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长达700多年的播州杨氏政权是如何覆灭的
遵义作为贵州省第二大城市也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纠正了在此之前党内的错误军事路线，从而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其实遵义有着悠久的历史：战国时期遵义地处于闻名遐迩的“夜郎国”疆域之内。公元前111年夜郎派兵协同汉朝征伐南越反叛，随后夜郎遣使入朝，汉王朝授予夜郎王金印。
此后汉朝开始在夜郎设置郡县，夜郎被纳入汉朝版图。汉朝在夜郎的统治实行的是二元模式：一方面汉朝在当地设置郡县进行管辖，另一方面夜郎王仍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西汉成帝和平年间夜郎与南方小国发生争斗，汉王朝遣使调解，夜郎王不仅不服从汉朝的调解，还胁迫周边22邑反叛汉王朝。汉廷新上任的牂牁郡守陈立深入夜郎腹地斩杀了名叫兴的夜郎末代国王并平定了其臣属部落的叛乱。
从汉朝起西南夷少数民族地区就被纳入版图，不过当地各部族的酋长们还是拥有相当的自主权。汉代称位于巴蜀以南的云贵高原为南中：长期以来南中地区的各少数民族酋长对中央政府的号令一直时听时不听。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采用攻心为上的策略与当地少数民族建立了友好关系。诸葛亮与云贵少数民族建立友好关系更多是依靠个人魅力，然而中原王朝对云贵地区的控制力并没在制度上得到强化。
直到唐宋时期云贵地区依然维持着这种天高皇帝远的局面。唐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将隋代的郎州改名为播州，领辖今黔北的大片地域。播州之名历经五代、宋、元到明朝末叶存在了962年，所以人们常习惯用“播州”来代称古代的遵义。晚唐时期军阀杨端在平叛南诏的过程中占据了播州，从此揭开了杨氏家族在播州地区长达700多年的割据统治。朱温篡唐后中国旧进入五代十国的乱世。
这一时期播州杨氏政权与中原文明失去了联系，同时开始与播州附近少数民族开始融合。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播州杨氏献地归附后朝廷在杨氏统治区设播州宣抚使：播州宣抚使一职由杨氏世袭传承。这一时期的播州在名义上隶属于川峡四路之一的夔州路，实际上内部军政事务几乎是完全自主的。宋代是播州杨氏发展壮大的时代——据史料记载：“播州杨氏至粲始大”。
播州杨氏传至第十三代杨粲之时已呈鼎盛局面：播州经过长期以来财富和实力的积累已成为宋朝西南地区一支强大的力量。蒙古南征时播州杨氏在四川战区立功无数，因此被宋理宗赐封“御前雄威军”称号。播州杨氏第十四世杨价被封“武功大夫”。抗蒙后期十五世祖杨文为四川兵马总管余玠提出“保蜀三策”，后经杨文推荐冉氏兄弟修建的钓鱼城在抵抗蒙古大军时发挥了重大作用。
播州杨氏第十六世杨邦宪在位时期华夏大地已被蒙古铁骑征服。这时以播州杨氏的实力显然是无法与蒙古人对抗的，于是杨邦宪接受忽必烈的招安向元朝称臣。元朝在今天的遵义设播州宣慰司进行管辖，但播州杨氏家族仍得以世袭官职。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元廷升设播州为播州宣抚司：统辖十九个长官司和诸苗族峒寨（现贵州东北部和重庆綦江）。元武宗大德七年（公元1301年）播州杨氏十七世祖杨汉英因为助朝廷平叛有功被封为“资德大夫”。
明朝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播州杨氏政权归附明朝后朝廷延用元代的土司制度设播州苗疆土司（后改播州宣慰司）：下辖西南八司，由杨氏世袭统筹。不过这其中真正属于杨氏基业的就是播州、真州、荣山三司，其余五司由七个少数民族氏族管理（合称“五司七姓”）。播州杨氏政权自晚唐时代起由杨端创立。杨氏作为外来的汉人与当地少数民族通婚融合，最终得以发展成为统治当地的土司政权。
