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也对拍照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手机摄影的边界，似乎并没有简单的答案。
文 | 朱朝晖
数码单反的终结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谷泉老师有一天突然问我：“你有没有注意到，手机就是现代人的新石器？”就像蛮荒时代猿人手中的石头，手机已经成为现代人手中的万能工具，除了砸核桃，什么都能干。或许在千百年后的未来人眼中，手机上那些使用过的痕迹，和古人器物把件上的包浆并无区别。作为摄影爱好者，我也曾经相机不离身，而现在出门，越来越少携带相机，手机已在不知不觉中替代了相机，附近散步如此，甚至远途旅行也如此。梳理自己近些年拍的照片，我发现大约有一半是用手机拍摄的。仅仅在二十年前，摄影还有着明显的门槛：首先是技术门槛，能拍出对焦清晰、曝光准确照片的，就可被奉为摄影家；其次是器材门槛，拥有相机的人，家境至少可称得上小康。而现在，手机的普及，使得“人人皆摄影”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已是现实。人们完全可以不具备任何摄影知识，也无须购置任何专业器材，随时随地就可以进行拍摄。曾有人问摄影师安妮·莱柏维兹，你觉得什么相机好？莱柏维兹说，我觉得iPhone就挺好的。如果没有记错，这段对话发生在iPhone4的时代，那时乔布斯还在世。从iPhone4到今天的iPhone11，苹果手机已经迭代升级了无数次，但那时的手机拍摄性能，已经让安妮·莱柏维兹觉得满意了。
2018年，佳能低调推出了初代R系列相机，在我看来，这意味着数码单反的终结。R系列号称“专微”，意思是专业微单。微单和单反的本质区别，在于有没有那块反光板。而那块反光板，来自胶片时代，需要用它在镜头和胶片之间遮住光线。但问题在于，数码相机的感光模块是一片叫CMOS或CCD的电子元件，和光线是否直射没关系，和通不通电有关系。所以，这块反光板，是数码相机的盲肠。凭什么数码相机非要有一块反光板？延伸问题是：凭什么数码相机的全画幅要和135胶片一样？甚至凭什么，数码相机要和胶片相机长得一样？数码单反，命中注定是从胶片时代到数码时代的过渡品。而且，不仅数码单反是过渡品，目前所有数码相机也都是过渡品。单一功能的数码相机，必将被例如手机的综合数码产品所取代。2009年，柯达胶卷停产，象征着胶片时代结束；2017年，尼康小型数码相机停产，意味着手机时代来临。上期的苹果秋季发布会，100分钟时长，有13分钟在宣传 iPhone 11 Pro 的相机功能，此外还占用了7分钟介绍iPhone 的浴霸摄像头。今年春节，苹果推出的贺岁短片全程使用iPhone拍摄，不再过度倚靠专业器材的辅佐，反而凭借轻便灵巧，获得了专业器材难以实现的视觉效果。手机的拍摄模块进化至今已趋成熟，无论从画质还是功能，已经完胜当年摄影大师手中的昂贵相机了。从Instagram到微信朋友圈，显然，用手机拍摄才是当下主流。
许多个“决定性瞬间”
布列松拍摄的两张照片，跳水洼的男人和抱酒瓶的男孩，是示范 “决定性瞬间”的经典范例。而在今天，获取类似照片的概率显然提高了。拍到跳水洼的男人，可以用数码相机的连拍功能，甚至可以打开手机的LIVE模式，事后从连续画面中选出那个决定性瞬间即可。而抓取街头男孩的笑容，可能遍布街头的监控头就可以做到，每天有无数个街头的无数个男孩的无数个笑容记录在海量存储器里，要做的可能只是截个屏而已。2019年10月，我参与了中国美院跨媒体学院“列岛·影像志”拍摄项目，引导学生们用纪实摄影的方式进行感知和创作。“列岛·影像志”的拍摄作业，没有对拍摄工具作任何要求，学生们使用的器材五花八门，甚至包括DV机和拍立得。最终，评选出的全场最佳是用手机拍摄的。复盘这张照片的拍摄过程，如果当时换作相机，这个场景很可能是拍不到的，要么稍纵即逝，要么不便打扰，环境和时间都容不得举起相机。