夏文“奲都宝钱”》，《收藏界》2009 年第 3 期，第 51 页 ；牛达生 ：《西夏钱币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104—106 页。
[3] 1999 年，宁夏灵武磁窑堡征集到一枚西夏文折二大钱“（正德宝钱）”，收藏家杨森先以为真，后认为是用北宋折二型篆书“熙宁重宝”改刻。杨森 ：《西夏钱币汇考》，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31 页；杨森：《对西夏文折二“正德通宝”的再认识》，《宁夏钱币通讯》2012 年第 2 期，转引自牛达生： 《西夏钱币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106 页。
[4] 清道光十午（1830）张崇懿辑《钱志新编》，据宋著《泉宝录》考定“天授通宝”为元昊铸，是西夏首枚 汉文钱和最早的西夏钱币。李佐贤《古泉汇》录为“未见西夏钱”。卫聚贤、丁福保《古钱》定为西夏钱， 丁福保后来在《古钱大辞典》下编四画 118 下—119 上引旧谱谓“景宗铸”，上编四画 202 上图下谓“伪 品此”。山西省博物馆收藏 1 枚铜质小平钱，直径 23、孔径 6.6mm，重 3.8g，币文“天授通宝”直读，楷 书，与丁氏所录之环读者有别。不过，《泉宝录》实为清人著作，而元昊时期是否曾铸钱，学界亦存争论， 但主流意见是未铸钱。丁福保 ：《古钱大辞典》中华书局，1982 年，第 1408—1409、733 页 ；吴峰云 ：《梦想与辉煌：西夏钱币》，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25—27 页；牛达生：《“福圣宝钱”改译“禀德宝钱” 之我见》，《中国钱币》2010 年第 2 期，第 7—8 页；牛达生：《西夏钱币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 年， 第 41 页。
[5] 黎大祥 ：《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通用银锭》，《中国钱币》1991 年第 4 期，第 42—47 页 ；白秦川 ：《武威出土银铤应为金代银铤》，《中国钱币》2005 年第 3 期，第 19—20 页。
[6] 牛达生 ：《西夏钱币的发现及研究》，《西夏研究》2013 年第 4 期，第 103—104 页。
[7]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编译整理中心编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 20 册，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85—169 页。
[8] 于光建 ：《略论西夏天盛元宝钱币版别及武威西夏钱币考古的重要价值》，《丝绸之路》2009 年第 22 期，第 19—20 页。
[9] 《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靖康元年三月，夏人遂由金肃、河清渡河取天德、云内、武州、河东 八馆之地。四月，陷震威城，兵马监押朱昭死之。继而金贵人兀室以数万骑阳为出猎，掩至天德，逼 逐夏人，悉夺有其地。夏人请和，金人执其使。”又记建炎“二年正月，以主客员外郎谢亮为陕西抚谕 使兼宣谕使，从事郎何洋为太学博士，持诏书赐乾顺。亮西入关，……遂由环庆入西夏。庆历后，夏 国主尝以宾礼见使者，亮至，乾顺乃倨然见之，留居几月，始与约和罢兵。亮归，而夏之兵已蹑其后， 袭取定边军”，建炎四年 (1130)“十月，环庆路统制慕洧叛，降于夏国”。
[10] 张勇 ：《宋代钱监研究》，郑州大学 2009 年度硕士学位论文，第 26—27、19 页。
[11] 彭金章、沙武田 ：《试论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波斯银币和西夏钱币》，《文物》1998 年第 10 期，第 24—25 页。
[12] 张更生 ：《西安出土宣和通宝铁钱》，《中国钱币》1984 年第 2 期，第 79 页。
[13] 关于西夏的人口，学术界争议较大，最高估算是 900 万，最低为 100 余万，其余多在 100—300 万间浮动， 亦有主 400 万者。杨蕤 ：《二十世纪西夏地理研究》，杜建录主编《二十世纪西夏学》，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第 209—210 页。
[14] 胡川志 ：《“苏学盛于北”的历史考察》，《文学遗产》1998 年第 5 期，第 54—60 页。
[15] 辽宁省巴林左旗文化馆 ：《辽上京遗址》，《文物》1979 年第 5 期，第 81 页。
[16] 王修治 ：《黑龙江省肇东县出土铜钱清理研究》，《北方文物》2005 年第 2 期，第 39 页。
[17] 陈炳应 ：《辽夏关系及其相互政策》，《宁夏社会科学》1991 年第 4 期，第 87—95 页。
[18]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编译整理中心编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8— 20 册，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168—169 页 ；牛达生 ：《西夏钱币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58 页。
[19]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金陵考古工作队 ：《北京房山区金陵遗址的调查与发掘》，《考古》2004 年第 2 期，第 39 页。按，张可中（1900—1926）《清宁馆古泉丛话》说“泰和重宝篆文当十钱乃章宗所铸，字作玉筯 体，为党怀英手笔，泉制精美，篆法凝重，藏泉家幸勿以其易得而遂轻视之也。”张晶明：《英年早逝 的钱币收藏家张可中》，《陕西金融》1994 年第 10 期，第 72 页。
（本文刊于《中国钱币》2017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