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趣诗赏析
诗歌的主要任务是抒情，但是说理也是诗歌的功能之一，事实上也存在着旨在说理的诗，某些抒情诗中往往也有说理的成分。本讲将着重探讨诗歌如何说理才富有情趣的问题。
一、 说理也是诗的重要内容
诗歌本质上是抒情的，说理非其所长，所以不少人都反对用诗歌来说理。如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清人王士祯《带经堂诗话》亦云：“诗三百篇主情，与《易》太极说理，判然各别。若说理，何不竟作语录，而必强之以五言、七言，且牵缀以声韵，非蛇足乎？”
应当说他们的观点不无道理，但是诗的主题不外乎抒情、言志、说理三端，要想在诗歌中完全杜绝说理，几乎是不可能的。《诗经》中就有不少说理的诗，譬如《小雅·十月之交》有云：“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就是用诗歌形象说明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有时甚至是非常巨大的。而《豳风·伐柯》则是一首完整的说理诗：
伐柯伐柯，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我觏之子，笾豆有践。
汉乐府《长歌行》用露水易干，春天光辉的花叶到秋天就衰败了，百川东流一去不回等一连串的诗歌形象说明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道理，颇有感染力。晋代甚至出现了以诗明理的高潮，只是形象干瘪，受到了人们的批评，但是也有借诗歌形象来说理的好诗，如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之八有云：“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资；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就用形象化的语言，讲了岁寒知松柏之后凋的道理。而到了唐代则出现了许多耐人咀嚼的哲理诗，如初唐诗人虞世南笔下的《蝉》：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人们常说站得高看得远，这首诗说站得高声音也传得远。这当然是一种比兴说法，虞世南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美名远播主要靠他自己的内因，而不是靠外因。还有的诗所说的道理溶解在形象中，需要我们仔细体会。如李白的《越中览古》：
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
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
这首诗既抒发了沧桑之感，又说明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道理。失败者因为发愤图强而走向胜利，胜利者由于骄奢淫逸而走向灭亡。吴越两国的斗争史证明了这一点。清代的刘大勤在《师友传灯续录》中提出过一个问题：“宋人多言理，唐人不然，岂不言理而理自在其中与？”算是说到了点子上。
爱说理为宋诗的一大特点。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本朝人尚理。”明人杨慎《升庵诗话》也认为：“宋人诗主理。”下面我们就以宋诗为例分析一下诗歌说理的内容。
宋人以诗说理的内容很多，最重要的当然是表现哲理。譬如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不少宋诗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像梅尧臣的《对花有感》：“新花朝竞艳，故花色憔悴。明日花更开，新花何以异？”最耐人寻味的要算孔平仲的《马上小睡》：
夹路桃花眼自醉，昏昏不觉据鞍眠。
觉来已失初时景，流水青山忽眼前。
刚刚还是满眼桃花，在马背上打了个盹，眼前就是青山绿水了。
宗教也属哲学范畴。佛教徒常以诗来宣传佛教教义。如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八所载某尼诗：
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陇头云。
