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人常说的三通是什么书
赵汗青
搞历史的人常常提到“三通”，有些人不明白“三通”何意？其实，“三通”并不是一部书，而是三部书的合称，这三部书就是《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都是有关典章制度的史学专著。《文献通考》后人简称《通考》，也就有了“三通”之说。
《通典》书成于贞元十七年（801）。通记历代典章制度建置沿革史，始于传说终于唐天宝末，间及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典，各冠总论，下系子目，凡有一千五百八十四条，正文约一百七十万字，注文约二十万字。取材博综古今，广采群经、诸史、地志，汉魏六朝文集、奏疏，唐国史、实录、档案、诏诰文书、政令法规、大事记、《大唐开元礼》及私家著述等，皆按时间顺序分类纂次。各典于历代制度多究其原本，明其始末，并引前人议论，参以己见，见其得失，其中以食货、职官、边防各典较为精到。为中国典制文化专史的首创之作，对后世史书编纂影响甚巨。内容略古详今，唐代部分约居全书的四分之一，多属原始数据，其价值不在《唐六典》、《唐会要》等书之下。惟记事偶有遗漏，兵典叙兵法而不载兵制，礼典一门竟全书之半，于体例殊未允当。亦已窜入宪宗朝数事。书约初刊于北宋。
中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百科全书。作者杜佑曾任唐朝节度使和宰相等职，对中央及地方制度极为熟悉，他采录历代典籍，溯寻制度的因革变迁，希望为在唐帝国写下一幅臻于理想的政治蓝图。《通典》就是一部古代与现代的对话，理想与实际的结合。
《通典》作者是杜佑。
杜佑（735-812），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杜佑出身于具有悠久历史和显赫地位的名门大族。父杜希望，官至鄯州都督、陇右节度留后。佑以门资入仕，历任江淮青苗使、容管经略使、水陆转运使、度支郎中兼和籴使等，又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后出为岭南、淮南节度使。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杜佑入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历顺宗、宪宗二朝，均以宰相兼度支使、盐铁使。唐宪宗元和初，杜佑以年老，屡次请求致仕，元和七年（812）六月，始获准以守太保致仕。十一月病卒。赠太傅，谥曰安简其孙杜悰后来也做到宰相，杜牧为晚唐著名诗人。杜佑生平好学，手不释卷。公事之余，除《通典》，还撰有《理道要诀》一书，系《通典》的要义，被朱熹称为“非古是今”之书，今已亡佚。
第二个是《通志》，之所以能和《通典》、《通考》并列，主要还在于它的内容。
《通志》全书200卷，有帝纪18卷、世家3 卷、后妃传2卷、年谱4卷、略52卷、列传106 卷、载记8卷、四夷传7卷，500多万字。
《通志》为纪传体，在体例上也做了一些修正。把“年表”改称“年谱”，把“志”改称“略”，保存了《晋书》的“载记”部分。
《通志》卷帙浩繁，规模宏大。其记事断限，大抵本纪从三皇到隋，列传从周到隋，二十略从远古到唐。他刻意模仿《史记》，讲求会通。说"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著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他推崇刘知几，自觉实践其史学主张，但反对刘知几尊班固抑司马迁的观点。立志续写一部通史。希望能贯彻"会通"的原则。他说:"天下之理，不可以不通。史家据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书而修，不能会天下之书;散落人间，靡所底定，安得谓成书。"主张修通史，强调史事、典章制度相依因的联系，主张史书应"极古今之变"。反对割断史事联系写断代史。其实，通史断代史，各有其利弊。正确的态度是彼此并存，互相补充，不可以偏废。其纪传部分也多是袭用旧史，在史料上没有太多补充。但因为他注重选择史料，融会贯通，也能自成体系。其基本方法是尽可能全面地汇总各种史料，按照年代先后予以整理、编排，探其源流，理出各种事物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最后把这些综合整理研究成果，归纳入纪、传、谱、略、载记之中。
“总序”和“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特别是其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五略，是郑樵独创，前史所无，实属珍贵。