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王朝是享有八百余年江山的周朝，然而东周的五百余年其实是被诸侯架空的。如果要从实际执政的时间来计算，那么播州杨氏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一个政权。当然播州杨氏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而是割据一方的“土皇帝”。不过这个地方政权的寿命的确足够长：杨家在播州经营了700多年的家族基业，而在此期间历经唐、宋、元、明等多次改朝换代。
在这700多年间播州杨氏尽管在名义上归中央王朝统属，但内部军政事务一应由自己做主，实际上就是一个割据性质的地方政权。播州杨氏能维持700多年的家族基业在相当程度上在于和中央政府始终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和信任：播州杨氏一方面向朝廷交粮纳贡，一方面协助朝廷维护地方稳定。播州杨氏关起门来是一方“土皇帝”，可在朝廷面前一直毕恭毕敬。
播州杨氏由此与中央政府建立起一种良好的互信机制：朝廷无需向播州派遣一兵一卒就可以坐享当地的赋税收入，而当朝廷需要对西南地区的其他土司政权或外部敌人用兵时播州杨氏又总是在第一时间相应。朝廷以容忍播州杨氏在一定程度内的自主权换取了播州杨氏的尽力效忠。像播州杨氏这种比较长寿的土司政权大多有一个共同特点：天下安定时对朝廷忠心耿耿，可一旦改朝换代就会毫不犹豫投靠新王朝。
杨氏统治播州的700多年间历经唐、宋、元、明多次改朝换代。每次改朝换代之际播州杨氏都在第一时间投入新王朝的怀抱，对昔日的旧主子从无一丝一毫的留恋之情。新王朝为笼络地方豪强势力自然乐得做顺水人情，因此每次改朝换代之后播州杨氏都能很快与新王朝确立君臣关系。700多年间中央政府和播州杨氏达成了一种默契：播州杨氏在服从朝廷政令的前提下得以享有高度的内部自治权利。
如果播州杨氏政权安稳听话，那么朝廷也就会默认其统治；反之如果播州杨氏有反叛之心，那么朝廷就会出兵将其剿灭。播州杨氏自然知道自己的实力不足以同朝廷对抗，所以一直小心翼翼维持着与朝廷的关系，而在改朝换代之时又以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左右逢源。长期以来杨氏政权在中央政府眼中一直是维护地方稳定的核心力量，不过这样一种维持了700多年的默契到了明代万历年间却被打破了。
话说隆庆五年（1571年）杨应龙世袭了父亲杨烈的播州宣慰司一职。到了万历十四年（1586年）杨应龙因向朝廷进献大木美材七十棵而受赐飞鱼服与都指挥使职。后来又因助朝廷平定四川的“苗人叛乱”被加封为骠骑将军。直到这时播州杨氏与朝廷的关系至少看起来依然还是正常的，然而在正常的表象之下却隐藏着不正常的暗流。在《平播全书》中杨应龙被记载为一个生性雄猜、阴狠嗜杀的人。
据说杨应龙的居所像皇宫一样雕龙饰凤，还在自己的辖区内强征民女为绣女、阉割平民儿童为奴......当然《平播全书》是朝廷在平定播州之乱后所著，所以故意丑化杨应龙也并非不可能，不过至少在有一件事上《平播全书》并没冤枉杨应龙——那就是他和当地少数民族土司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当年朱元璋册封的播州宣慰司在名义上管辖着西南八司。
实际上这其中只有播州、真州、荣山三司由杨氏统辖，其余五司则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统辖。由于杨氏是明朝册封的播州宣慰使，所以五司七姓首领也要接受杨氏的监督。长期以来杨氏家族一方面维持着与朝廷的良好互信，另一方面与当地少数民族土司也保持着良好关系，然而到了杨应龙这一辈却与五司七姓的首领结怨颇深。这就为他日后的杯具命运埋下了伏笔。
万历十八年（1590年）杨应龙被人控告谋反。告发他的人是他妻子的叔叔张时照。张时照为什么要告发自己的侄女婿呢？原来杨应龙因为受小妾田雌凤挑拨就杀了自己的妻子和岳母。杨应龙妻子的娘家虽不及杨家显贵，却也是当地的世家豪门。杨应龙的妻子曾被朝廷册封为诰命夫人。由于诰命夫人是君王册封的，所以未受君王许可不得惩罚。杨应龙擅自杀死朝廷册封的诰命夫人相当于是在藐视朝廷的权威。
况且俗语有云：“一个女婿半个儿”。擅杀作为长辈的岳母在强调以孝治天下的朝廷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如果换了别人擅杀朝廷册封的诰命夫人和岳母一定会被判死罪，然而杨应龙毕竟是一方“土皇帝”，所以万历皇帝为避免激化事端就对其网开一面。尽管万历皇帝未做惩罚，然而张家和五司七姓却一直在联名上告讨说法。这就令万历皇帝对杨应龙变得相当糟糕。
