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秉绶罕见篆书

伊秉绶罕见篆书

百年难遇！！

伊秉绶篆书作品极少，迄今所见不过三：两件是临作，一是临《浯庼铭》，选唐篆“冷门”，可见其偏好，笔画细致轻盈，字形疏阔，局部之处夸张，体现出稚拙之趣。巧拙相生对于伊来说，乃习惯手法。另一临作比较特殊，上半部分是《张迁碑》，下半部分是李阳冰篆书。唯一的创作就是这件《周武王带铭》篆书竖幅。从临作来看，伊秉绶不但写篆且路子很正。但是，所见《周武王带铭》者，则是伊篆之“本相”。字形是篆，笔法则为隶，像“火”字这种笔画少的字，基本是篆隶互用，“修”字则把方正的隶书字形变为圆转，也是篆隶相生。全幅之中，撇捺画皆为隶法。总的来看，哪里是篆书，分明是隶书无疑！

其实，伊隶其实也不是纯粹的隶书，而是将汉隶尤其是《张迁》、颜楷和篆书冶为一炉。从大的时代背景来说，这是清代书法发展变化的特点，在多种书体之间寻求融会贯通，以期别开生面。这当中，既有像伊秉绶、赵之谦这样的成功者，也有类似郑板桥这样的失败者；从个人的角度而言，篆隶结合顺理成章，隶楷结合则容易冲突，分而述之，楷书中有隶书成分是可以的，隶书中有楷书成分乃是大忌。伊隶恰恰反其道而行之，隶中有楷。不独于此，还进一步将笔法“简化”，变成一种“美术字”，却能做到妙趣横生。笔法看起来是“一招熟”，实际上变化无穷。原因在哪里？篆书之功。

书家在创临过程中，方法各式各样。有的书家临摹多体，创作也是多体，比如赵之谦、吴昌硕，有的临多而出一，比如伊秉绶、郑孝胥便是。郑孝胥面世最多的是行楷书，偶见篆书创作，也有一些隶书创作，隶书临作有很多。还有的临一而出一，或临而不作，或作而不临。说到本质，这些乃是“藏露之变”。书法和人始终无法分开，“藏”不仅仅只是藏锋，也是藏巧，不显山露水。如今很多人喜欢登坛讲学，将自己的方法公之于众，但是不是真的核心方法，不得而知。即便是个人方法，也未必适合所有人。当然，也有很多人不愿意在他人尤其是镜头前曝光自己的独门秘笈。书法史中，既有很多可以看到大量临作的书家，也有很多一件临作都没有的书家，比如徐渭、白蕉等。他们肯定也会临摹，但就是不露一手，保持个人的神秘性。就好比有的印人宣布自己从不临汉印——其实临了也会说没有临，以显示与众不同。判断书家观点的真伪与否，不能只看言语表达，更要看行动。

伊篆和伊隶一样，有技巧但不唯技巧，大巧若拙。言其篆而必说隶，两者无法分开。伊篆非篆，伊篆即隶，伊隶非隶，伊隶即篆。这两种不同书体之间的融合，见证了伊秉绶过人的把握能力。回到那件汉隶和唐篆相结合的临作来看，按照字体演化顺序来说，篆在前、隶在后；按照朝代来说，汉在前、唐在后，本身从形式上也有“反串之美”。这种对比手法，在伊秉绶书法中常见，篆隶书的重、大、拙，行草书的轻、细、连，具体到笔法和字形中的巧拙、轻重、动静、连断等，最终非常和谐地“藏”在作品中，值得细细品咂，不是一眼就看穿的小巧，耐人寻味。

说到本质，这是人生的修炼。伊秉绶为官清廉，颇见政声。隶书有凛然正气，堪称人书合一。知书先要知人，明白人生的道理。有鉴于此，临帖虽然看起来是小学生的功课，其实也是成年人必须坚持的日课。清人蒋骥说:“学书莫难于临古”，“临古”不是单纯地“复制”,而是要“知人”，临学一个书家，不仅仅只要面对字迹，而是面对整个人，此正《《孟子·万章下》》所谓:“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学书即学做人，需要用毕生的时间去完善。项穆《书法雅言》中说:“书之能事毕矣。然计其始终，非四十载不能成也。所以逸少之书，五十有二而称妙；宣尼之学，六十之后而从心”。

无论伊隶还是伊篆，都是可观可赏而不可轻易直接临摹者，要想学到真谛，必须有非常高明的手段。但凡风格极其强烈的书家，总是历经千锤百炼，方法和经验的积累才是关注的重点。当技法萃取的过程被省略，原创者的经验似乎可以成为一种“捷径”，最终却成为“套路”，千变万化浓缩为“一招熟”。善学者不是直接师其面，而是师其心，另辟蹊径，黄士陵篆刻就是从伊篆和伊隶中获得启发，终能开宗立派。

说到底，伊秉绶可以作篆却不多作，隶书作为主攻目标，集中个人精力。他将篆书作为“催化剂”，最终成就了隶书。虽然伊秉绶真正有影响力的是隶书，却时不时要拿篆书说事。这无疑也是“功夫在书外”——一种书体的突破口和关键点，往往在另一种书体。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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