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张杰：《稗海红楼——古代小说版本DNA初探》
《稗海红楼——古代小说版本DNA初探》，张杰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10月版。
序
化解古代小说版本研究中的“一脉情结”
论舒序本的版本来源
初论《水浒传》简本与繁本的关系
浅谈《红楼梦》甲戌本的“凡例”
从同词脱文来看脂本、程本的先后关系
《金瓶梅》版本关系新论
尊重学术法则 停用靖本批语——与梅节先生商榷
己卯本与庚辰本同源于曹家四评副本
《金瓶梅》所用底本究竟是哪种《水浒传》？——与黄霖先生、刘世德先生商榷
卞藏本版本来源浅论
《三国》志传原本先于演义嘉靖原本——兼评章培恒先生、张志和先生相关争议
《西游记》杨闽斋本是简本吗？——与刘世德先生商榷
《金瓶梅词话》第五回末叶异版小考
附录：
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原作者
曹雪芹家族谱系简表及族人小传
曹雪芹三题小议
《〈红楼梦〉中的悬案》的多处硬伤
胡适红学研究十项失误
《红楼梦》原作者曹頫生年小议——兼答陈林先生
跋
当人们看到面前这本书的书名为《稗海红楼——古代小说版本DNA初探》，一定会产生疑问，什么是“版本DNA”呢？在我解释这个词语之前，还是先来说一说中国古代小说版本源流研究方面存在的一个大问题。
《三国志通俗演义》
这个大问题就是，大家陷入了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怪圈之中而无法走出来。比如就说四大名著吧，在《三国演义》版本源流关系上，一些研究者认为志传本先于演义本，而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演义本先于志传本；在《水浒传》版本源流关系上，一些研究者认为简本先于繁本，而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繁本先于简本；在《西游记》版本源流关系上，一些研究者认为朱本、杨本的共同前身本先于百回本，而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百回本先于朱本、杨本的共同前身本；在《红楼梦》版本源流关系上，一些研究者认为脂本先于程本，而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程本先于脂本。
那么，这些研究者长期以来是如何分析并确定古代小说版本先后关系的呢？
他们的主要方法是“跟着感觉走”。他们首先通过对两种版本非常仔细的阅读，然后自我感觉哪个版本在前，哪个版本在后。更进一步的话，他们则要求对这两种版本中的异文进行优劣的感觉判断。
《水浒志传评林》
一些研究者认定，劣必先，优必后，文字只能越改越优美、越通顺，反之是不可能的；而另一些研究者则认定，优必先，劣必后，像写作四大名著的都是伟大的作家，文字必然生动、准确，而那些不成样子的笔墨肯定是后人妄改。
我的看法与这些研究者的看法很不相同。我认为，科学的结论是绝对不能建立在感觉之上的。
事实上，即便是异文优劣的感觉判断也往往是难以达成共识的。比如《红楼梦》的版本，主张脂前程后的研究者认为，今存的各种脂本都不是曹家的原本，而是过录本，所以难免会有错抄漏抄，因此除了这些错抄漏抄之外，脂本的文字优于程本的文字；而主张程前脂后的研究者则根本不认同这种感觉判断，反而坚称，程本的文字优于脂本的文字。
假定异文优劣的感觉判断是一致的，仍无法解决问题，因为一方认定，劣必先，优必后，而另一方认定，优必先，劣必后，依然让人们无所适从。
《金瓶梅词话》卷之一
其实，这些从根源上讲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研究方法，怎么可能得出让公婆都满意、让历史都认可的科学结论呢？
古代小说的历史事实告诉大家，有部分古代小说版本的确是劣在先，优在后，一些高水平的文人参与了修改，小说越改越好；也有部分古代小说版本的确是优在先，劣在后，一些后人水平不高，还要乱改乱删，小说越变越差。
总之，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异文优劣的感觉判断这两种研究方法均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的科学性。
我们的一些比较专业的版本研究者和许多的版本研究爱好者在古代小说版本（特别是在《红楼梦》版本）方面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但是成果甚微，原因就是研究方法太不讲究了。方法不当，事倍功半；方法得当，事半功倍。
甲戌本红楼梦
