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下党警委党员达500多人，提前四天控制提篮桥监狱

解放战争隆隆炮声逼近上海时，敌占区内我地下党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愈加尖锐。为摧毁敌人出逃前“捕杀”“破坏”的行动计划，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员会（“警委”）布置所有党员利用警察职业的有利条件，全面发动情报攻势，以其第二条战线的特殊作用，与人民解放军“里应外合”。

　　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上海市区的地下党员总数已经发展到8665人，其中警委已经建立了1个党总支部、17个党支部，分布在市警察局、各分局、保安中队、监狱以及“飞行堡垒”总队等各单位，在警察局的许多要害部门，都有地下党员，就连警察局局长毛森办公室的勤杂员，也是地下党员。 整个警委领导下的地下党员共有500人左右，外围积极分子2000人。而当时上海警察系统的警员总数也不过才2万人，地下党员就占2.5%，要是再加上积极分子，这个比例就达到了12%！

在上海解放中，警委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是搜集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情报。上海地下党很早就开始进行了细致的准备工作，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重要的企业，从历史沿革、基本概况到主要人物，都调查得一清二楚，然后按照机关、产业、部门分类，资料总量达100万字以上，汇总编印成册。其中最详尽的当属《上海概况》，总共660页，分上中下三篇十四个专题。这些上海基本情况的资料对于解放军顺利接管上海，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而警委就充分利用警察局系统的工作便利，在这中间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市警察局行政处户口科科长、地下党员吴炎利用长期从事户籍管理的便利，获取了很多重要情报：还安排地下党员苏荧进入市警察局户口科，协助策反多名户口科工作人员及电话总机接线员；将一批空白身份证、通行证提供地下党，还完整保存全市450多万张人口卡片（包括重点户口卡片）。市警察局人事处黄旭、政治处董行健以及黄浦、老闸、新成等分局的地下党员也设法截取人事档案、军事布防图等绝密情报。

上图：上海地下党汇编的《上海概况》

。一 受命投寄警告信

　　早在1931年，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内就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到1949年初，上海警察系统中已建有20个中共地下党支部，分布在市局、各分局、保安中队、监狱及“飞行堡垒”总队中，党员达近500人，外围积极分子有2000多人。许多要害部门，都有党组织巧妙“打入”，就连警察局局长毛森办公室的一名勤杂员，也是令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中共地下党员。

　　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革命群众。市警察局局长、军统特务头子毛森叫嚣：“上海有1000条路，我有1000个特务。”他派了大批特务打入社会各个层面，在警察局内部也建立了“保密防谍组”“生活指导组”等特务控制的组织，以连环保形式要警察互为签名连保连坐，进行严密控制。毛森还亲临黄浦、新成、虹口等分局集合官警“训话”：只要共产党员出来自首，就可保送台湾，如检举别人还领赏、晋升3级，否则一切后果由本人负责等等。在他公布的“战时禁令”中，规定凡警察背叛国民党或弃职潜逃者均予处死并杀戮其全家。1948年至1949年上海解放，遭逮捕的警察有50余人。敌人对被捕的革命者用尽酷刑：通电流、灌辣椒水、拔指甲，有的人被砍断十指，有的竟被开水活活烫死。然而，在敌人恫之以死，诱之以利的考验面前，“警委”所属的近500名地下党员，没有一个变节自首，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党的组织。

　　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亦称“约法八章”）。“警委”从解放区邯郸电台收听到后，经过3个夜晚的反复核对，把内容全部记录下来，并立即把它油印了2000多份，另外又附上一封警告敌人的信。尔后，“警委”通知各分局地下党支部到约定地点领取，规定必须把信件分散投到各区所有的邮筒，以迷惑敌人，并限期在3天内全部寄出。中共普陀警察分局地下党支部书记钱凤歧、党员刘家栋、杨树浦警察分局地下党员钱文湘和党的外围组织“互保立功会”成员蒋志毅等4位同志接受了这一任务，按他们平时搜集的住址情况准确、迅速地把《布告》和警告信寄到反动警官和特务分子的家里，敦促他们认清形势，起义反正，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

