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ydes & Chaney | 封建革命与欧洲的兴起：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大分流
文献来源：BLAYDES, L., & CHANEY, E. (2013). The Feudal Revolution and Europe's Rise: Political Divergence of the Christian West and the Muslim World before 1500 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07(1),16-34. doi:10.1017/S0003055412000561
作 者 简 介：
Lisa Blaydes, 时任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现任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Freeman Spogli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Eric Chaney，时任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助理教授，现任牛津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
很多人关注到工业革命后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在发展上的大分流，并将其归结到欧洲特殊的制度框架。可是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欧洲制度的例外性呢？对此，一些学者认为中世纪晚期西欧的政治制度开始加强，然而这不能解释欧洲如何在政治制度上取得发展，对此，本文选择了伊斯兰世界作为对照，这样可以避免历史学家诟病的“西方中心主义”式的研究。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君主和伊斯兰世界的君主都具有相近的在位时间，但是到了公元1100年后，西欧君主的在位时间开始长于穆斯林君主。本文将这一原因追溯到西欧中世纪时期的封建革命。这一发现也与既有研究中将伊斯兰世界的落后归结于遗产法律、慈善及捐赠或者东方社会的集体主义特性相区别开来。
很多代表性的研究认为，在现代世界，统治者在面临内部多位对手和外部威胁时希望保持更长的在位时间以避免被推翻，但是他们对8-16世纪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君主的在位时间还未有过更深入的研究。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采用了两个基本数据库进行探索。其中第一个数据库中包含了Bosworth(1996) 对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统治者相应资料的整理以及Morby(1989)对基督教统治者在位时间的统计，第二个数据库则以Euratlas(Nüssli 2011)制作的地理范围位于15°W-50°E，20°N-60°N之间政治实体的地图数据库为基础，这一地理范围涵盖了欧洲、北非以及包括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在内的部分亚洲地区。
图1展现了从公元700年起到公元1500年间西方基督教世界统治者和伊斯兰世界统治者的在位时间比较。那么君主在位的时间长短能反映政治稳定的趋势吗？对此，本文根据数据库中的记载做了进一步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从中可见，在公元800年后，欧洲（上部）和伊斯兰世界（下部），君主在位期间和被推翻的概率均存在较为明显的反向关系，表明其是预测政治稳定的有效代理变量。此外我们还能看到：在中世纪时期，西欧统治者的在位时间显著地少于伊斯兰统治者，而在大分流之后，西欧君主被推翻的概率则日渐下降。