归来拈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五灯会元》卷一讲过一个故事：“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惟伽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付嘱摩诃伽叶。”佛教教义难以尽说，所以佛祖释迦牟尼拈花示众以启发弟子们自己去领悟。“是时众皆默然，惟伽叶尊者破颜微笑”，说明只有伽叶有所领悟，所以得到释迦牟尼的青睐，成了禅宗的创始人。中国禅宗六祖慧能认为：“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檀经》）如果把寻春比喻学道的话，为什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呢？主要是因为在自身以外寻春访道，虽踏破铁鞋，也无所获；而在自身中求，则往往能够顿悟。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已经说过类似的话：“眼在睫前常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我国的一些哲学典籍，也讲了同样的道理。如《文子·道原》篇说：“大道坦坦，去身不远；求诸远者，往而复返。”当然从这首诗中我们还可以领悟出其他道理，如对事物、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事物发生质变以前，我们只能见到事物旧有的面貌，在事物发生质变以后，我们就能处处见到事物的新面貌了，等等。
道教观念虽然庞杂，但是其主张贵生避世的特点还是十分鲜明的。道教徒爱用白云来表现这一观念，如北宋嗣汉三十代天师张继先《诗一首》云：“白云闲似我，我似白云闲。二物俱无心，逍遥天地间。”显然这首诗将道教贵生避世的观念表现得非常透彻。
宋诗中还有许多抒写生活体验与感悟的作品，这些体验与感悟往往充满哲理，因此特别值得珍视。就拿登高望远来说，宋人就写出了一些感受各不相同的哲理诗，如李沆大的《题六和塔》：
经从塔下几春秋，每恨无因到上头。
今日始知高处险，不如归卧旧林丘。
站得高，看得远，这是人们的共同认识，然而站得越高，风险也就越大，安全系数也就越小。作者在登上六和塔顶层，亲身体验到风险以后，经过权衡，还是拒绝冒险，选择了习惯性生活，因为这样做没有风险。而王安石的《登飞来峰》却有着不同的体验：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在王安石看来，站得高是因，看得远是果，要想看得远，就必须站得高，而且还要攀登上最高层，从而展现了中国11世纪改革家的胸襟。再如释重显《五老师子》云：
踞地盘空势未休，爪牙安肯混常流。
天教生在千峰上，不得云擎也出头。
《僧宝传》称重显尝游庐山栖贤寺，时諟禅师居焉，简严少接纳，显藞苴不合，作师子峰诗讥之。这三首诗的主题思想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说明了，在人生的道路上，人们所处的位置对于人们的思想、人们的生活道路的影响是很大的，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
宋人还常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如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旧中书南厅壁间，有晏元献题《咏上竿伎》一诗云：‘百尺竿头袅袅身，足腾跟挂骇旁人。汉阴有叟君知否？抱瓮区区亦未贫。’当时故必有谓。文潞公在枢府，尝一日过中书，与荆公行至题下，特迟留诵诗久之，亦未能无意也。荆公他日复题一篇于诗后云：‘赐也能言未识真，误将心许汉阴人。桔槔俯仰何仿事，抱瓮区区老此身。’”从两首诗中可以看出，王安石是主张改革的，而晏殊（谥元献）、文彦博（封潞国公）是反对改革的。王安石的政治主张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受到了普遍欢迎，如宋人沈辽《水车》诗：“黄叶渡头春水生，江中水车上下鸣。谁道田间得机事，不如抱瓮可忘情？”再如韦骧的《桔槔》诗：“露井无穷惠，机心在桔槔。浅深在应取，俯仰不为劳。固免羸瓶悔，全胜短绠操。如何翻鄙笑，抱瓮自孤高。”
宋人还喜欢用诗来探讨诗歌理论。如王安石的《题张司业诗》，吴可的《学诗》诗。陆游也有不少论诗诗值得我们重视，如其《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二首》之二：
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
君诗妙处吾能知，正在山程水驿中。
即深刻地说明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再如杨万里的《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四首》之二：
山思江情不负伊，雨姿晴态总成奇。
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
由此可见，说理是诗歌的重要内容，这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诗歌中说理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也是丰富多彩的。看来问题不在于诗歌能不能说理，而在于怎样说理。