　　《布告》和警告信发出后，警察局内部激起很大反响，不少警官的反动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正因如此，毛森专门发了训令，要限期破案。他还亲自到几个分局去训话：一定要把隐藏在内部的共产党挖出来。他布置心腹悍将严密侦察，逐渐把疑点集中到钱凤歧、刘家栋、钱文湘、蒋志毅四人身上。特务们使出浑身解数，利诱、威胁，从棍打鞭抽到电烙、灌辣椒水、钉指甲，折腾整整一个星期，结果一无所得。5月20日，在这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他们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地献出了生命。不久，从宋公园等地挖掘出的数以千计的尸体中，找到其中三人遗体，身上惨遭毒刑留下的条条伤痕随处可见。

　　二 机动车大队起义

　　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机动车大队是一支全副美式装备的武装警察队伍。全大队300多人，配有装甲车40多辆、迫击炮10门、机关枪30多挺、步枪200多支、电台4部。其前身是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部驻无锡的一个装甲兵营。1947年，国民党为了加紧镇压上海人民的反美蒋斗争，将这个装甲兵营调上海改编为警察局机动车大队，下设4个中队。原装甲兵营营长钟敏任大队长，副营长喻飞任第一中队长。1949年3月7日，毛森接替俞叔平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为了进一步控制机动车大队，委派其亲信、军统特务缪琅任大队长。钟敏、喻飞则明升暗降，调任总局保安警察处科长。由于机动车大队隶属保安警察处，因此，钟敏、喻飞在机动车大队虽无职务，但仍然有权调遣这支队伍。

　　194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社会部在上海负责情报、策反工作的吴克坚、何以端，遵照上级指示，布置肖大成、戴宗义利用各种关系，加紧对喻飞、钟敏进行策反，肖大成通过警察局员警合作社主任陆大公的关系，与钟敏取得了秘密联系，策动他在解放军入城前率队起义，钟表示愿意尽力。负责对喻飞策反的是戴宗义。他以同乡、好友的名义，和他频繁来往，常向他分析形势，规劝他弃暗投明。喻飞表示一定听从，投向人民。1949年5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了上海近郊。毛森密谋策划退守苏州河北岸，继续挣扎。当日上午10时左右，肖大成、戴宗义分别接到吴克坚、何以端的指示：立即策动机动车大队起义，不让毛森调动装甲车驶往苏州河北岸的阴谋得逞。

　　肖大成与戴宗义随即赶到机动车大队。下午2时半，起义工作准备就绪，机动车大队全体官兵集中，正式宣布起义。喻飞下令：一部分装甲车悬挂白旗开往沪西虹桥路、西站、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等地，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其余装甲车则在市区担负警戒，维持治安。正当肖大成、戴宗义在机动车大队虽无职务，但仍然有权调遣这支队伍。

　　194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社会部在上海负责情报、策反工作的吴克坚、何以端，遵照上级指示，布置肖大成、戴宗义利用各种关系，加紧对喻飞、钟敏进行策反，肖大成通过警察局员警合作社主任陆大公的关系，与钟敏取得了秘密联系，策动他在解放军入城前率队起义，钟表示愿意尽力。负责对喻飞策反的是戴宗义。他以同乡、好友的名义，和他频繁来往，常向他分析形势，规劝他弃暗投明。喻飞表示一定听从，投向人民。1949年5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了上海近郊。毛森密谋策划退守苏州河北岸，继续挣扎。当日上午10时左右，肖大成、戴宗义分别接到吴克坚、何以端的指示：立即策动机动车大队起义，不让毛森调动装甲车驶往苏州河北岸的阴谋得逞。

　　肖大成与戴宗义随即赶到机动车大队。下午2时半，起义工作准备就绪，机动车大队全体官兵集中，正式宣布起义。喻飞下令：一部分装甲车悬挂白旗开往沪西虹桥路、西站、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等地，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其余装甲车则在市区担负警戒，维持治安。正当肖大成、戴宗义在机动车大队紧张部署起义时，毛森多次打电话催促将全部装甲车开往苏州河以北地区，都被喻飞以“装甲车都在外面执勤，无法通知集中”为由，搪塞过去。当毛森再次来电训斥并强令装甲车立即开往苏州河北岸，肖大成接过电话，大声告诉毛森：“我正式通知你，机动车大队正式起义了，不会再跟你走了！”毛森听完连声追问讲话的是谁，并破口大骂，扔下电话后带领一批亲信慌忙逃离警察局……至此，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机动车大队完全在中共的情报部门控制下布防、警戒。