从表1的回归结果也可以看出：尽管在公元1000年之前，西欧和伊斯兰世界君主的在位年限并没有达到统计意义上90%置信区间内的显著差异，但是在此之后，两个世界君主在位年限的差异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西欧和伊斯兰世界的分流呢？本文认为：在罗马帝国崩溃后，帝国的继承者们面临着无法征税及供养军队的问题，欧洲的统治者于是开始寻找别的方式，其中查理曼大帝做了巨大的创新。在缺少税收的情况下，查理曼大帝要求土地贵族以提供军队服务的方式代替缴税。这样首先导致了小的地主将他们的土地交给更大的地主来避免承担军事义务，由此单个的地主开始整合。其次，随着技术创新，诸如查理曼大帝这样的欧洲君主需要大量的骑兵而非仅仅是步兵投入战争，这就需要在购买战马和战甲上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而要求统治者招募更多有钱能负担起这样军事装备的精英（White 1962）。骑士也经常通过向君主提供军事服务来获取土地（North, Wallis and Weingast 2009, 79）。由于欧洲的贵族经常亲自上阵作战，这样就能在战后获得增进土地或其他收益的机会。这样的军事招募方式就构成了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所谓封建主义，核心特征就是“政治权力的碎片化”（Strayer 1970：14）。Strayer认为封建制度是国家建构的基础（1970：15），尽管他没有提供相应的系统经验数据，但是他指出在公元1000年后欧洲的政治趋向稳定，推动了农业增产、经济增长以及长途贸易运输（Strayer 1970：19）。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封建主义下的军事招募导致了君主自我限制。作为君主的封臣也可以通过叛乱和索取更多的方式来表达不满（Breay 2002），这就增加了贵族能和君主议价的筹码。尽管对君主日益增长的限制并不能立刻转变为成熟的代议制，但是却带来了封建改革，君主召集封臣去讨论再批准军事行动（van Zanden et al. 2012）。到了13世纪，更多复杂的立法机构开始在欧洲出现（Stacey 1999；Stasavage 2010）。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最终确立了以骑士和贵族组成的议会，并将在未来进一步限制英王的权力。后来英国的精英在“光荣革命”中建立了对行政权的可信限制，保护产权，防止君主的横征暴敛，最终促成了经济增长（North and Weingast 1989）。在英格兰及其之外的地区，封建主义还象征着最高权威的碎片化。地方强人们掌握着公共和私人两方面的权力，包括控制公共物品以及土地租金的权力，而君主还得向他们让渡权力（Bisson 1994）。当面临分裂的、去中央集权化的政治权力时，欧洲的君主们是如何来强化他们的统治呢？对此，本文的解释是源自中世纪的代议制政府最终促成了政治稳定。由于受到与地方精英拉锯时的财力限制，欧洲君主发展出了一种更具灵活性的政治组织——代议制，从而胜过了更多的专制主义者。
欧洲的代议制政府与同时期的伊斯兰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伊斯兰国家统治了以前罗马帝国最富裕的省份，这使得它们有条件去接触古希腊、古罗马甚至一些日耳曼国家的制度遗产。然而，融合经济军事权利与义务的一系列复杂制度——封建主义却并没有在伊斯兰世界出现。那么穆斯林的统治者是如何规避欧洲出现的土地贵族对君权的限制呢？对此，本文提出穆斯林统治者依赖从非穆斯林土地上掳掠的军事奴隶——马穆鲁克（mamluks）进行统治，由此削弱了国家—社会关系，阻挡了非人格化的政治制度的发展。因此，与欧洲统治者能与贵族就征兵用于防御协商达成共识外，伊斯兰统治者可以通过创造高度专业、并且只忠诚于苏丹的外国军队的方式绕开地方精英的限制。在9世纪阿巴斯王朝引入马穆鲁克制度后，其很快被大量的穆斯林政权采用（Ayalon 1994a, 25），进而在伊斯兰世界扩散开来（Crone 2003, 79），并且一直存续了800多年（Crone 2003）。
那么谁才能成为马穆鲁克呢？一般而言，马穆鲁克的成员来自伊斯兰世界的边缘（Crone 2003,78）如高加索、特兰索赫尼亚（即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地。他们从孩童时就被灌输忠于苏丹的思想并且被训练军事技能（Pipes 1981, 9）。为了防止马穆鲁克可能和当地发生联系，他们还被秘密地隔离（Crone 1999,319），并且被要求使用突厥姓名和突厥语（Ayalon 1994b, 16–17）。此外，马穆鲁克只能与他们原来祖籍国的女性奴隶结婚而不能找他们身处的当地的女人（Ayalon 1994b, 16）。这样马穆鲁克就只能依附于苏丹，与之一切的“文化联系”都会被斩断（Crone 2003, 74）。
为什么中世纪的苏丹不像欧洲君主那样采用间接的统治方式呢？对此，Crone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解释。在比较阿巴斯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的基础上，她指出：穆斯林统治的东方保留了前罗马帝国留下的财政和行政制度遗产，从而使穆斯林统治者有财源和行政管理能力去购买为自己服务的仆从。这表明穆斯林统治者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允许他们去“进口”军事支持而非像欧洲君主那样将土地和政治权力分配给地方精英进而发展出封建主义。诚然，“训练有素”的马穆鲁克有助于苏丹统治的政治稳定，但是却也存在导致统治者政权瓦解和分裂的潜在隐患（Crone 2003,84）。在某些情形中，苏丹发现他们会被自己的“爱国卫队”“禁锢”（Lapidus 1973, 37–38），这些军事奴隶开始威胁统治他们的王朝，并最终建立自己的奴隶苏丹（Dale 2010, 16; Pipes 1981, 23）。