《通志·总序》是一篇非同一般的史学论文，是对其史学思想的系统阐发。
《二十略》是《通志》一书的精华，为世所公认。也是郑樵用心之所在。在《通志·总序》中他在二十略部分也是写得最为详尽。他说：“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夫学术超诣，本乎心识，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旧史之文。”
《二十略》分别是:《氏族略》5卷、《六书略》5卷、《七音略》2卷、《天文略》2卷、《地理略》1卷、《都邑略》1卷、《礼略》4卷、《谥略》1卷、《器服略》2卷、《乐略》2卷、《职官略》7卷、《选举略》2卷、《刑法略》1卷、《食货略》2卷、《艺文略》8卷、《校雠略》1卷、《图谱略》1 卷、《金石略》1卷、《灾祥略》1卷、《昆虫草木略》2 卷。
《氏族略》、《都邑略》、《昆虫草木略》是对刘知几增三志主张的发展。《六书略》、《七音略》是创造。《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对正史《艺文志》有所创新。除礼、器服、选举、刑等略外，其余各略也有新意。
金石之学创建于宋，《通志》作者郑樵对此也非常关注，专门设了《金石略》，收集整理宋以来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具有很高的价值。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图经书纬”的说法，认为书和图是相辅相成的，但后人往往专注于书而忽略了图。郑樵在《图谱略》中，用《索象》、《原学》、《明用》三个标题，说明了图与书的关系。用《记有》著录了当时尚存的图谱。用《记无》著录了当时已经亡佚的图谱。清儒胡煦认为“古河图”、“古洛书”，以“龙马旋毛”、“龟甲坼文”为做图元素，都是郑樵《通典》所定。
《校雠略》，是他一生访书、求书、著录书的经验总结，是把文献学引向理论探索的开山之作。
在排列次序上，《通典》是以食货为第一，以行政实际为其内在逻辑线索。这种见识都是郑樵所不及的。郑樵并不重视经济，把《食货略》排在14位。而且在经济认识上墨守儒家传统观点，认为井田制是最好的，其次是类似井田制的北魏至唐所实行的均田制。他认为废井田，开阡陌是秦的暴政，导致田、赋分离。汉代因秦之弊，没有实行授田的办法，恩惠就不能及于老百姓。对于开创均田制度的北魏孝文帝和均田制度，他热情歌颂:"伟哉后魏孝文帝之为人君也，真英断之主乎。井田废七百年，一旦纳李世安之言而行均田之法，国则有民，民则有田。周齐不能易，隋唐不能改其贯，故天下无无田之夫，无不耕之田。口分世业非井田之法，而得三代之遗意。“虽爱民之心溢于言表，但不明白经济发展的规律，缺乏实际操作的实际。均田制也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美好。对于那些善于理财的政治家，他认为是“言利之臣”，这是传统的偏见。
他说：“言利之臣，无代无之。有恨少，无恨多；有言加，无言减。”他正是以这种偏见去激烈批评杨炎和他的两税法。但其立论还是从爱民角度思考的：“自两税以来，赋不系于田，故名色之求，罔民百出，或以方圆取，或以羡余进，或言献奉，或言假贷，初虽暂时，久为成法。”他感叹：“呜呼，后世之为民也，其难为民也。”他希望恢复井田制。他简单的认为北魏离五代这样的久远，还能实行均田制度。当时离均田制度破坏的唐代开元年间并不远，实行起来有什么困难。他说只要现在还有没有田的农民，就没有资格去议论北魏至唐的均田制度。其实均田制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两税法的产生也是历史的必然。两税法是中国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税制和征收办法，影响深远，实行了长达1000年。这也是郑樵一直没有真正进入社会了解社会造成的。
郑樵编书的目的也受到时代的局限，是为了维持名教，维护专制统治。在《谥略》中他直言不讳地说：“使百代之下为人臣为人子者，知尊君严父，奉亡如存，不敢以轻重之意行乎其间，以伤名教者也。”对于孔子，他认为：“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但是他反对用天命观曲解历史。认为天人感应的灾异说是“欺天之学”、“妖学”。
因为他一生专心治学，不乐仕进。所以书成之后，虽有人举荐，并得到宋高宗的赞赏。但一直受到排挤。绍兴31年（1161年）书抄成之后，便进京献书，终于得了一个枢密院编修的官衔，准许他进入秘书省翻阅书籍，但马上就被人弹劾，失去了这种权利。在他死后，也多受讥贬。第一个出来肯定他的是清朝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章学诚也是一生致力讲学和著述。