　　三 开展“互保立功”活动

　　1949年初，中共中央上海局下达了“积极、广泛地发展力量，巩固与扩大核心，加强重点工作，依靠基本群众，团结人民大多数，为彻底解放京沪与具体准备对京沪的接收、管理而奋斗”的指示。“警委”根据这一要求，对毛森一伙溃逃前的疯狂破坏，作了充分估计和应对的准备：从关心群众切身利益出发，以谈心的方式，在警察中进行认清前途的教育，团结倾向共产党的警察，争取中间动摇警察，秘密开展“互保立功”活动；加强党员气节教育和组织纪律教育，要求每个党员至少联系几个警察，启发大家互相保证、互相监督，不做危害人民利益的事，不毁坏物资档案，不转移枪支弹药，维持好社会治安，为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立功。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敌人更加恐慌，开始实施覆灭前逃跑、破坏和屠杀的准备，胁迫工厂、机关的职工随他们迁移。针对国民党策划的应变措施，“警委”进一步发展互保组织，将手执武器的警察组织起来，成为监视敌人行动的力量，并在警察中开展反逃跑、反撤退、反破坏的宣传教育；成立群众性的保管委员会，五人一组，十人一队，凡有地下党支部的分局，支部书记都担任保管委员会主任。“警委”成员分别参加了由中共地下市委直接领导的大区委工作，与外界密切合作，积极参与组织护厂队、纠察队、消防队和人民保安队，支持和配合各界护厂护校斗争。同时还派地下党或外围积极分子分头控制枪械室、档案室、拘留所、门卫、银柜和车辆，轮流昼夜值班。

　　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行政处户口科科长、地下党员吴炎长期从事户籍管理及教学工作。资深的专业背景，为其提供了工作便利，他多次向华东局城市工作部输送重要情报：国民党警察系统人员编制、指挥系统、武器装备和警察局长俞叔平、毛森的动态；重点户口调查获得的上海市军政人员的姓名、住址、电话、军号；驻沪国民党军队番号、兵力；郊区防御工事地图。同时，安排地下党员苏荧打进市警察局户口科，协助策反多名户口科工作人员及电话总机接线员；将一批空白身份证、通行证提供地下工作人员使用；掩护被警察局追捕的地下工作人员丁正、陆自成和同济大学学生9人安全转移；密录一份270名准备解放后潜伏上海的特务花名册；完整地保存全市450多万张人口卡片（包括重点户口卡片），解放后交军管会使用。市警察局人事处黄旭、政治处董行健以及黄浦、老闸、新成等警察分局的地下党员也想方设法潜入敌人要害部门，截取人事档案、军事布防图等绝密情报。

四、提前解放了提篮桥监狱。

提篮桥监狱是1901年由公共租界建造，号称远东第一监狱。提篮桥监狱里有一个“和”字监，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在1949年5月，这里关押着50名被捕的地下党员。之前，中共上海局和上海市委就曾经计划设法营救，但最终都因种种原因放弃了营救。由于担心国民党在解放前夕对这批地下党员进行屠杀，所以警委特别要求设法进行保护。

中共社会部在上海负责情报、策反工作的吴克坚布置林亨元、祁式潜负策反提篮桥监狱典狱长王慕曾。5月17日，国民党下达密令，要将在提篮桥关押的政*治犯移押到舟山群岛。地下党立即联系王慕曾要他设法进行保护，王慕曾表示会设法不执行这个密令，尽力保护狱中政*治犯的人身安全。5月20日，他把“政*治犯”安排到条件相对更好的“感化院”。

5月23日，解放军开始对上海发动总攻。为了防止国民党加害被囚禁的政*治犯，监狱地下党根据警委级指示，开展武装护监斗争。由于警委和社会部坚分属两个系统，监狱地下党并不清楚策反王慕曾的情况。

监狱地下党支部书记赵英盛把20多名地下党员和外围积极分子组织起来，首先控制了监狱警卫课、电话间等要害部位，并掌握了钥匙间里各监房的钥匙。随后，他又命令枪库管理人员打开枪库，取出枪支，分发给护监人员。