二、 说理的诗应富于理趣
说理的诗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如刘克庄《跋恕斋诗存稿》所批评的那样：“近世贵理学而贱诗，间有篇咏，率是语录之压韵者耳。”像理学家邵雍《击壤集》中的大部分诗都属于这种情况。如他的《知人吟》：“君子知人出于知，小人知人出于私。出于知，则同乎理者谓之是，异乎理者谓之非。出于私，则同乎己者谓之是，异乎己者谓之非。”诗的本质是要用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像上面这首《知人吟》，毫无形象可言，故不能算作诗。准此以谈，僧人写的不少偈颂由于没有借助形象来说明道理，也算不得诗。蒋孔阳在《形象和形象性》一文中曾批评道：“有的所谓‘哲理诗’，如佛家的偈语等，虽然思想是被装在诗的形式里面的，但因为没有个性，所以没有诗的形象，不能称为真正的诗。”
还有一部分诗富有理趣，这是宋诗的特点，也是宋诗的优点。南宋包恢在探讨诗歌创作理论时用了理趣的概念：“古人于诗不苟作，不多作。而或一诗之出，必极天下之至精，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答曾子华论诗》）清人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首《凡例》云：“诗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不贵有理语。”何谓理趣？钱钟书在《谈艺录》中作了深入探讨，指出：“若夫理趣，则理寓物中，物包理内，物秉理成，理因物显。”在钱钟书看来，“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当为花中蜜），体匿性存，无恨有味，现相无相，立说无说，所谓冥合圆显者也。”可见，诗的理趣就是通过诗的形象来表现哲理的艺术趣味。其最高境界是将理溶解于诗的形象之中，使人浑然不觉，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如叶绍翁的《游园不值》：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作者游园的目的是为了寻春，柴扉紧闭未免让他失望，但是一枝出墙的红杏使他领略到了满园春色，又给他带来了一份惊喜。短短的四句诗写出了作者由期望到失望，再到他的期望意外得到满足而非常得意的心理变化过程，显得情趣盎然。我们细细品味，发现这首诗也道出了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关系问题。内容或本质是一定会通过形式或现象反映出来的，春天到来了，我们即使没见到杏花，也会从桃花、李花、荠菜花、迎春花那儿获得春天到来的信息。
正因为诗的理趣蕴涵在诗的形象之中，故诗的理趣多见之于山水诗、咏物诗、咏史诗，以及形象化的议论中。诗人常在爬山涉水登高望远时有所感悟，而将诗的理趣寓于山水之中。如苏轼的《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西林，寺名，在庐山，一名乾明寺。近代人陈衍在《宋诗精华录》中指出：“此诗有新思想，似未经人道过。”但是新思想究竟指什么，他没有明说。今天看来，前两句似说明人们的观点会因为条件的不同而有差异。人们因为立场不同，视角不同，观察事物的时间和地点不同，往往会形成不同的看法，即使同一个人也如此。后两句说明了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的道理。因为局中人往往要考虑利害得失，其主观因素会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与限制，所以难以对事物的本质有客观而准确的认识。黄庭坚还认为苏轼在这首诗中谈了人们对佛学的理解各有差异，黄氏评价道：“此老人于般若横说竖说，了无剌语，非其笔端有舌，亦安能吐此不传之妙？”（《冷斋夜话》）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当然也是各不相同的，个中人尤其如此。再如杨万里《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六首》之五：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
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
这首诗讲了矛盾无时没有、无处不在的道理。当我们好不容易爬上一个山头，以为从此进入坦途，正准备喘一口气时，会立即发现前面还有新的高峰需要我们去攀登。松源当在南京附近，这组诗录自《诚斋集》卷三十五《江东集》，其二云：“山北溪声一路迎，山南溪响送人行。也知流向金陵去，若过金陵莫寄声。”而苏轼《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自注：“蜀道有错喜欢铺，在大散关上。”（《全宋诗》）14/821/9500）以错喜欢铺为地名，可见杨万里的这一感悟是人们所普遍具有的。