即使我们假设杨应龙并没谋反之心，可他擅杀朝廷册封的诰命夫人已有明显的藐视朝廷之心。朝廷容忍杨氏在播州享有高度的自主权就是为维持地方安定，然而现在杨应龙把与当地少数民族土司的关系处理得一塌糊涂。杨应龙妻子的娘家、五司七姓首领这些人的实力确实不及杨家，可当这些人加在一起联名上告的时候万历皇帝也需要掂量一下自己到底该站哪边呢？
继杨应龙妻子的娘家、五司七姓首领这些人联名上告之后贵州巡抚叶梦熊也向朝廷通报了他所知道的杨应龙的一些不法行为。身为贵州巡抚的叶梦熊在这时站出来指控杨应龙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杨氏所经营的播州在宋、元时代一直隶属于四川管辖，因此杨家一直和四川官方保持着很深的渊源。明代初期播州在名义上仍归属四川，但实际上四川官府管不着杨氏土司政权。
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从原来的湖广行省、四川行省、云南行省各拆分出一些地区组成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贵州建省以后播州杨氏就陷入到了复杂的地缘政治漩涡之中。播州在明代的管辖权一直在四川和贵州之间变来变去。到了明朝嘉靖年间贵州地区获得了播州的军事管辖权，四川地区却仍保持着对播州的行政管辖权。一仆侍奉二主的尴尬可想而知。
尽管四川官府、贵州官府都管不着杨氏土司政权的内部事务，但在两件事上播州杨氏土司政权是要服从官方领导的：一是在经济上要向官府缴纳税赋；二是在军事上要协助官方维持地方稳定。除此之外你关起门来当你的“土皇帝”就没人管你了。然而播州的管辖权在四川和贵州之间来回变动就导致了问题：播州的税赋究竟是交给四川官府呢？还是应当交给贵州官府呢？
贵州在当时属于财政贫瘠的省份，所以贵州财政常要靠播州内辖土司“协济”。为人跋扈的杨应龙常掠夺各中小土司财富据为己有，从而导致他与五司七姓土司之间的关系紧张。况且杨氏管辖范围又并非贵州传统意义上的“协济”范围，所以四川、贵州两省常为争夺播州“协济”发生口角。多年来杨家与四川官府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杨应龙本人也与四川巡抚李化龙私交甚好，所以播州的财富更多流向了四川。
早就对此不满的贵州贵州巡抚叶梦熊见有人联名上告杨应龙就索性趁机加把火。当时松潘地区发生动乱，四川方面需要调播州的武装去协防，所以四川巡抚李化龙奏请暂免勘问，然而贵州方面始终是要置杨家于死地的姿态。万历十九年（1591年）叶梦熊奏请废除杨家在播州的世系职务、改派流官进行治理。李化龙与之意见相左，于是双方把官司一直打到了皇帝面前。
最终万历皇帝决定让四川、贵州两省共同堪问杨应龙。在这种状态杨应龙自然更愿意选择去四川：毕竟杨家在四川打点多年，而一旦去贵州则前途未卜。万历二十年（1592年）杨应龙赴重庆受审期间正值丰臣秀吉进犯朝鲜。身为朝鲜宗主国的明朝决定抗倭援朝。这时杨应龙主动提出愿意出钱、出兵支援前线。在这种形势下朝廷同意让杨应龙戴罪立功。
可杨应龙回到播州后还没来得及派出兵马开赴前线就得知朝鲜战争结束了。这下杨应龙将功补过的机会就没了，于是朝廷中又有人开始主张继续追查杨应龙。这时与杨应龙交好的四川巡抚李化龙已被调走，继任四川巡抚王继光和贵州巡抚叶梦熊联名请求堪问杨应龙。杨应龙有了上次受审的经历之后是死活不肯再离开播州了，王继光随即以拒绝配合朝廷堪问为由领兵进入播州。
官军抵达娄山关时被杨应龙的兵马伏击。如果说在此之前杨应龙的行为还只是在播州当地作威作福，那么现在他可就算是公开与朝廷兵戎相见了。这次军事冲突发生后万历皇帝下令征剿杨应龙，而杨应龙则玩起了弃车保帅的把戏：他把引发军事冲突的黄元等12名将领交给朝廷治罪，又向朝廷缴纳四万两“采木钱”用以抵罪。恰巧此时丰臣秀吉发动第二次侵朝战争，所以朝廷不愿西南地区再生事端。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兵部侍郎邢玠担任贵州总督后再次问罪杨家。邢玠要求朝廷罢免杨应龙的官职，改由他的长子代行播州土司之职，同时要让杨家二少爷到重庆当人质。杨应龙知道自己的实力无法与朝廷对抗，所以对这些要求几乎是完全照单全收。然而杨家二少爷到了重庆以后却莫名其妙死了。具体的死因现在已不得而知，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彻底导致了杨应龙和朝廷的决裂。