一位研究了《红楼梦》版本十几年的爱好者要与我交流体会。我说，您先别讲您的观点，您告诉我，您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确定版本先后关系的？他竟然一脸茫然，他说，难道大家不都是靠自我感觉来确定的吗？然后各抒己见。我又说，我不反对各抒己见，我只是想了解您运用的方法具备不具备科学性。
很清楚，大家之所以走不出这个怪圈，究其原因就在于，大家没有共同认可的、共同拥护的、共同遵守的具备科学性的研究方法。
在这里，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我发现和总结的版本DNA研究法。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刚开始研究《红楼梦》的版本，就立志要抛弃“跟着感觉走”的研究方法，而去寻找一种更为客观、更为理性、更为科学的版本源流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
程乙本《红楼梦》
幸运的是，几年后，这种新方法的雏形就形成了，我当时将它称为“版本遗传研究法”。近年来，我又将它改称为“版本DNA研究法”。
版本DNA研究法的关键之处，在于研究者需要寻找和比对版本内部累积的多层次的特同异文（即“特有的相同异文”的简称）。虽然这种寻找和比对很费时间、很费精力，不过有一个好处，这就是它得出的结论有着不以人们喜好、人们成见、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特点。
正因为这一特点，使我想到了现在用来分辨人的家族、家庭甚至鉴定亲子关系的“DNA”，因此才专门借用这一生物遗传学的名词来命名版本源流研究的新方法。
有人一定会问，特同异文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是多层次的？又是如何累积在版本内部的？……
我这里作一个很简单的介绍，需要大家边阅读文字，边对照示意图，才能知道“特同异文”、“层次”、“累积”等词语的意思。
先请看下面这个版本源流示意图：
顶部是小说书稿原本。
原本有了两个后代，需知每个后代的文字都会产生变异，这样大儿子身上就产生了一组变异基因“A”，二儿子身上就产生了一组变异基因“B”，在当时这些文字的变异是独有的变异基因，即独有的异文。
《绣像金圣叹批评三国志》
不过，正常的基因要遗传，变异的基因也要遗传。这些变异基因后来就分别遗传给了它们自己的后代，大孙子、二孙子身上就遗传有了“A”，三孙子、四孙子身上就遗传有了“B”。
如此一来，大儿子身上的一组原来独有的异文“A”经过遗传就变成了大孙子、二孙子两者之间特有的相同异文（特同异文）“A”；二儿子身上的一组原来独有的异文B经过遗传就变成了三孙子、四孙子两者之间特有的相同异文（特同异文）“B”。
同时，大孙子自身又产生了一组变异基因“甲”，二孙子自身又产生了一组变异基因“乙”，三孙子自身又产生了一组变异基因“丙”，四孙子自身又产生了一组变异基因“丁”，它们又会继续遗传……
大孙子身上的变异基因又会遗传给大曾孙子、二曾孙子。大曾孙子身上不仅继承了祖辈的“A”，还继承了父辈的“甲”，二曾孙子身上也同样不仅继承了祖辈的“A”，还继承了父辈的“甲”，所以大曾孙子、二曾孙子两者之间的特同异文“A”是祖辈层次遗传下来的，两者之间的特同异文“甲”是父辈层次遗传下来的。
《西游记》
同时，大曾孙子自身又产生了一组变异基因“1”，二曾孙子自身又产生了一组变异基因“2”。
大曾孙子身体内部累积了变异基因“A”、“甲”、“1”，二曾孙子身体内部累积了变异基因“A”、“甲”、“2”，它们又会继续遗传……
当然这毕竟是示意图，事实上，有的版本可能如图所见只有两个子辈的后代，但有的版本可能会有三四个或更多的子辈的后代；还有的版本被长久密藏，故而没有后代。如此等等，变化多端。
版本源流的关系是版本流传的一个历史的事实。从上面的示意图看，小说书稿原本的流传是从上向下的，而我们采用版本DNA研究法，则需要由下而上逆行地找近亲。
先寻找和比对版本内部浅近层次的“1”、“2”等特同异文，然后画出它们之间版本关系的部分示意图，再寻找和比对版本内部深远层次的“甲”、“乙”等特同异文，然后画出它们之间版本关系的部分示意图，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将这部小说的全部版本画在一张版本源流示意图上，不仅还原了这部小说版本流传的历史真相，同时它们的源流关系也会一目了然了。
作者近照
至于如何具体地寻找和比对多层次的特同异文，如何具体地画版本源流示意图等等，这些操作技术显然要复杂得多，需要大家去阅读我的这本《稗海红楼——古代小说版本DNA初探》。
实际上，版本源流研究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版本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国古籍版本学的重要课题。如果我们能够将从古代小说版本研究中探寻出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不仅行之有效地解决了古代小说版本源流的问题，而且“移植”给中国古籍版本学，必将大大地丰富和完善中国古籍版本学的整个体系。
