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书法与集王字碑
王铎何以热衷于在家族传记碑中使用集王字,并影响周边友人也参与生产集王字碑?我们或可从王铎的书学中得到一些解释。
王铎书学根矩二王,在写给董其昌的信中,他曾做过这样的比喻:“书法有大源流,河之昆仑,晋为一支,唐、宋小陂㙴而已。” [1] 王铎一生崇拜米芾,米芾书法能够“迈宋一代”,正因“得《兰亭》《圣教》逸意”,并最终解脱二王[2]。基于这样的认知,王铎一生从未停止学习二王,尤其是《兰亭》《圣教序》和《淳化阁帖》,始终寝处与共 [3]。
王铎曾多次为《圣教序》拓本题跋,在比较自己和友人宋之普(1628年进士)所藏《圣教序》之后,他声称“予册更胜”,这本跟随王铎三十年的《圣教序》,与《淳化帖》一同构成了他学书的“潭奥”,时时取而味之,受益终身[4]。
顺治四年(1647)八月,王铎跋《宋拓圣教序》云:
每遇烦惫,一披瞩辄有清气拂人,似游海外奇山,风恬浪定,天光水像,空荡无岸。此中消息如文如诗,口之晓泠,不可单也。即强形容,他人未必喻。故曰:“可为知者道。”
这一年的十月二十日,王铎再次题识:
冬十月 , 倏失此 , 遍搜床褥匦笥不得,如割如燔,似洛重鼎沦没汭汜。偶一婢持来睹,出煤炕暗黑乙(yi)地隙也,喜欲舞讴。天下事嗜一艺犹若此,况仁贤为左右手乎?[5]
王铎《宋拓圣教序》
见《书道艺术》第九卷
王铎不仅向我们生动描述了烦闷之时观览《圣教序》带来的清凉与平静,拓本失而复得的前后心理变化,也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他对此碑的深厚情感。这部曾为王铎收藏的《圣教序》宋拓本,今藏日本藤井有邻馆。日本三井文库也有一件王铎曾经题跋的宋拓本,跋云:“兹帖宋拓之最精者,他刻皆执圭趋拜其下,譬之王会天子,垂裳于明堂之上,万国诸侯咸为臣伏。” [6]
在王铎题跋时,这件拓本尚为友人黄培(1604—1669)所有,但后来转手为王镛所得,拓本的第一页钤盖着他的收藏印。王镛收藏的另外一本《圣教序》拓本,为不断本,王铎题为“宋拓《圣教序》第一神品”,梁章钜(1775—1849)曾经寓目,不过审验拓本之纸墨,他认为难以定为六七百年前之物 [7] 。
《宋拓圣教序》第一页的“王镛之印”日本三井文库藏
王铎还经常为友人鉴定其所藏的《圣教序》拓本,如弘光元年(1644)七月,于内阁与马士英(约1591—1646)等同观高弘图(1583—1645)藏本,题跋云:
胶西硁斋相公弘光甲申七月阁中出此帖,焕然初离硎者,铎喜之甚,不知所譬……高翁其藏以秘笥,勿轻示人,以亵此宝。[8]
当年冬日,又在北京题钱谦益(1582—1664)所藏未断本,“疑添神骨合纷纠飧赞唯教正异何以空”等十六字未阙,曾为孙慎行(1565—1636)所藏:
……夫学者因此册以想见落墨初意,遇羲之岂远乎?羲之人品超绝,牧斋宝此,岂浅之乎?为嗜好欤?闻斯卓荦人也,奏疏鲠立,未究厥志,手书犹存。噫,甲申乙酉,兵燹弃如,乾伤坤毁,文献寥寥,而兹册独善,毫无凋损,何邪?天下物有幸不幸,所从来久矣,予题为第一《圣教序》,牧斋韫诸。[9]
在经过鼎革的动乱之后,钱谦益藏有这样一本《圣教序》宋拓,可谓斯文未绝,故王铎的跋文在书法之外,又有一层特别的含义。
入清之后,王铎与戴明说(1609—1686)比邻而居,时为戴氏鉴定从报国寺等地搜购的书画刻帖,戴氏藏《圣教序》宋拓,乃自内府流出者,王铎题云:
《圣教》缺字本失之逾远,此册出自龙府,全善无缺,天球重宝复散人间。岩荦独为《圣教》护持神物,归命有以也。天球岂可絜重欤?焚香静坐,观其开阖,转折变化,归之乎藏,藏之道,为诗、为文、为人,皆可以蔽之,即此足证道矣。[10]
王铎从《圣教序》中看到了一个“藏”字,且“藏”这一字的迷人之处,不独为古帖所有,为诗、为文、为人亦皆以“藏”为要。不过戴氏所购,并非都是佳品,王铎《致戴明说》有云:“《圣教》木板拙笨之工,离逸少神情远极,观之按剑,可以覆瓿也。” [12]
其时苏州人制作了许多《圣教序》的木刻赝本,在京师售卖以得重赀,给鉴定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13]。王铎自十五岁开始学习《圣教序》 [14],一生所临当不计其数,但流传到今日的临作只有三件,皆早年作品:
一为天启五年(1625)八月为礼部主事韩琳(景圭先生)临《圣教序》册页,纸本十三开 [15]。
王铎临《圣教序册》,辽宁省博物馆藏
二为天启六年(1626)闰六月为南京兵部右侍郎谢启光(苎萝)临《圣教序》中堂,书“双林八水”以下三十二字。绫本 [16]。这是王铎传世作品中唯一一件将王字行书放大临摹为立轴的。
王铎临《圣教序轴》,玉照山房旧藏
见王壮为编著《中国书画5·法书》
三为崇祯二年(1629)八月临《圣教序》扇,金笺本 [17]。