杨应龙要求重庆方面把儿子的尸体送回来，然而重庆方面却拒绝了这一并不过分的要求。这时杨应龙承诺的四万两抵罪的钱尚未交完，于是杨应龙对外放出话：“吾子活，则银子至矣（我儿子什么时候活过来，那么银子就什么时候送到）”。当然杨应龙也意识到这么做会有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所以他开始暗中进行一系列战争准备：杨应龙在播州境内排兵布阵、修筑工事，还派手下兵马四处骚扰播州附近地区。
万历二十四年杨应龙出兵袭掠余庆、草塘二司，焚劫兴隆、都匀各卫，围黄平，戮重安。万历二十五年杨应龙流劫四川江津、南川诸邑，袭击贵州的洪头、高坪、新村等屯，接着侵扰湖广四十八屯。杨应龙知道这样一来自己与官军的战争已不可避免，所以他大肆招募苗族壮丁入伍：分发钱财粮食、配备精良装备武器。杨应龙在一系列掠夺和募兵中将军队规模扩充至十六万之众。
至此杨应龙已成为明朝西南一大祸患。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第二次抗倭战争的结束使朝廷得以腾出手来。万历皇帝面对西南的这位土皇帝决定彻底根除毒瘤。昔日曾与杨应龙交好的李化龙如今作为朝廷任命的三省总督奉命剿灭杨应龙。就在朝廷大军集结之前杨应龙亲自率军袭击了綦江城并进行大规模屠城。在战争初期播州方面甚至一度占据优势：1599年贵州巡抚江东之率领3000兵马围剿杨应龙却被打得全军覆没。
然而杨应龙以播州一隅之地对抗举国大军到底还是难以持久。尽管一开始杨应龙曾在战场上占据优势，然而随着明朝各路大军纷纷集结之后战场形势开始逆转。最后李化龙以二十四万大军兵分八路合围杨应龙：杨应龙被明军围困在孤山海龙屯。围山四十五天后名将刘颋从后山攻破海龙屯。自知无力回天的杨应龙自尽身亡。至此延续700多年的播州杨氏政权灭亡。
万历皇帝在灭掉播州杨氏土司政权后在当地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当地的世袭土司，改由朝廷任命流官治理。为实现对当地的分而治之就将其分割为遵义军民府和平越军民府：前者继续隶属于四川省管辖，后者则划归贵州省管辖。清代延续了明代的“改土归流”政策：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后朝廷对西南云贵川地区的控制力度得到加强，于是对云贵地方土司的改土归流工作开始得到大规模的推广。
到1725年时清王朝在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工作进入高潮时期。这时担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向雍正皇帝建议对云、贵、川各省进行新的省界划分。这一时期清政府在西南地区所推行的改土归流工作并不总是在和平状态下进行的，事实上随着改土归流工作的推进使清朝政府军和当地土司武装力量之间的摩擦愈演愈烈。在这种形势下贵州已然成为随时可能用兵的军事要地，而四川则是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
驻守云贵地区的大军需要四川作为提供粮草的后勤基地，所以改土归流的平稳推进必须确保四川的安全。当时四川省管理的面积非常大：管辖着现在的四川省、重庆市、贵州遵义府以及陕西部分地区。把遵义从四川划入贵州相当于在四川和贵州之间划出一个缓冲屏障。一旦贵州有变之时平叛大军即可经遵义进入贵州；如果叛军势力强大到一时难以剿灭，那么有遵义作为屏障挡着也可保证四川无虞。
另外开发较早的遵义要比当时贵州其他地区发达，所以遵义划入贵州也可以带动贵州的发展。这也符合清王朝一以贯之在大省和小省之间保持政治平衡的策略。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皇帝下诏将遵义府由四川省划归贵州省管辖，同时将原来隶属于贵州的古蔺（现在属于四川泸州的古蔺县）划拨给四川。遵义在四川与贵州之间的两属状态至此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