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害怕感染新冠肺炎的人都在怕什么？ / 四六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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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出现了哪些症状？

喉咙痛、咳嗽、流鼻涕、打喷嚏…

这样的情况持续几天了？

大概从11号开始吧，也有四五天了。

是否有发烧的情况，最近一段时间有接触过确诊人员吗？

没有。

有去过北京、河北、沈阳这些地区吗？

没有。

您好，以目前情况来看，您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概率较低，但具体情况需自行就诊，获得更好的病情帮助。

🧻

我感冒了。

准确的说是我已经变身成一擦擦一整包纸巾的流鼻涕达人、一咳隔壁打麻将耳背的二大爷都能听见的咳嗽超声波和一打就是八个起步的大力喷嚏机。

昨天晚上大半夜我抱着手机就一个劲琢磨，究竟是因为每天载着小姐妹在海边骑车吹风再加上温差太大导致的感冒，还是真的那么「幸运」被新冠病毒千挑万选成了「2021厦门跑毒一号种子选手」。

于是，在辗转反侧、昼夜难眠后，就有了上面这一段我和腾讯机器人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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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国内每天都有数十万人一同在腾讯健康平台上搜索相关的信息，紧紧盯着那块10cmX15cm的长方形屏幕反复地确认着自己是否即将成为确诊新冠肺炎的下一任宿主。

咽痛、四肢酸痛无力、咳嗽、味觉和嗅觉逐渐消失，最重要的是，患者会开始出现反复的高烧不退，继而逐渐发展为呼吸困难，乃至休克和死亡。

这种传播力和感染力都具有较强活性的病毒在过去的三百多天时间内已夺走全球将近两百万人的生命。尤其是在政治合作、经济贸易、文化聚合和地理交通等多方位全球化趋势不断加深的二十一世纪，其伤害力已远超过往的西班牙流感、鼠疫和十七年前的SARS疫情。

2020年，人人自危的一月让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端变得冷清而萧索的同时，也促使更多的「对抗式话语」和「隐喻符号」出现。「武汉」「湖北」这样带有强烈疾病特征的词汇不仅成为当时最难以启齿的地名，而且在进行人际关系交往之时，也会因其来自这些城市而令人感到惶恐甚至是遭到莫名的偏见。

显然，在这一过程中，「刻板成见」的社会认知惯习起到了极大的「效率作用」。认知心理学家佩蒂和卡乔波认为，当个人面临处理一些复杂而难以快速理解的问题时，大脑会倾向于拿出两种解决方案：一是中枢路径（central route），其会影响人类对既有对象进行理性、认真的考虑，从综合思辨的角度得出结果；二是边缘路径（peripheral route），与中枢路径相反，采取这样一种思维模式的个体不会过多地关注思考对象本身的特点、内容，而是更容易受到与其相关的其他线索和信息的影响。

中枢路径更加强调个人对其讨论对象所投注的精力和是否能够更好地了解相关的主要信息，类似于两个人熟知后的日久生情；反过来说，边缘路径就更像是你在飞机上稍稍瞥过一眼后一见钟情——效率很高，但往往忽略了最核心的本质情况。

遗憾的是，人类大部分时候都会吝啬于在杂乱忙碌的生活之中额外给予被讨论对象更多的关注度，他们都只像是埋头苦干的流水线工人，根本无暇顾及与之未有瓜葛的其他情况，更毋宁说了解它、挖掘它和阐明它。

这就使得像是上个月成都女孩确诊后由于其过往行程路线中有三所不同的酒吧而遭到一众批评和指责的事件将不断发生——仅凭一星半点的信息就去评价某人的行为，将其私生活与病毒感染扯为一谈，利用刻板成见去对他人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和道德高地式的谴责。

一方面，行动轨迹的公布确实有助于信息公开，提高社会疫情防控的风险意识，降低可能的感染概率；但这种完全透明式的公共化讨论，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无疑是将被感染者放置于充斥着强光的舞台上，周围全是拿着放大镜、咧着腮帮子对其研究的众人——本来目的是好的，到头来却有可能为其带来「人言可畏」的心理危机。

这也可以适当解释今天的主题：为何我们如此害怕感染新冠。

怕的肯定远不只是病毒，更多担忧的，还有那些属于个人的行程隐私权力让渡给公共健康安全之后，谁能保证身为病人的我们，不遭受网络暴力带来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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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角色

“我害怕成为众矢之的”

「病人角色」是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所提出的一个概念，用于指称那些附加在疾病和患者身上的各种社会期待，偏离这种期待则会导致一系列惩罚和社会污名。

像是去年引发舆论热议的B站抗癌UP主「虎子的后半生」，正是因为他的生活轨迹并不符合社会对癌症病人消瘦、贫穷、生活难以自理的「期待」，才使其被质疑是否是一场精心设计的网络骗局。

在帕森斯的理解里，个体在被确诊患有某类疾病之后，就应该理解周围人对其所抱有的角色期许，自觉地履行和扮演这一角色的责任和身份。一旦失去这种众人对其的规范性要求，就无法再继续维持病人的身份和象征，甚至会以「越轨行为」为由，对其进行贬斥。

