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攻延安的部队中，发现军统头号电讯专家，地下党冒险寄信预警

1947年3月9日，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开始，兵锋所指，正是边区首府、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留下参谋长盛文镇守西安，自己则秘密赶到了洛川前线，准备对百余公里外的延安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消灭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主力，尽快解决陕北问题。

副司令与地下党秘书一同赶赴前线

但胡宗南万万没有想到，他身边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就是中共地下党员，早在3月3日进攻计划尚未下达给作战部队前，熊向晖就已经将其全部报告给了西安地下党情报工作负责人刘石坚，再由其转呈中共中央。因此，胡宗南的所谓偷袭行动非但没有奏效，连部队集结都频频遭遇伏击。其中，整编48旅在西华池就险些被全歼，最后由于救援及时才侥幸脱险，但旅长何奇却被击毙。

尽管出师不利，但胡宗南对自己的庞大兵力依然信心满满，于3月10日晚10时召集所有旅长以上军官，在洛川中心小学礼堂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会上，胡宗南不仅正式传达了《攻略延安方案》，并要求各部队务必行动迅速，一律轻装，携带7天的干粮，若遇小股敌人即行消灭，遇大股敌人可先绕道而行，以求最短时间内兵临延安城下。

发现军统少将、电讯专家

熊向晖是参加会议的极少数校级军官之一，出发到洛川前，他曾再次找到王石坚，他明日将随胡宗南出发，无法继续提供情报。王石坚表示：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主要战略情报已经都掌握了，中共分布在西安各条战线上的情报组织会继续注意胡宗南部的动静，及时掌握相关情况。

但很快熊向晖就发现了一个十分凶险的情况，因为他竟然在进攻延安的大军中，发现了保密局技术研究室主任魏大铭。这家伙虽然仅仅是少将军衔，却是全国首屈一指的电讯专家，军统成立初期就是其通讯部门的首领，多次破译各路军阀的密电，为情报工作立下汗马功劳；抗战初期就任军统电讯处长后，更是成了众所周知的“戴笠的灵魂”。

无线电侦测威胁中共中央安全

魏大铭还带来了一个技术分队和大批最新的设备，其中就有美国人刚刚改进的无线电侦测车，可以通过监听电台信号准确锁定其位置，是国民党军侦察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一只“杀手锏”。胡宗南对此高度重视，多次约见魏大铭，要求其积极工作，力求尽快侦知判明陕北共军各级指挥部的位置。

魏大铭及其无线电侦测分队的存在，直接关系到中共中央安危与西北野战军作战的成败，必须迅速上报。可是熊向晖此时远离西安，没有可供传递情报的可靠渠道，于是只好兵行险招，冒险违反秘密工作惯例，将情报白纸黑字写在纸上，封入信封，通过洛川部队与西安总部间的机要交通进行投递。

违反保密纪律，成功投递情报

这在当时的确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同在洛川的副参谋长薛敏泉早就对熊向晖有所怀疑，时不时对其暗中进行调查，薛又分管着军事情报工作，有权检查军中的往来信件，一旦他出面检查，熊向晖就会立即暴露。好在薛敏泉副参谋长此时又兼任了攻打延安前进指挥所的参谋长，忙的焦头烂额，一时间竟然出现了疏漏。

熊向晖的情报被直接寄给了他抗战时期在“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旧友潘裕然，潘不仅是北京大学名教授潘家洵的儿子，又与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有亲戚关系，情报到了他的手里就等于进了保险箱，加上他又应聘在王石坚开办的研究书店任经理，因此非常方便的就将信转交给了王石坚。

中央中央根据熊向晖的情报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除了根据胡宗南在洛川军事会议上部署重新排兵布阵，安排撤离事宜外，还立即对各级各单位使用无线电台作出了新的严格规定，并通知西北野战军在作战期间，不再使用无线电远距离联络，而是改用小电台拍至大电台代转，以避免暴露各级指挥所位置与作战机密，使得胡宗南部的无线电侦测成了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