用手机拍照所带来的自由度是前所未有的：可拍摄的场合增加，拍摄机位更灵活，隐蔽性更强，被拍摄者也更习惯更松弛。这些独家便利，足以抵消手机画质的短板——如果拍不到，就什么也没有。这是“列岛·影像志”的另一幅作品，用大疆拍摄。在无人机出现之前，除了上帝和鸟，这个机位无人到达。我们在怀旧徕卡的时候，似乎忘了徕卡的起家是因为它轻便和便宜——相较于当时笨重昂贵的大画幅木壳相机；也似乎忘了徕卡从初代A型到胶片终代MP的演变，是对焦、曝光等功能的逐步自动化、电子化。而更轻巧、更便宜、更多更好的性能，不正是数码摄影器材正在进化中的么。在我看来，相较于数码影像，胶片影像有四个特征：低分辨率，低宽容度，标志色调，颗粒感。在此不妨逐一做个大致分析：分辨率：135胶片的分辨率大致相当于一千万像素，目前市面上任何一台百元手机都可以达到。宽容度：胶片的ISO范围，到1600已经算作超高感光度了，而数码的感光度极限已经动辄10万。读库主编张立宪用新买的iPhone 11拍深夜熟睡的女儿，感叹说光线暗到连自己都看不见，但手机能看见。标志色：胶片所谓的标志色，本质上是制造材料和工艺导致的色彩特征，以及不同批次之间的品控差异。手机APP无数类似LOMO、NOMO之类的小程序，都可以轻易模仿七八成。颗粒感：我完全同意，微妙的胶片颗粒，比生硬的数码噪点迷人得多。好在，目前许多后期特效插件，可以模拟各种品牌、型号甚至批次的胶卷颗粒，效果足可乱真。这也是“列岛·影像志”的作品，粗颗粒的晦暗光影具有微妙的质感，散发出一缕阿尔·古勒般的忧伤。在展览现场，很多人询问这张照片是否是用胶片拍摄的。但实际上，实现这一效果，不是通过胶片，而是通过PHOTOSHOP的NIK插件。这幅照片有多达十几处的区域调整点，以实现以前需要在传统暗房中花费无数小时达到的效果。对于数码影像来说，模拟胶片的各种特征，属于向前、向下兼容，没有玄虚，也没有技术难度。和传统暗房相比，数码后期的路数并无二致，变化只是用鼠标代替了手指而已，进入手机时代，手指则再次代替了鼠标。前不久，苹果将IOS系统更新至13版，照片编辑功能再次提升，几乎可以实现PHOTOSHOP一大半的常用功能。感谢手机背后强大的影像专家和AI算法，手机“一键自动”瞬间生成的后期效果，往往超过我用PHOTOSHOP调整半天的结果。以至于，我有时无法确定效果的PS照片，会传至手机，用“一键自动”试试看。在“列岛·影像志”作品展的布展间隙，我参观了“列夫·加布里埃尔森：中国的面孔1980”摄影展。三十年前，挪威摄影师列夫用胶片拍摄了中国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三十年后，他拍摄的那些中国面孔用艺术微喷的方式再次呈现。这次展览带来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提示，通过艺术微喷而不是传统暗房，也同样可以呈现展览级效果。摄影术的发展，第一次突破是曝光时间由八小时缩减为半小时；第二次突破是由半小时缩减为几十秒；第三次突破则出现了现代意义的底片。从时间的意义来看，是完成一次拍摄的数量级由小时到毫秒的进程。在这个时间维度上，胶片和数码几乎只是并肩而行。我不是一个怀旧的人。在我看来，从胶片到数码，唯一失去的是摄影的仪式感。当然，对于感知和创作，仪式感确实重要。一想到这个，我还是不免有些惆怅。但也仅限于惆怅而已。
和大卫·赫恩喝下午茶
学习一本书，比通读深入的是精读，比精读深入的是审校，比审校深入的是编辑。机缘所至，我成为读库出版的大卫·赫恩《摄影师手册》的中文版编辑。大卫·赫恩是玛格南成员，书的原名是《On Being A Photographer》，意思是摄影师养成。“这是一本关于摄影的书，但摄影是关于人生的。”在这样的句式面前，我毫无抵抗力。流行摄影书的内容主要分为三类，器材性能，拍摄技巧，后期技术，但这本书谈的是摄影的想法和办法，与前者基本无涉。对于摄影爱好者来说，最新器材和最炫PS，可以从网上轻易找到海量资源，甚至和影友在饭局酒桌交流就可以。