此后，根据疾病的不同类别和程度，弗莱德森进一步将病人的角色分为三种类型：条件性的、无条件的和非法的病人角色。其中，前两项病人角色只在于其患病种类是否能够被完全治愈的不同，而最后一类非法病人则会被社会普遍认为是「自作自受」，例如吸烟引发的肺癌、酗酒引发的肝癌、熬夜引发的猝死等等，并不会将其当作合法的病人施以同情和关爱。

这也可以解释在现在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例中，类似于成都女孩、吉林省1人感染19人的超级传播者，这些都极有可能会被列入「非法病人角色」——明知道疫情还要出去玩、明知道疫情还要聚会、明知道自己是密切接触者还要蹦迪等等。

虽然这些感染者本身并无任何主观故意性，但病人的角色一经确定就很难再作出改变。同样是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社会对待他们的态度和其他被感染者就会产生截然相反的表现。

从这里就可以发现，害怕新冠很大一部分原因都不能归结为人类对于「死亡和病痛」的恐惧，而是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份子，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个体难以接受来自他人的刻板定义、评头论足。

除此之外，社会公众还会对这些既有的病毒感染者以「污名化」式的标签，这些患病的个体由于其数量与整体社会健康比例相比微乎其微，再加之其病症感染性较强，容易遭到社会的排挤，带来名誉的损害或与他人产生距离感。

欧文·戈夫曼认为，污名是社会关系中的一种身份贬值，背负污名的人往往会被剥夺为社会上其他人完全接纳的资格。尤其是在疾病类的医疗讨论中，健康群体往往会对某些患病者加以戒备，甚至是歧视。

诸如艾滋病、性病或其他具有高传染性的疾病，都具有极强的社会污名化特性——罹患过这些疾病的个人将背负着附着于这些疾病概念之上的社会隐喻，例如与艾滋病、性病相关联的是滥交、同性恋；与癌症相关的是死亡、恐惧；而对他人的健康威胁则是新冠肺炎这类传染性疾病的宿命。

所以有时候，病毒并不是最令人恐慌和害怕的，更多的是患病之后这个社会将会如何对待你，你的疾病是否会让你变成「异类」，既往的组织群体是否还能够允许你的重新加入…

病人的角色看起来是生理意义上的患病、治病、痊愈康复，但事实上，却是关乎整个社会对疾病的认知和包容的深刻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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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者是可以被玷污的

“你被感染是自作自受”

在一些QJ案中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个短语「受害者有罪论」，也就是说，但凡今天有一位男士使用强硬且蛮横无理的方式希望与你发生性/关/系，那一定是因为你穿着暴露、妆容撩人、行为放荡。

这种情况在社会心理学中被成为是「公正世界现象」。

在佛法教义中有这样一种说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其核心逻辑便是万物皆有因果联系，此时产生的这个「果」，必然是有人埋下了「因」。

这就像是美国总统候选人赫尔曼·凯恩说的那样：“如果你没有工作也不富裕，只能怪你自己。”

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任何事情都是因果相连环环相扣，没有工作就是你自己不努力，不然为什么别人都能成为百万富翁，而你只能给百万富翁开车门。

但是仔细琢磨之后就会发现，这种因果关系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逻辑谬误，因为往往一个结果并非只有一个原因，行为的产生往往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在这其中，由于认知偏见和慵懒的边缘处理路径的作用，个人会忽略其他那些他无法想象或根本不关心的要素，转而挑选出那个最为突出和符合个人价值认知的部分加以放大，最终认定为：这就是其中的因果逻辑。

在「公正世界现象」中，人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杆天秤，所有的事物都变成了两端的砝码，不存在任何不公正的情况。

这种公正的信念促使人类相信富有和贫穷是各自努力的结果；成功和失败都来源于个人的能力不同；所有受难者所遭受的痛苦也是天经地义的结果。

这就使得在疫情感染中，被感染者会被认为是没有做好防护、到处旅游、喜欢处走亲戚后的「自作自受」。他们不仅不应该受到同情，甚至需要社会加以批判和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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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怕，不仅怕死，更怕社死

写到这里的时候电脑旁的小垃圾桶里已经装满了我可能带有病毒的卫生纸了。这一年里我每次感冒我都会和花总说，完了，我要成为新的「毒王」了。玩笑归玩笑，害怕是真的害怕。

其实，万一真的确诊了新冠咱们就好好治疗，争取早日身体健康吃嘛嘛香。但是现在这个社会是生理问题吗？是单单病毒的事情吗？

更多的还是感染之后其他人怎么看待你，你的行程轨迹被公布之后，所有人都拿着放大镜去琢磨你今天去了哪明天去了哪，去的地方多一点还要给你起个「毒王」的外号，这里戏谑你一下，那里鄙视你一下。

当聚光灯投射下来，除了两眼发昏头脑发胀，你还得警惕着、祈祷着自己去过的地方别有什么酒吧、KTV；最好是每天就是公司和家来回奔波谁也没见过；最好是四好青年、三好学生，社交网络不发照片，也没有人知道你真名和地址。

这就是现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