在赞扬王铎的书学功力时,钱谦益曾说:“趣举一字,矢口立应。覆而视之,点画戈波,错见侧出,如灯取影,不失毫发。” [18]钱氏用的是一种修辞的描述,尽管王铎的这几件临作谈不上不失毫发,但都十分忠实于原作,从中可见他对《圣教序》用笔结字精湛的把握能力。
王铎临《集王羲之大圣寺碑》,美国观远山庄藏
除《圣教序》之外,王铎对于其他集王字碑也相当熟悉,并常加临摹。如崇祯十年(1637)春在南京莨荡湖所临《集王羲之大圣寺碑》,即《金陵摄山栖霞寺碑文》。
顺治七年(1650)九月初一为友人临《集王荐福寺碑》 [18],即前文提到的《兴福寺碑》,翁方纲(1733—1818)和梁章钜对于王铎沿用“荐福寺”这一讹称曾有批评,但王铎未将文中的“矣”字读为“吴”字,“尚足以正俗误” [19] 。
王铎临《集王荐福寺碑》,辽宁省博物馆藏
王铎还有一些作品,虽不直接临摹集王字碑,却声称运用了若干集王字碑的字样,以及根据这些碑刻所进行的仿作。如崇祯十三年(1640)冬十月为袁恺(卒于1645年)所书《永嘉马居士答陈公虞十七问卷》,题跋中声称“用《圣教序》《兴福寺》《金刚寺》三体” [20]。这三体,就是晚明最流行的三块集王字碑,虽然没有王铎收藏《集王金刚经》的记录,但他的友人郭宗昌却是一件重要拓本的拥有者[21]。
王铎《永嘉马居士答陈公虞十七问卷》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另一件崇祯六年(1633)九月为袁枢(1600—1645)所作《五言律诗八首册》的跋尾,王铎也说明运用了《圣教序》《兴福寺》与《绛州夫子碑》 [22]。《绛州夫子碑》也是集王字的名碑。
王铎《五言律诗八首册》,见《王铎の书法》册篇
王铎这种由集字而产生的创作方法,不仅具有一定的综合性,还扩展到集字碑之外。如崇祯七年(1634)为同乡宋权(1598—1652)所书《杜诗扇面》,王铎在款识中明言“用褚河南《枯树》《皇帝册》二帖” [23]。无独有偶,顺治六年(1649)十二月为程淓所作小画,款识中也指出“用徐熙、崔白、易元吉笔意”。[24]
由此可见,集王字碑在王铎书法学习中具有重要意义。王铎的摹古之功不仅表现在他临摹集王字碑的作品中,同时也表现在前文所述的他集或书的一些碑刻中。
近代学者王潜刚(1892—1962)曾说:“觉斯书熟于二王,深于《阁帖》,又深于《圣教序》。其书《交河堤碑》用《圣教序》字体,直如怀仁集字,可见其平日摹古之功。” [25] 王潜刚认为王铎所书《交河堤碑》绝似怀仁的《集王圣教序》,充分说明王铎的书法创作与集王字碑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王铎热衷于集王字碑,其家族墓志亦使用这样的字体,其目的固然有尊崇王字的一面,而其较量古人的心理也呼之欲出。
刘荣嗣(1616年进士)《题王太史书卷》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
丙寅(1626)三月,归自秦,余从索《圣教碑》,乃出此卷曰:“是未刻《圣教帖》也。”余留案头月余,从容晤对,盖神与法相御而行,规矩周折中奔轶之气不减,益信名公事业未有不自律度中成者。淮阴背水,武穆野战,旧日兵法烂熟胸中耳。[26]
刘荣嗣为王铎精深的学古功力所折服,所谓“旧日兵法烂熟胸中耳”;而王铎将己作比为“未刻《圣教帖》”,正可视为王铎并驱书圣的自我预期。这一点,我们从王铎热衷于临帖赠人也能得到类似的印象。
在明末清初的访碑与金石学研究中,汉碑已经开始崛起,最终颠覆了绵延千年的帖学。而王铎这一代书家,尚处于碑帖界限不明、两者兼收并蓄的时期。以王铎为中心的集王字碑,可以说是那个久远悠长的文化传统的一缕回光。
脚注
[1]王铎:《拟山园选集》文集卷五十《与玄宰》,第572页。
[2]王铎:《拟山园选集》文集卷三十八《跋米元章告梦帖》,第447页。
[3]王铎:《跋宋拓圣教序》,日本藤井有邻馆藏,收入中田勇次郎编:《书道艺术》第九卷,日本:中央公论社,1971年。
[4]王铎:《拟山园选集》文集卷三十八《跋圣教序》,第446页。
[5]日本藤井有邻馆藏本。
[6]日本三井文库藏。王澍:《竹云题跋》卷二《唐僧怀仁集王右军书圣教序》:“有明内府故物,天下行书第二,吾家法书第一。嘉靖间初归顾汝和中舍,有文五峰两跋,继归王酉室吏部,有文待诏、唐解元等跋,明季为孟津王觉斯所收。”当即此本。《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第19册,第13819—13820页。
[7]梁章钜:《清仪阁题跋》收《跋唐怀仁圣教序》,《中国书画全书》第11册,第706页。
[8]王铎:《跋宋拓圣教序》,见缪曰藻:《寓意录》,《中国书画全书》第8册,第907页。
[9]王铎:《跋圣教序》,见于北京保利2014年春拍。此篇收入《拟山园选集》文集卷三十八,第453页。文字略异。