在史学理论方面贡献很大，其《文史通义》是史学理论的名著。他写了《申郑》、《答客问》等篇章指出郑樵的主要成就在发凡起例，非一般人所能及。章学诚说：“郑樵无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独断之学，君子于斯有取焉。”他称赞郑樵：“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也。”
《通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和《通典》一样，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清乾隆年间续修了《续通志》和《清朝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体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
《通考》亦即《文献通考》。“志于经邦稽古者，或有考焉。”
《文献通考》，是宋元时代著名学者马端临的重要著作。马端临，字贵与，号行州，江西乐平人，生于南宋理宗宝佑二年（1254），卒于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宋史》和《元史》都没有给予他立传，《通考·自序》也没有叙述事迹。《南宋书》和《新元史》中虽有传，但记事十分简单。所幸《通考》的《进书表》和《抄白》以及清初修的《乐平县志》中保存了几点有关的材料，大致可知他是南宋后期宰相马廷鸾的仲子，以荫补承事郎，曾漕试第一。廷鸾为人正直，不肯附和奸相贾似道，咸淳九年（1273）被迫辞职，居家17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1289）去世。廷鸾曾任史官，家中极富藏书。马端临随其父家居，读书颇广。父亲去世后，他曾短期间内出任慈湖书院、柯山书院院长、教授及台州路学教授等学职，一生主要时间都在家乡隐居著书。县志本传称他“门弟甚众，有所论辩，吐言如泉涌，闻者必有得而返。”可知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端临在其34岁左右时，即开始其著书工作。而《文献通考》的编写用时20余年。李谨思《通考序》称全书著成于丁未之岁，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马氏是年54岁。仁宗延佑五年（1318），其书被一位道士访得，次年奏之于朝。至治二年（1322）官家为之刊行，至泰定元年刊成。《通考》编法类《通典》。
《文献通考》全书分为24门，348卷。自《经籍》至《物异》等5门为《通典》所未文献通考有者，此外19门均为《通典》的原目或子目。书的内容起自上古，终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就其体例与内容来看，实为《通典》的扩大与续作，这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本书的取材中唐前以《通典》为基础，并进行适当补充。中唐以后则是马端临广收博采的结果，尤其是宋代部分，当时《宋史》尚未成书，而马氏所见到的宋代史料最丰富，所以其所收之材料多有为《宋史》所无者。取材广博，网罗宏富，可以说是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此外，《通典》以《食货》为首，说明杜佑对国家经济的重视；郑樵《通志》移之于《选举》、《刑法》之后；而马端临更将之列于全书之首，且增加为8门之多，可知马氏对经济的重视更超过杜氏、郑氏。《通典》之《礼典》100卷，占去全书1/2，而《通考》之《社郊考》则3门才60卷，不及全书1/5。又《兵考》一门，详列古今兵制沿革，使《兵典》只叙用兵方法的偏差得到改正。这些都是《通考》的优点。
马端临是古代进步的史学家之一，他发展了杜佑所创立的新史书体裁，即以事类为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中心叙述历史发展的典志体，又推进了郑樵所倡导的会通之义。
关于马端临，字贵与，号竹洲。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生于南宋理宗宝佑二年(1254年)。其卒年史志无载。一般根据《扶风马氏宗谱》所载其子马尚志的行状里"父已耄"推定其卒年为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年)。根据余谦《文献通考序》透露的信息马端临应该在至元元年(1335年)以前已经死了。其实"耄"在古意里特指具体年龄时，可以有三解:70岁、80岁、90岁。70更合适一些，他应该卒在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享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