5月24日，监狱大门紧闭，禁止一切人员和车辆进出，并切断了所有对外的电话联系。护监人员臂缠红布，持枪在狱内进行武装巡逻戒。监狱地下党支部的这些活动，王慕曾也不加干涉，因此护监工作进展非常顺利。这时，“感化院”各监房都已经不上锁，“政*治犯”们可以在“感化院”所在的监楼内自由活动，甚至可以到监楼的楼顶平台上扭秧歌。也就是说实际上，提篮桥监狱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是被地下党控制了，所以就有提篮桥监狱在24体就已经解放了，比全上海解放还提早了三天的说法。

图2：部分被关押在提篮桥的地下党员在获释后合影

5月28日上午，上海军管会法院接管处第三组——监狱接管组，进驻提篮桥监狱，正式宣布接管监狱，警委保护监狱被关押通知的任务至此顺利完成。

解放前夕，国民党加紧了对地下党的镇压。市警察局局长毛森在警察局内部也建立了“保密防谍组”、“生活指导组”等特务组织，以连环保形式要求警察连保连坐，进行严密控制。还公布“战时禁令”：规定只要共产党员出来自首，就可保送台湾；如检举别人还可以领赏、晋升三级等等；凡是背叛国民党或弃职潜逃者均予处死并全家处决。1948年5月至1949年5月这一年间，这些被捕人员用尽酷刑。但在恫之以死，诱之以利的考验面前，警委所属的近500名地下党员，没有一人变节。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国民党开始部署撤退前的大破坏和屠杀，胁迫工厂、机关的职工迁移。针对国民党的应变措施，警委进一步发展互保组织，将佩有武器的警察组织起来，并在警察中开展反逃跑、反撤退、反破坏的宣传教育；成立群众性的保管委员会，五人一组，十人一队，凡有地下党支部的分局，支部书记都担任保管委员会主任。同时警委成员分别参加了由上海地下市委直接领导的大区委工作，与外界密切合作，积极参与组织护厂队、纠察队、消防队和人民保安队，支持和配合各界护厂护校斗争。还派地下党或外围积极分子轮流昼夜值班控制各分局枪械室、档案室、拘留所、门卫、银柜和车辆　

五 率先悬挂欢迎横幅

　　5月24日晚，正当解放上海之战在市郊激烈进行之际，上海市警察局的门楼上却最早悬挂起了白旗，下达命令的是市政府警卫队长王诗光。

　　王诗光，浙江金华人。抗战初期，全国上下同仇敌忾，浙江金华建立了“金华县战时政治工作队”。那时，王诗光正是风华正茂，想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毅然投考工作队，参加抗日。由此认识了队长徐旭（与中共地下党建立工作关系的情报人员），并在工作中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后来，又投考黄埔军校。抗战胜利后，到上海市警察局报到。不料，徐旭已先期到了上海，任警察局人事室主任，掌握人事调配权。是时，王诗光被派任保警第一总队第二中队长。后王诗光被调到市政府大厦，任市政府、警察局两座大厦的警卫队长。

解放前夕，徐旭交给王诗光一个任务：严守市政府、警察局两大厦，解放军攻进上海时，就举旗起义。5月24日午夜时分，从前线退下来的军队在马路上流窜。王诗光深感兵力不足，唯恐反动军队溃退时发生暴乱，便打电话请代理市长赵祖康来市政府坐镇，并请示：解放军到达后该如何处置？赵回说，无法前来，要王无论如何要维持到天明。若解放军入城，就在市政府门楼上挂白布单作为起义信号。王诗光感到赵的答复和地下党的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当时灵机一动：何不提前挂出白旗，这样虽然有一定的危险，但却可促使还在市区妄图顽固坚守的国民党残余部队迅速土崩瓦解。于是，王诗光当机立断，宣布警卫队全体起义，旋即派队员用白布被单代替白旗，提前在市政府大门的门楼上挂出。同时命警卫警察局大厦的队员也立即在警察总局的门楼上挂出白旗。

5月25日黎明，解放军进入市区，黄浦分局地下党员赵壁如、陈安良等率先把“欢迎解放军解放大上海”的横幅悬在门前，横幅的一端挂上白旗，同时组织群众在街头张贴欢迎解放军的宣传标语。其他分局也在配合军管会接管政法、警察部门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