基于上述内容，本文建立的西欧和伊斯兰世界政治制度发展的框架比较如图3所示：
对西欧而言，与其之前的帝国和同时期的王朝相比，加洛林王朝更依赖土地贵族的合作，因此君主就更倾向于讨论、协商，得到精英的同意而非诉诸强制手段（Nelson 1999）。因此，本文认为自加洛林王朝起，君主受到的限制开始日益增强。如果这时候君主采用封建制，那么他们被推翻的概率就会开始下降，我们也就相应能看到这一趋势的转折点。据此，本文使用了Morby(1989)建立的始于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时代的数据集进行分析，图4显示出自公元790年开始，西欧开启了政治转型的闸门。
此外，如果对君主日益增加的限制始于加洛林王朝，那么君主在位时间的增加也应该始于此。表2显示出在最开始2个世纪内，加洛林王朝的君主在位时间均长于其他西欧国家的统治者。但是到了大约在1100年的时候，欧洲君主的在位时间开始逐渐趋同。
君主在位时间的变化为西欧日益提高的政治稳定性反映对主权者的限制提供了检验机会。本文根据一个王朝内君主的在位顺序设置了一个变量，如将开创者赋值为1，其继承者就是2，依此类推。此外，如果一个统治者未受到限制，本文就认为其具有特殊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Jones and Olken 2005）。一般而言，王朝的开创者拥有最高的人力资本。由于同一王朝的统治仍然是在一个特定的家族内部进行传递，而统治者的人力资本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向均值回归。由此，历代君主的统治顺序应该和他在位的时间呈现出相反的关系。另一方面，如果统治者受到封建制度的限制，那么封建制度应该缓和了这种下降的趋势。换言之，如果统治者受到制度框架的限制，那么统治者依赖的特殊人力资本应该更不重要。分析结果表明在公元1000年后，基督教欧洲统治者的在位时间并没有像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那样出现急剧的下降趋势，这表明尽管王朝的统治者都想通过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来维系更长的在位时间，诞生西欧通过政治制度化的形式使得领导个体发挥的作用变得更不重要。
当然，关于西欧的兴起还存在宗教文化和地理因素的竞争性解释。所谓文化解释是指：相比伊斯兰教，基督教促进了更为稳定的政治制度的形成。这一理论的简化版认为基督教在实践过程中并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因而统治者能享有更长的在位时间。更精确的说法则关注到基督教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特征，比如相对伊斯兰世界的政教合一，西欧较早地实现了政教分离（Black 2010, Huntington 1996, Stark 2005）。相应的是，伊斯兰教的起源、扩散则与沙漠地形有关。但是在控制地形变量后，本文发现影响统治者在位时间的变量依然是稳健的。表3的模型1和模型2中纳入了伊比利亚和安纳托利亚两个半岛地形，它们都曾经被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单独控制长达几个世纪之久，但回归结果依旧表明伊斯兰教并没有对君主的在位时间造成了负面影响。此外，在控制了地理因素影响时，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分析结果与更大样本的分析结果类似，相较于穆斯林统治者，西欧的君主更具有优势。此外，我们还将东正教产生的影响纳入了回归，以及将基督教和东正教做了对比，回归结果再次证实了我们的假设——宗教对君主在位时长无显著影响。
同样，关于西欧和伊斯兰世界在地理面积上存在差异的竞争性解释也被我们排除。诚然如Stasavage(2010,625)发现的那样，地理上毗邻——具有较低的外部监督成本——进而可以在更大程度上维持代议制，这表明欧洲因为普遍存在小国，从而可以享有更好的制度，因而也就更有可能维持稳定。尽管国家面积可能是外生的，但是本文之前已经在表1的第5列中加入了面积变量，但是回归结果表明面积的差异并没有改变本文的结论。诚然，历史证据表明西欧小国的出现可能是受土地贵族的驱动而产生的结果。此外，随着加洛林王朝的崩溃，西欧出现了很多政治实体，而伊斯兰世界也出现了程度加深的政治碎片化，然而其统治者的在位时间却没有相应的增长。