诗人艾青《论诗》云：“借某一事物表达思想的诗，通常叫‘咏物诗’。咏物诗也通常被认为是哲理诗。”不少诗人常寓理于物。而同一物，不同的诗人借以表达的理可能是很不相同的。如贾昌期《咏凌霄花》：
披云似有凌云志，向日宁无捧日心。
珍重青松好依托，直从平地起千寻。
此诗以凌霄花、青松为喻，说明你本身的条件虽然不好，但是只要你有凌云志，并能充分利用其他有利条件，也能获得成功。梅尧臣的《凌霄花》却说：“一日摧作薪，此物当共委。”意思是说依附于人往往没有好结果，随着依附对象垮台，自己也就完蛋了。而曾肇笔下的《凌霄花》则云：“凌波条体纤，柔枝叶上缀。青青乱松树，直干遭蒙蔽。不有严霜威，焉能辨坚脆？”写凌霄花依附青松却蒙蔽青松，只有经过严霜的考验，才能辨别各自的品性。
写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诗称为咏史诗，咏史的目的是为了发表对现实的看法。宋人也常用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作为载体来说理，如王安石的《宰嚭》：
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
但愿君王诛宰嚭，不愁宫里有西施。
历史上常常流行一种错误的说法，女人是祸水，将国家灭亡归罪于美女。本诗指出国家安危系于谋臣，不系于地位低下的美女。只要将因接受贿赂而代表越国利益的太宰嚭诛杀，则西施呆在吴宫里也是不用担心的。
诗歌中的理趣还表现在形象化的议论中，《古诗十九首·冉冉孤生竹》就有过这样的议论：“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唐代杜秋娘所唱之《金缕衣》也发表了类似的议论：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谁都知道“金缕衣”是宝贵的，是值得珍惜的，但是诗的首句却出人意料地说“劝君莫惜金缕衣”，这就引起了读者的关注，第二句紧接着说“劝君惜取少年时”，人们在拥有青春年华时，往往认识不到青春年华的宝贵。用“金缕衣”的宝贵来反衬“少年时”的价值，可谓恰到好处。因为“金缕衣”再宝贵毕竟是身外之物，而属于自己的青春年华乃至生命只有一次，而且将一去而不复返。如果失去青春，失去生命，则“金缕衣”对你来说，将会变得毫无意义。诗的三、四两句以折花为喻，告诉我们青春、生命、爱情及各种机会都应当珍惜，一旦错过、失去，将会悔之晚也。
如何对待生活中的挫折？我们不妨读一读苏轼的《慈湖夹阻风五首》之五：
卧看落月横千丈，起唤清风得半帆。
且并水村欹侧过，人间何处不巉岩？
这首诗通过形象化的议论说明，在人生的道路上到处都有艰难险阻，我们应当用乐观的态度来对待它。
三、说理与抒情相结合
抒情诗偏重于感情的成分，说理的诗自然偏重于理智的成分。但是诗本质上是抒情的，所以即使是哲理诗，也应当充满感情，正如朱光潜《诗论》所说：“诗有说理的，但是它的‘理’融化在炽热的情感和灿烂的意象之中，它决不说抽象的未受情感饱和的理。”如果将说理同抒情结合在一起，当然会产生更好的艺术效果。事实上有的诗既可以看作抒情诗，也可以看作哲理诗。如杨万里的《桂源铺》：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胡适1961年7月26日曾将此诗题赠给狱中的雷震：“南宋大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我最爱读，今写给儆寰老弟，祝他的65岁生日。”程千帆先生1994年夏天手书哲理诗七首赠周勃，也有此诗，并识曰：“诚斋此诗可喻将困难解决后之快乐也。”我们读了此诗确实能体会到作者经过努力，翻山越岭后所具有的快乐心情，那流出前村的溪水传来的都是作者的欢笑声。这首诗还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具备冲破阻力的条件，又有冲破阻力的决心，就一定能够克服重重困难，获得光明的前途。
抒情与说理相结合还表现在抒情诗中含有说理的成分。整首诗都用来表现哲学道理，我们称之为哲理诗。而整首诗中用来表现哲学道理的诗句，我们可称之为警句。正如艾青《论诗》所说：“警句是概括力强的，富有哲理的语言；深刻地揭示了事物的本质，最富有机智的语言；警句产生于哲理中。”如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卞孝萱先生《刘禹锡丛考》有云：“宝历二年秋冬间，白居易罢苏州刺史，刘禹锡罢和州刺史，结伴回洛阳，相遇于扬州。刘禹锡写了《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如果从贞元二十一年刘禹锡因永贞变革失败遭贬算起，等到刘禹锡到达洛阳，连头带尾正好23年。所以诗人觉得恍如隔世，感慨良多。也许诗人将自己比成“沉舟”、“病树”，而将新进与后生们比喻成竞发之“千帆”与争荣之“万木”。当然这两句诗的哲学意义并非如此，它告诉我们历史决不会因为个别事物的衰败没落而停止自己前进的脚步。人们常用这两句诗来赞扬新生事物不可遏制的蓬勃生机与发展趋势。