一个人走，可以走得很快，而一群人走，则可以走得很远。
我希望有那么一部分古代小说版本研究者能够了解和掌握版本DNA研究法，并在推广使用的过程中，不断地改进和完善版本DNA研究法。
用全新的研究方法替代陈旧的研究方法是历史的必然，只是尚需时日，因为想让众多的古代小说版本研究者改变他们几十年的研究习惯绝非易事。不过，大家不必悲观，因为这个推广过程一旦起步，就不可逆转。目标的实现只是一个或早或迟的问题。
张杰
2015年2月1日于西安
在写作论文疲劳之时，我偶尔会在心里发问：这样的文字劳作有意义吗？
应该是有意义的。有人研究航天飞行器，可以让人遨游太空；有人研究日常食物搭配，可以让人延年益寿；……但有些探索初看起来，让人不知所云，有人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1＋1”；有人研究蚂蚁之间是如何联络的；……
其实，各有各的用途，各有各的价值，正如《红楼梦》第五回中那副对联所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对我来说，写作中国古代小说版本方面的研究论文，应该算是业余性质的。虽然我是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生，但毕竟在陕西电视台（现在称为陕西广播电视台）作了30多年的电视节目，电视专题、电视新闻、电视娱乐、电视文艺方方面面都曾涉猎。
正因为是业余性质的，所以没有人来要求写稿，有些学术问题的研究不是短期就能出成果的，是需要多年磨一剑的；也没有人来统计论文数量，因此不需要为了追求数量而掺入水分；还有，不必看古代小说研究方面各派别人士的脸色，即便“得罪”了某位权威之人，也不影响我的“饭碗”，事实是，我尊重谁，我才与谁商榷，如果是研究水平较低的人，往往不值得专门撰文去批驳一番。
如此一来，既不需要硬写，也不需要掺水，更不需要献媚，这样作学问就只剩下求真务实了。只有追求真实，才有学术价值。
本论文集共收入我的文章19篇。因书名定为“稗海红楼——古代小说版本DNA初探”，故将13篇论述版本的文章列为正编，将6篇研究作者及相关问题的文章列为附录。
正编和附录本来应该各自按发表或写作的时间先后来排序，但考虑到《化解古代小说版本研究中的“一脉情结”》、《论舒序本的版本来源》在正编文章中具有纲领性的地位，所以将它们排在正编文章的最前面；同样，《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原作者》、《曹雪芹家族谱系简表及族人小传》在附录文章中具有纲领性的地位，所以也将它们排在附录文章的最前面。
有趣的是，在本论文集中最早发表的不是版本研究的文章，而是《红楼梦》作者方面的文章。的确，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期，我当时正在研究《红楼梦》的版本，不过，研究《红楼梦》的版本必须研究《红楼梦》的作者及家族。
大家注意到了没有？《红楼梦》外传的众多本子不是来自曹雪芹的原稿，而是来自脂砚斋的评本。在曹雪芹生前的最后十年内，《红楼梦》当时的书名实际上一直都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那么，脂砚斋是何许人也？他和曹雪芹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曹雪芹要将书稿交给脂砚斋来评呢？脂砚斋在写评语的同时会不会修改书稿呢？不了解这些情况，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红楼梦》版本早期的演变过程。
同时，《红楼梦》版本源流研究的结论必须建立在对今存的所有重要版本均考查一遍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我的《红楼梦》版本研究文章一直在不断修改，轻易不敢拿出来发表，这正是所谓多年磨一剑的地方。因此我反而先写成了一些有关《红楼梦》作者方面的小文章，比如《曹雪芹三题小议》等。
在此我要感谢我当时的同事郄燕女士，由于她的热心推荐，才使得这些小文章出现在《西安晚报》之上。
后来，我将从《红楼梦》版本研究中总结出来的方法试用于《水浒传》的版本研究，写成了《初论<水浒传>简本与繁本的关系》一文，并先行投寄，遂成为我的版本研究的首发之作。
感谢我的大学同学李国平先生（现在是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小说评论》主编）、我的大学同学张君宽先生（现在是陕西广播电视大学高级编辑）、我的朋友高锋先生（现在是陕西省委党校副校长）对我的几篇版本研究论文得以问世给予的鼎力推荐。
感谢《红楼梦学刊》主编张庆善先生对我的论文《从同词脱文来看脂本、程本的先后关系》的欣赏，使得它顺利刊发于《红楼梦学刊》1999年第4辑。