那么是不是文化和家族政治影响了伊斯兰世界和西欧统治者的在位时间呢？相比基督教世界，伊斯兰君主通常拥有众多的子嗣，每个人都会宣称拥有继承的合法权利。相反，如果在政治继承上有更少的竞争者，那么强调“一夫一妻”制的基督教世界应该能在政治稳定上占据更大的优势。但是本文发现基督教世界中统治者的在位时间并没有全部同伊斯兰世界分化。此外，关于基督教君主必然有更少的继承人这一说法还尚无定论。Ermakoff(1997)指出，直到1100年，欧洲君主的家族形式与伊斯兰世界高度相似，欧洲的君主也经常在王后在世的时候离婚再娶，在某种情况下导致了政治动荡乃至内战的发生（Nelson 1995,401）。其次，历史记录表明一夫一妻制并不足以支持君主保持更长的在位时间。奥斯曼君主实行一夫多妻多妾制，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奥斯曼帝国在占领了很多前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后，其君主的在位时间仍然和拜占庭君主在位时间的均值近似，都约为12年。还有人质疑是不是日益增强的父子相承的合法性推动了欧洲统治者在位时间的增加，但是证据却令人怀疑父子相承的重要性。此外，还有人认为可能是相比穆斯林政权，欧洲君主预期寿命的上升增加了统治者的在位时间，然而证据却表明影响欧洲君主在位时间的最大因素是日渐下降的君主被推翻的概率。此外，也没有任何定性或定量的历史证据表明伊斯兰政权中的统治者寿命会比西欧君主的寿命更短。
此外，关于伊斯兰政权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脆弱的常见解释还有穆斯林世界易受到周围不发达国家直接或间接的入侵，典型的例子就是13世纪蒙古人的入侵，然而蒙古人的入侵对本身就脆弱且不稳定的政权来说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外生冲击。另一个更复杂的解释是当面对周边政权的入侵时，穆斯林国家更不可能发展出可能有助于长期发展的军事技术。Chase(2003)和Hoffman(2011)曾言，周边都是游牧政权的地区不会采用火器，因为火器并不能有效地阻止游牧民族的入侵。相反，有效采用火器的西欧和日本，也是得益于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Chase 2003）。尽管本文在实证研究中并未直接考虑这一假设，但是本文将很多地理控制变量都纳入考虑范围，包括政权的纬度、地理农业的适应性等与这一理论相关的假设。此外，火器最早出现在12世纪，直到1个世纪后才被广泛地采用。与之相比，我们强调的统治者在位时间的重要性要早于火器兴起产生的影响。
总而言之，本文发现在公元790年——查理曼帝国中期时，西欧的政治稳定经历了“结构性的突破”。本文提供的证据表明政治稳定的提高始于加洛林王朝，对君主的更多限制提高了统治者的在位时间。这与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冲击的结果相一致，它表明土地贵族在数个世纪以来的经济衰退中逐渐获得了权力，最终对君主形成了非同寻常的限制，这些限制也为中世纪欧洲形成议会和独特的制度框架奠定了基础。换言之，欧洲统治者需要通过授予土地来换取贵族的军事服务，这样创造了一个强大、占有土地且独立的军事阶级。这种产生于欧洲封建主义下相互依赖的军事、政治以及经济关系为更非人格化的组织形成以及对行政权的制度化限制奠定了基础。
相应的是，伊斯兰世界中的苏丹却没有像欧洲君主一样受益于日益巩固的政治稳定。尽管欧洲和伊斯兰君主都在不遗余力地强化个人纽带，但与欧洲君主不同的是，得益于对行政管理和财税汲取能力的保留，伊斯兰的统治者能从海外进口军事奴隶用以提供军事服务，同时穆斯林君主不能有效地通过非军事化的途径来约束军事力量。
这一结果能对当今研究政治权力的持久性提供启发吗？正如欧洲国家开始民主转型后，相比民主巩固，特定统治者的重要性就逊色了许多。这表明与中世纪政体相比，制度化的权力分享与统治者在位时间中的非单一关系可能是“超制度化”的。换言之，一旦国家跨越了权力分享制度化的关键临界值，那么更短的政治任期反映的是对制度化结构加强的依赖而非对人格化权力的依赖，这有利于解释为什么OECD国家中的总理/首相等政府首脑变动得如此频繁，同时它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不愿意分享权力的威权政体要比那些愿意分享权力的同类型政权存续的时间更短。
编译：杨端程 审校：赵德昊 编辑：张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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