[10]王铎:《题圣教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收入施安昌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名帖善本》,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王铎落款为乙酉(1645)正月与三月,笔者怀疑很可能是下一年(1646)正月与三月之事,盖本年王铎、戴明说一南一北,题跋可能性极小。
[11]王铎:《札子》,收入王无咎纂集:《拟山园帖》卷九,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96页。
[12]王铎:《拟山园选集》文集卷三十八《跋圣教序帖》,第444页。
[13]王铎:《跋圣教序》:“圣教之断者,余年十五,钻精学之。”第446页。
[14]辽宁省博物馆藏。
[15]台湾玉照山房藏,见王壮为编:《中国书画5·法书》,台北:光复书局,1987年,第99页。
[16]见于纽约苏富比2016年秋拍。
[17]钱谦益:《故宫保大学士孟津王公墓志铭》,收入钱曾笺注,
钱仲联标校:《钱牧斋全集》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103—1105页。
[18]辽宁省博物馆藏,刻入《拟山园帖》卷三。
[19]梁章钜:《退庵所藏金石书画跋尾》收《吴文碑》,《中国书画全书》第9册,第1022页;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二十八《跋王孟津琅华馆帖》,《续修四库全书》第1455册,第625—626页。
[20]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21]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三《记观王氏书画》:“兴唐寺石刻《金刚经》(贞观中集王右军书)、又《汉华山庙碑》,沈石田《秋实图》,三物皆华州郭宗昌胤伯家物。”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96页。
[22]收入村上三岛编:《王铎の书法》册篇一。
[23]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藏,收入明清名家书法大成编委会:《明清名家书法大成》,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第53图。
[24]潘正炜:《听帆楼续刻书画记》卷下,《中国书画全书》第11册,第918页。
[25]王潜刚:《清人书评》,收入崔尔平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803—804页。
[26]刘荣嗣:《简斋先生诗文集》卷四,《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6册,第446页。天启六年(1626)王铎未有陕西之行,当为刘荣嗣误记。
本书为艺术史研究著作。作者一直致力于研究明清书法篆刻史,其中,关于王铎的相关研究至今已有15年。本书所收录的四篇文章,写作于不同时期,作者现依据新出现的图像、文献资料,对之进行了增补与修改,为读者学习和了解王铎的书法提供了详实且生动的文本资料。在本书中,作者除了对王铎本人的书作、刻帖、手稿、信札等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考证,还将其同时期的书家、友人的大量诗文集、笔记、信札等做了搜集与细读,使该书的内容更加充实也更具客观性。
与此同时,本书对于王铎的书法研究,不仅仅局限于艺术史,而是突破了美术的范畴,开始了历史学的转向。透过书中所讨论的问题即可窥见一斑,如宋明之间对王字碑的批评,何以从品格化的“俗书”转向“集字”工艺的缺陷?除了传刻书法,刻帖在保存家族文献与塑造文化身份上有怎样的意义?文本的功能如何影响书家的态度,并在形式上产生巨大的差别?有意识的“作品”对日常书写产生怎样的冲击?为什么王铎旅途中的书作常常显得怪异?一个面目张扬的艺术家,是否就对工具、材料不加选择?这些问题,无不体现了作者的研究旨趣。读者通过阅读本书,即可对这些问题了解一二,也可体味作者严谨、新颖的学术思考动向。
白发无情侵老境
青灯有味似儿时
📍薛龙春和他的王铎研究
王铎自画像 局部
王铎,字觉斯,号嵩樵,河南孟津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崇祯间历任右谕德、南京翰林院掌院、詹事府詹事协理詹事府事、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崇祯十三年(1640)迁南京礼部尚书,以丁艰未赴,十七年(1644)国变前夕升礼部尚书,亦未赴任。弘光间任文渊阁大学士,位至次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军兵临南京,王铎与钱谦益等文武大臣献城投降。次年正月,王铎接受清廷任命,任礼部侍郎管弘文院事,直至去世,七年不迁。