宋诗富于理趣，不但有大量的哲理诗，而且诗中也有不少警句。如陆游的《游山西村》：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散，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扣门。
乾道二年（1166），陆游在隆兴府通判任上极力支持张浚北伐。由于张浚北伐失利，陆游也被诬以“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而罢官回到自己的故乡绍兴。就在他感到在政治上走投无路的时候，却在农村看到了美丽的风景，体会到了古朴的民风，并且还受到了热情的招待，使他见到了生活的新天地，于是意外的惊喜便从诗中洋溢了出来。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时会遇到这样的境界，当你感到无路可走时，会出现忽然开朗的局面。常言道天无绝人之路，又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这首诗的三、四两句就包含了这些生活道理，它对我们不断求索起了鼓舞作用。
综上所说，诗不是不能说理，关键是如何说理。那些用韵文写的毫无形象可言的哲学讲义与诗无关，而将哲理寓于形象之中，与抒情相结合的富有理趣的诗，我们应当视为瑰宝，并加以发掘与利用。
年轻女子依恋英俊而又勇武的丈夫，不愿离开他。可丈夫外出服役，一去却那么久，怎能不教她日夜思念，容颜憔悴？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萱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诗经?卫风?伯兮》
首章并未开门见山，直写思夫，而是先夸夫。着重写思夫的心理活动，她一边深情地呼唤着丈夫，一边通过想象描摹丈夫出征时的身姿：丈夫是国家杰出的人才，他聪明勇武，是卫国的前驱。他手握长枪，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这无与伦比的英雄形象，使女主人公引以自豪，因自豪钦佩而爱而思。夸夫是思夫的基础、铺垫。
下面三章写思夫，感情表达层层深入，展现思夫的三种情态。二章写思夫之深，将抽象的情思化作艺术形象，“自伯之东，首如飞蓬”，说实在的，“首如飞蓬”本身并不美，乱发临风，有何美感可言？但一经与“自伯之东”联系起来，就形成美的意象。尤其一个“自”字，内蕴丰富，从丈夫去东方打仗时起，多情的少妇就忍受着痛苦的煎熬，无心梳妆，头发蓬乱。这“首如飞蓬”不是眼前静止的形象，而是由“自”展开了一个时间的流程：从丈夫出征至今，一直是“首如飞蓬”，包含着随时间推移痛苦与日俱增的过程，思念之情表达得质朴深沉，呈现出流动的美。文学除了追求“空白之美”，还具有“显示”的特征，即借形象表情达意。诗歌将主人公抽象的离怀别绪示之以形象，并将其纳入时间、情感的流程中表现，使思念之情愈淳愈厚，不仅形象地展现了女主人公“为伊消得人憔悴”之貌，而且更展现了一种灵动之美。“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进一步烘托了思念的殷切。“女为悦己者容”，悦己者远去，有膏沐而不施，憔悴之情状，心境之恶劣不言而喻。
三章写思夫之切，“其雨其雨，杲杲出日”，盼望着下雨，却偏偏出了个红红的太阳，寓情思于物象之中，将思妇渴望与丈夫团聚，却偏偏事与愿违的失望心情表现得形象鲜明。“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直抒心曲，进一步表明女主人公爱情的坚贞，思念的深挚。
末章进一步写思夫之苦。“焉得萱草，言树之背”，萱草又名忘忧草，女主人公幻想得到萱草以忘却忧愁。然而真正使人忘忧的萱草是无法得到的，由思念所引发的忧愁也就无边无沿。“愿言思伯，使我心痗”表现的正是这痛苦的心境中，欲罢不能，与日俱增，以至郁结成病的痛苦心情。
李清照的《醉花阴》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与细腻，以动人的诗笔创造出优美的艺术形象，再次展现了为离愁侵扰的女主人公销魂荡气的憔悴美。
李清照18岁时与赵明诚结婚。婚后，两人志趣相投，生活幸福、美满。两个人常常诗词唱和，一起鉴赏文物，著录金石，撰写古书，弹琴下棋。赵明诚痴迷于金石研究与收藏，李清照则“食去重肉，衣去重彩”，大力支持、帮助丈夫实现广泛搜求天下珍奇文物的愿望。对于李清照，赵明诚自然十分敬重，为其小像题诗曰：“清丽其词，端庄其品。归去来兮，真堪偕隐。”夫妻相伴的美满生活过了十多年，赵明诚就出外做官了，离愁别绪开始弥漫在李清照的生活之中。离别使人跌入孤独的深渊，消磨着人本就短暂的生命时光。恨别缘于对生命的珍视，对生活的热爱，体现着词人生命意识的自觉。爱之愈深，离别也就愈加痛苦。离恨愈久愈长，情感便愈深愈厚。《醉花阴》这首词就生动地抒写了李清照的思夫之痛。