《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原作者》是我的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但它的发表却费了几番周折。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还没有现在规模的网络世界，所以想要让人们知道我的看法还得去找期刊。然而这是有难度的事，因为我的看法不同于红学界的主流观点。
我认为，《红楼梦》的原作者是曹雪芹的长辈曹頫，曹雪芹是主要修改者，《红楼梦》是曹頫和曹雪芹共同创作完成的伟大的文学作品。这篇论文先投寄了西安一家期刊，他们要求有两位教授共同推荐。
这样我去找了我的大学同学陈学超先生，当时他是我们母校西北大学的教授。学超兄长十分热心，不仅自己写了推荐信，还主动联系了我们的老师、在红学研究方面成绩显著的薛瑞生先生（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
薛瑞生先生
薛瑞生先生看过我的论文后，也用热情地语言写了推荐信。不过，面对两位教授的推荐信，这家期刊仍没有采用我的论文。无奈之下，我又去找了我的朋友仵埂先生（现在是西安音乐学院教授）。
仵埂兄长非常帮忙，二话没说，马上联系了我的另一位朋友吕刚先生（现在是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两人一起将我的论文推荐给《唐都学刊》主编王仲生先生（西安文理学院中文系教授）。
王仲生先生睿智且开明，审读过论文后，遂一字不改地将我的长文分上、下两部分刊登于《唐都学刊》1999年第4期、2000年第1期。
《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原作者》
16年过去了，我并没有因岁月的流失而淡忘对上述五位先生的感激之情。重新阅读这篇论文，依然可以感受到它散发出来的百家争鸣的理性气息。我很欣慰，我的论文没有辜负五位先生的信任。
感谢《红楼研究》主编梅玫女士对我的论文《己卯本与庚辰本同源于曹家四评副本》的重视，使这一长文分上、下两部分刊登于《红楼研究》2007年第2期、第3期。
感谢《文学遗产》副主编竺青先生、编辑石雷女士多次的电话联系和鼓励，使得《化解古代小说版本研究中的“一脉情结”》、《论舒序本的版本来源》两篇长文登载于“《文学遗产》网络版”。
感谢《红楼梦研究辑刊》两位主编崔川荣先生、萧凤芝女士和编辑宋庆中先生对我的论文《卞藏本版本来源浅论》的重视，使它刊发于《红楼梦研究辑刊》第九辑。
《<西游记>杨闽斋本是简本吗？——与刘世德先生商榷》、《<金瓶梅词话>第五回末叶异版小考》、《曹雪芹家族谱系简表及族人小传》三篇是从未发表过的文章，也算是本论文集给读者一些新鲜的内容吧。虽然《<三国>志传原本先于演义嘉靖原本——兼评章培恒先生、张志和先生相关争议》一文曾经登载于“中国文学网”，但现已不存，读者从这里同样可以发现一些有别于他人的新异观点。
最后还要衷心感谢在作家出版社工作的我的老朋友王炘先生。王炘兄长为这本论文集的出版付出了辛劳与努力，对这份厚重情谊的感激实在难以用贫乏的文字去表述了。
以前的一次采访收获，对我作学问的态度影响很大。
《李自成》
记得是1986年8月，我们陕西电视台准备播出自己新拍摄完成的12集电视连续剧《李信与红娘子》。因剧本是根据姚雪垠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部分章节改编的，所以专门请姚雪垠先生到西安来参加首播活动。
在这个活动期间，我们陕西电视台还对姚雪垠先生作了电视专访。我和孙聪先生（从小就相识的同龄人、当时是陕西广播电台记者）等几个年轻人也趁这个机会拜访了姚雪垠先生。
姚雪垠先生虽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当时他已76岁。见到我们几个年轻人，老人的面部表情十分慈爱。在交谈中老人很高兴，谈了许多有趣的话题。突然他说道：“你们知道吗？我们的作品要跑两个马拉松。”
姚雪垠先生
我们几个年轻人眼睛都睁大了，心里想，哪两个马拉松呢？
姚雪垠先生好像看透了我们的心思，不紧不慢地说：“一个是生前的马拉松，一个是身后的马拉松。看谁跑得快，跑得好，跑得远？”
我们几个年轻人的思绪都被这个富有哲理的说法所引导着……
姚雪垠先生又语重心长地说：“不过，身后的马拉松更为重要。”
张杰
2015年2月1日于西安
张杰，陕西广播电视台高级编辑。1957年9月生于西安。高中毕业后，于1975年9月赴延安市洛川县插队。1977年12月在洛川县城参加高考，成为了西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学生。后来进入陕西电视台，作电视编导30多年，直至2017年9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