王铎(1593.1.2-1652.3.26),明末清初政治、文化与艺术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之一。
2020年秋,薛龙春教授的《王铎四题》与《王铎年谱长编》(精装四册本)分别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与中华书局出版。
自2006年起,薛龙春教授开始研究王铎,至今已经15个年头,期间他在《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故宫学术季刊》《文艺研究》《艺术史研究》《美术研究》《新美术》《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集刊》等杂志发表了三十余篇学术论文,此次收入《王铎四题》的是其中四篇长文,按他的话说,这本小书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他的王铎研究专著仍在撰写之中。
相比之下,《王铎年谱长编》的篇幅超过了100万字,该书通过丰赡的资料及对资料的辨析、考证,对王铎一生的行履、交游及其在诗文、书画、鉴定等领域的活动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勾画。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从海内外各大博物馆、有关机构与私人收藏、明清刻帖、民国书刊及国内外拍卖会图录中搜集到1000余件可靠作品。所有真伪问题还需研究的加*号标志,至于向壁虚造之作,除非为了说明问题,一概不收。收入年谱的每件作品,尽可能详其形制、材料、尺寸、著录情况、收藏地、内容,并释读题识、跋文与印鉴。其中包括许多不为学界所知的重要材料。
年谱精装本第四册集合160余件彩图,有许多罕见或从未发表的作品。在编纂过程中,薛龙春教授已对这些作品的真伪进行过严格的鉴定,读者足可采信。
薛龙春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16-18世纪的书法与篆刻史,此前他的《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等著作在艺术史领域颇受好评。
《王铎年谱长编》精装四册本
中华书局2020年10月第一版
王铎是晚明最具个性的书法家,以“好书数行”影响至今。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薛龙春近期出版了《王铎年谱长编》,以王铎一生行迹、交往与诗文书画活动为中心,起自王铎出生(明万历二十年),讫于王铎去世(清顺治九年),以年、月、日编次,详细完整地展现了王铎跌宕起伏的一生。
在本文作者看来,该年谱有着三大特色:广来源、慎考辨和具褒贬,不光是对材料并非简单堆积罗列,而是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整合与勾连,不仅仅是艺术史的撰述,也是研究晚明政治史、文人心灵史的重要参考。
王铎《五律诗轴》
王铎《致薛所蕴札》
王铎《致薛所蕴札》
王铎《山水立轴》
王铎《兰石图》题跋
王铎题吴镇《渔父图》
王铎《挽吕维祺诗立轴》
王铎《铜雀瓦砚铭》
王铎题北宋《圣教序》
王铎《致焦源溥札》
王铎《赠别沈石友诗卷》(局部)
【作者简介】
薛龙春,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艺术史系系主任。2008—2009学年获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青年学者学术奖金,访学于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2013年再任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访问学者一年。2015年获香港利荣森纪念学人计划奖金,访学于台北故宫博物院。2018年秋学期,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教授。主要研究16-17世纪中国书法篆刻史、尺牍文献,著有《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王铎年谱长编》《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