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巫》，近几年最出色的恐怖片，我至今依然墙裂安利
2020-11-25 20:02:58
《后翼弃兵》爆了，想必大家也被主演安雅·泰勒-乔伊小姐姐疯狂圈粉吧！
今天想为大家安利一部安雅·泰勒-乔伊实打实的成名作。
这部影片是我心目中近几年最出色的恐怖片之一，时至今日我依然热衷于为身边人安利——
《女巫》
《女巫》2015年在圣丹斯电影节横空出世后，人们对它的期望就一路走高。它在2016年初公映后的成绩也没让人失望，上映前两周就斩获了1700万美元票房。
各大媒体更是对它好评如潮，将其视为2016年的“第一部”必看电影，甚至拿它与《闪灵》及《驱魔人》相提并论。
与那些年里早已烂大街的“伪纪录”恐怖片、连环砍杀片及通灵题材恐怖片相比，《女巫》在当时显然有着特立独行的姿态。
一
17世纪初的美国，因为与新移民主导的教会的冲突，一个虔诚的清教徒家庭不得不迁移到新英格兰的荒野深处隐居。
然而庄稼的颗粒无收，小儿子的失踪，一片令人生畏的森林以及在其中举行的巫术仪式，却让这一家人内心充满恐惧，正处在青春期的少女托马辛，也因此成了家人怀疑的对象。
古朴幽深的故事背景，对宗教、信仰的质询，让《女巫》更像是《第七封印》和《复仇之日》那样的欧洲艺术片，而非一部典型美国恐怖片。
导演罗伯特·艾格斯也毫不讳言自己对英格玛·伯格曼和卡尔·德莱叶这两位大师的钟爱，但他拍摄《女巫》的初衷却不是向艺术电影致敬，而是为了直面自己最初的梦魇。
作为新英格兰本地人，他的童年幻想中一直充斥着废弃的农舍、林中的墓地和偷走孩童并将其献祭的老女人。
这些黑暗传说既催生了他的想象力，也促使着他对那个捕猎女巫的神秘年代进行深入了解。
在影片长达四年的筹备期中，他阅读了大量关于17世纪初新英格兰地区的资料，并在剧本中引用了很多相关内容。影片借助虚构角色，诉说着历史上真实人物的内心独白，用悬疑恐怖的类型片外衣，讲述了一出时代悲剧。
二
然而，仅凭对一个遥远时代的出色描绘，或许并不足以打动所有人。
《女巫》一片之所以能获得口碑与票房俱佳的成绩，除了斯蒂芬·金与埃德加·赖特等人的鼎力推荐之外，也是因为它搭准了女性主义这样一个时代脉搏。
与近年来最优秀的两部美式恐怖片《鬼书》和《它在身后》一样，《女巫》也是一部以女性意识觉醒为主题的电影。
影片所聚焦的西方早期猎巫事件，本是源自原生态的巫师、医师、女祭司与族长在殖民地地区与教会的矛盾，教会因而借由女巫这一借口清洗异教徒，并根除这些地方性的古老信仰。
然而当这样的教会行为延伸进入早期的男权社会时，却变了味道，衍生成了一系列极度荒唐的诬告事件。
不论是女性的经期情绪失控，躁郁性情感障碍，还是因荷尔蒙失调所引发的癔症，都在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无知与恐惧下，被指认为恶灵附体的表征，出现这类症状的女性也因此受到教会的迫害。
更有甚者，为了压制那些能力出众的女性，男权社会可以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方式将她们定性为女巫，而一些被男权逻辑洗脑的女性，也很擅于利用这套权力规则来诬告自己嫉妒的女子。
愈演愈烈的诬陷狂潮，在17世纪末达到顶峰，引发了发生于1691到1692年的塞勒姆巫术审判惨案。
《女巫》一片将故事设置于惨案发生前夕，寓言性地揭示了悲剧的未来。
故事中的七口之家，是整个父权社会的典型缩影，充斥着明显的压迫氛围。
在这个父权至上的氛围里，女性一直在其中被扣以原罪的帽子，因此她们经历的一切痛苦，都是应得的惩罚。然而将大女儿视为替罪羊的叙事，却是源于父亲的失势。
在妻子疯癫、大女儿不知所措、两个儿子失踪以及双胞胎姐弟的诱骗下，他渐渐方寸大失。
田地欠收与狩猎无果，令他在家中的地位愈发尴尬，整个家庭的分崩离析，都始于父亲的摇摆不定。
母亲的无知、愚蠢与疯狂，在指控大女儿时体现得尤为生动，这一角色表现的是父权社会中，部分女性的畸形心理。
她对于接二连三丢失儿子一事具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但又没有勇气向丈夫问责，于是就把失职与无力感发泄到了对大女儿的怪罪和指控上，好把自己伪装成受害者。
同样，在现实中，很多的女巫指认事件都是源自女性之间的相互控诉。
无论是出于同性竞争的打压，还是作为家庭矛盾的出口，朋友甚至亲人间的控告与揭发，让越来越多女性被指为女巫，导致悲剧不断上演。
在由灾难所揭露的人性本质和混乱无序的家庭境况面前，大女儿托马辛的自我意识也在逐渐被唤醒。
影片开场处，她的悸动与不安都还只是源于青春期的生理反应，但随着剧情的深入，丑陋虚伪的文明社会残余物愈发让她心生厌恶，反倒是神秘、邪恶、自由而又不可预知的大自然，渐渐与她产生了强烈的心灵感应。
最终，托马辛跟着本能走进了丛林深处，这样的结局究竟是源自她与生俱来的本性，还是出于对世俗世界的反叛，或许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此刻成了真实的自我。
三
在2015年的圣丹斯电影节上，导演罗伯特·艾格斯凭《女巫》拿下了最佳导演奖。他在这部长片处女作中的确出手不凡：他很少直接向观众展现恐怖，而是在不断地引导着观众的想象。
从开篇植入的异象，到众人的指控，以及动物（乌鸦、野兔、黑山羊）的出现，他不断地在抛给观众诱饵，让观众跟随一双隐形的手自行推导剧情，预想下一秒的恐怖画面；然后导演才会突然跳出来，用老套的惊吓桥段给予观众意外的惊喜。
片中也浓缩了社会和家庭的复杂关系，以简约的方式处理着巨大的野心：在一片森林、一间农舍和一家人的背后，笼罩着社会、宗教与人性的阴影，这样的格局已远远超越了普通的恐怖片。
整体气氛的拿捏，几处冷笑点的穿插，对几位儿童演员以及以“黑山羊菲利普”为首的动物演员的驾驭，都让影片达到了风格鲜明的统一效果，在极简的视听语言之中蕴含着强大的戏剧力量。
演员的精彩表演要归功于艾格斯执导舞台剧的丰富经验，逼真的细节，则来源于艾格斯长期作为美工设计的职业背景。在成本能够负担的条件下，他要求片中的所有服装都尽可能是采用手工编织，以符合史实。
与那些想要冲入业界核心的独立导演不同，罗伯特·艾格斯最享受的，是拍摄电影的过程。
他甚至开玩笑说，如果不是因为会显得过于疯狂，他愿意让所有剧组成员在《女巫》的拍摄现场穿着古代清教徒服装。而他对接下来生涯的设想，也依然透着闲云野鹤的气质：他一直希望拍摄一部中世纪题材的骑士电影。
似乎他在可见的未来里，不会想要回到当下。“反映当代问题？我在生活里要面对的当代问题已经够多了。只有表现过去的电影能让我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