而“拍什么”和“怎么拍”，如此本质而关键的问题，却其实并没多少书可供指导。我把这本只有几万字的小册子改名为《摄影师手册》，源自法国《电影手册》，尽管当年的电影新浪潮已经被无数后浪推至遥不可及，但《电影手册》至今仍然是从导演到影迷手中的电影圣经。这本《摄影师手册》也一样，书里关于摄影的真知灼见，不仅适用于胶片时代，也同样适用于数码时代，它的价值不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赫恩说：“你只需观察一个摄影师几秒钟，看他是怎么拍照的，就能了解他的水平。”的确如此，无论这位摄影师的手中是胶片相机、数码相机，还是手机，都一样。《摄影师手册》首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正值数码相机初露头角之时。在大局已定的今天，反观当年的观点和判断，是非常有趣的事情。1967年，MG汽车俱乐部舞会上的退休男人。摄影：大卫·赫恩书里谈到一则轶事，赫恩去亚利桑那完成一个为期一年的拍摄项目。他来到一家摄影器材店，问有没有某个牌子的胶卷。店主说有，拿了一卷出来，赫恩说，我要一千卷……一卷三十六张，一千卷就是三万多张，赫恩用一年时间用完了它。在胶片时代，一个专职摄影师一生的拍摄量大致是几十万张，而一个业余摄影爱好者，可能一生也拍不完一千个胶卷。但现在，一张256G容量的普通CF或SD卡，就可以承载相当于一千个胶卷的照片。当然，256G内存的手机也可以。赫恩在书里独辟一章，谈作品小样的重要性。这些小样既用于编选照片，也用于索引存档。赫恩说：“我中意的所有图像都印制在8×10 英寸的相纸上。许多摄影师更喜欢5×7 英寸的，但对我来说，大一点的样片有多个优点，钉到墙上后也更容易评估。至于费用上的些微增加，我可以通过出售复制品来弥补。”而在今天，作品小样已经不成问题了，几乎所有看图软件都弥补了传统印样的局限，任意缩放，而且不用花一分钱。赫恩还在书里友情提示：“你要有一个准确的编档方法。当你拥有四万个负片夹，每个都有六条负片，你就会明白，一旦负片放回去的位置不对，就如同把它丢进了废纸篓。”如今负片夹变成了硬盘子目录，无论一张照片存在哪里，都可以通过关键词检索，迅速把它找出来。当然，赫恩不可避免地谈到了暗房技术，包括当时还算新生事物的数码暗房：“我确信许多报道摄影师会用最新工具来重设影像。他们能够实现尤金·史密斯在暗房中花费无数小时才能达到的效果，或是像他那样重新安排相机前的元素。”我们知道，尤金·史密斯的暗房是最高机密，只有上帝知道他如何在暗房里完成他的杰作。不过，赫恩对数码摄影持保留意见。他一方面委婉地说：“我期待电子图像的马克·夏加尔出现。观看、欣赏这种具有永恒价值的电子图像，将成为赏心悦目的事情，尽管我个人对参与这类创作毫无兴趣。”另一方面又承认：“目前，这种数码处理的图像似乎还是蹩脚摄影师的雕虫小技。但很快，数码摄影师就能游刃有余地操作电脑。”同时，又透着成功者和过来人的聪明和狡黠：“当数码相机、电子图像遍地都是的时候，老式银盐照片将获得前所未有的价值。我正赶在银基相纸消失之前，把那些需求最大的图像各冲印25 张。这将是我的退休收入。”在《摄影师手册》里，赫恩提到了他的日常拍摄训练： “坐在某家咖啡馆里，观察别的顾客，想象你的眼睛脱离躯体，在空间里四处漂浮。当所有变量凝聚成一幅完美画面的时刻，眨眼。”这项训练如今看来，非常像在遥控一台大疆无人机进行拍摄。五年前，谷歌放弃了谷歌眼镜。有迹象表明，苹果可能重新拾起它，并在十年内取代手机。或许十年后，相机将不再被拿在手中，而是戴在头上。还是老问题，作为现代人的工具和玩具，凭什么必须是拿在手里的一个方块呢？如果出现这样一副眼镜，轻巧，隐蔽，具备手机摄影的性能，但眨一眨眼就可以按下快门，那么无论是布列松，还是大卫·赫恩，都会欣然接受这副眼镜罢。（根据中国美术学院“2019感受力论坛”讲稿整理首刊于《艺术当代》202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