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爷的底线

师爷似乎是绍兴的一块招牌，之所以不敢说是金字招牌，是因为历来对师爷的感觉并不正面。

绍兴近代最出名的就是鲁迅，鲁迅的思想不可为不深刻，认识不可为不宏博。就这样一个不世出的人物，对师爷二字始终有着本能的拒绝。或许，别人也看出鲁迅对师爷二字的敏感，所以凡是骂得狠的，就喜欢说他绍兴师爷。比如梁实秋就喜欢说他绍兴师爷，鲁迅照例听了很生气，于是梁实秋被鲁迅骂成了“乏走狗”。

周氏兄弟—小弟建人除外—的性格反差很大，说好听点就是可以互补，说不好听点实际各有各的想法，就算这价值观有着很大不同的周作人，说到师爷也是没有好感的。

周作人写过一篇绍兴师爷的文章，他印象中的师爷就是用笔杀人的刀笔吏，自然也不是正面的形象。

对师爷的这种印象如果只是一般人有，其实也没什么。对某个职业的歧视，本来也是国人的传统，比如掮客，现在应该是个体面的职业，但过去似乎离犯罪不远，或者说根本就是个不入流的工作，属于所谓的三教九流之一。但周氏兄弟也有这样的想法，这让人还是有点吃惊。说明传统影响之大，几乎每个人都难以逃避。

师爷的工作几乎涵盖了现代所有政府部门的主要职能，从司法到财政，从秘书到文书。

后人嘴里的师爷，实际主要集中在刑名师爷上，这刑名就是现在的司法。他既包括审案，也包括判案，甚至还起到现代司法体系中律师的作用。

有个著名的案例是这样的，一份判词里面出现这样一句话，“情有可原，法无可恕”。

这话在绍兴师爷眼里，就决定着罪犯的生死。

如果把“情有可原”放前面，“法无可恕”放后面，自然是罪责难逃。这意思表明，就算合于情理，终究不合法律，所以该判还得判，该杀还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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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这话倒过来，结果就完全不同。“法无可恕”是说明法律是机械的，是严肃的，依法必须承担责任。但法需要合情，所谓“情有可原”，合情是法律的基础，即合情合理。这一颠倒，该判的可以不判，该杀的可以不杀，依据就是“情有可原”。

这看上去很玄乎的事，觉得都是绍兴师爷颠倒出来的，其实大谬不然。这样的事，现代的司法体系实际天天在做。情与理的辨析，刑与罚的轻重，都是控辩双方需要研究的极为重要的基本工作。而法官的判词更需要慎重斟酌，一字千金。每个法官都知道，他的每一份判决书，都要承担终身的责任，所以文字的斟酌自然需要花很大的精力。

也就是说，“情有可原，法无可恕”这句话，到底谁前谁后，都是每个司法工作者，对具体案件处理时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实际上现代司法中的“但书”，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但是，就是强调“但是”“情有可原”，还是“但是”“法无可恕”。

只是颇为奇怪的是，绍兴师爷这样做，似乎就是在钻法律的空子，甚至在颠倒是非黑白，从中上下其手，获取私利，所以留给后人的影响就成了负面。而干着同样事情的现代司法工作人员，却给人的感觉是他们认真负责，严格考量情与法的关系。为了达到既符合法律，又满足民众情感的目的。

同样的目的，前者—绍兴师爷—的形象是负面的，后者—现代司法工作者—的形象是正面的。

师爷的被污名化，是因为民众认为他们在玩弄法律；现代司法工作者被尊重，是因为民众认为他们在维护和捍卫法律。

造成这种印象的重要原因，是对绍兴师爷坚守的职业底线的不了解。

绍兴师爷的整体文化水平，肯定比不上科考出身的进士。但他们的社会经验，要远超这些考中进士的科班读书人。

绍兴师爷传统文化的获得，大多来自绍兴人编的《古文观止》（见本公号《州山吴氏文化二三事》），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史子集。

《古文观止》中收录有欧阳修的一篇文章《泷冈阡表》，其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汝父为吏，尝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

吾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

欧阳修这文章的内容，成了后世绍兴师爷共同遵守的职业底线。

清乾隆嘉庆年间的绍兴师爷俞蛟，在其所著《梦厂（读奄）杂著》中特地引用了这句话，“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这意思就是说作为刑名师爷，我对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尽了力了，实在救不了他，他也没遗憾我也没遗憾了。

这样的思想才是绍兴师爷的职业底线，他来自于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他人的负责。

所以绍兴师爷之所以能全国有名，不是来自于他对法律的玩弄，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对职业的尊重。

任何一个职业，想着去破坏规则，想着去钻空子，都不可能走得很久，走得很远。绍兴师爷能延续几百年，正说明他坚守了人性的良善和职业的底线。

当然，这不是说绍兴师爷都是如此，这就如现代司法工作者中同样有败类一样。败类毕竟只是这个群体中的少数，我们不能因此就把整个群体否定了。

绍兴师爷的去污名化，应该是我们这代人，特别是绍兴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