词的上片顺着时间的流程描绘重阳佳节词人独处的寂寞、孤独。“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天阴沉沉的，空中充满浓浓的阴云与薄薄的雾气，白天那样的长，令人愁闷难熬。在闺中的铜香炉里，燃起瑞脑香，香烟袅袅，不绝如缕。词人平铺直叙，淡淡道来，但周围之景已不再是纯客观之物，而是与作者的感情相互渗透。词人移情于物，客观景物已与生命颤动的主体融合为一，已经情感化、生命化，形成了物我同一的境界。沉闷的天空表现了词人沉重郁闷的心情。望着兽形铜炉中的青烟发呆表现了词人静穆寂寞的心境。词人在令人压抑的阴郁气氛中“愁永昼”，即发愁白天的漫长难熬。这一语是很耐人寻味的。一般情况下，对于时间的感受，人总是痛惜光阴易逝，而词人反觉白昼漫长，分明是感觉时光难熬，其内在原因由一个“愁”字点出。由于极度的孤独焦灼，相思主体的心理时间与宇宙时间在无意中拉开了相当的距离，形成如“离恨绵绵，春日如年”般的无理之理，时间因相思而变长变久，只好闷于闺中盯着烟雾消磨时光。物态与人情两相映衬，衬托出词人愁情浓郁，愁情难解。“佳节又重阳”，交代了词人愁情难解的原因，“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一语道破了词人心曲。重阳佳节，亲人团聚，而丈夫远行，自己孤单寂寞，所以这节日只能徒增她内心的痛苦。一个“又”字，点出这是丈夫离家后的第二个重阳，自己已是第二次独自过这令人“倍思亲”的节日了，这怎能不使她格外伤情呢？词人接下来却并未顺着这个意思直抒痛苦，而是转笔写道：“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这两句紧承前面的白昼，继而写黑夜。睡在纱帐之中枕着瓷枕，到半夜的时候，感觉到秋天的凉意。这凉不仅真实地反映了九月秋凉的季节特点，而且真切地传达出词人强烈地思念丈夫，时过夜半，依然孤枕难眠的内心凄凉。整个上片将离愁别绪之苦始终渗透在对自然之景的描绘及对客观之物的感受中，形成一种含蓄美。委婉地抒写了词人无论白天黑夜都陷入思夫的苦闷中，愁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递加，处处显示出她寂寞凄凉的心情。
下片逆时间流程，推出词人情感的高潮。词人在孤夜难眠中回忆黄昏赏菊遣愁的情境。“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东篱”指菊圃，语出陶渊明《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词人在屋里闷坐了一天，到黄昏时分勉强打起精神把酒东篱，但她却没有陶渊明的雅兴。菊花开得再美，只能令她触景伤情，因为无法与劳燕分飞的丈夫共赏，她惟一的感触只是“有暗香盈袖”。此语出自《古诗十九首》“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菊花的清香扑入怀油，本是令人愉快的享受，但对李清照来讲，路远难致夫处，无法与丈夫分享醉人的清香，只能更添一重清秋怀人的愁绪。词人以景传情，无一字一句言及相思离别之愁，而处处关情，含蓄委婉道来。至此，她心中万端愁情，再也无法控制，哪里还有赏菊的意绪，于是匆匆回到闺房。可西风偏偏不解人意，将帘子高高卷起，使庭中菊花再次展现于词人眼前，满腹思念之情再也无法遏制，冲将出来，“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菊花花瓣纤长，花枝瘦细，却能斗风傲霜，而人悲秋伤别，一日日一年年，黯然销魂，形容枯槁。相形之下，比黄花更瘦。在优美动人的画卷中，词人由于日夜思念久别的丈夫，花颜憔悴，玉肌消减，“为伊消得人憔悴”。在西风黄花的意境中，与帘外的菊花相映衬，别有一番动人心魄的风韵。这个比喻手法高妙，富有独创性，词人在自怜的同时，对菊花产生了类似联想，看到菊花仿佛看到自己，把销魂荡魄的相思之苦贴切的表现出来，意境优美各蓄。同时，菊品即人品，菊花的类比也衬托出词人孤傲高洁的情怀，富有士大夫文人高雅的艺术趣味。
同是表现思亲怀人的憔悴美，《伯兮》采用内心独白的方式抒发情怀，直抒胸臆，感情真挚朴实，具有民歌特色；《醉花阴》在《伯兮》思妇怀人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士大夫文人的高情雅趣，融情入景，化情于物，抒情婉曲真挚。据说李清照写好这首词后，寄给赵明诚。明诚叹赏，闭门谢客三天三夜，作词五十首，将李清照这首词夹杂其中，让友人陆德夫品评，陆玩味再三曰：“只三句绝佳。”明诚反问他哪三句，陆答：“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三句之绝佳，透露出李清照作为女性的审美锐感，她以敏锐的艺术直觉捕捉女性幽微的心路历程，并以细腻新颖的艺术表现才能把它展现出来，化为优美的意境和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以女性的心灵，女性的诗笔抒写女性之真情，表现得一往情深，文雅优美，给人以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