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中国的摄影，还没有中国摄影|对话刘斌
刘斌
刘：正如作品阐释文章所说，桐乡是丰子恺的故乡，大街小巷处处有关于丰子恺漫画元素的衍生物：政府宣传栏、商业广告牌、墙画，以及各类资本化的产品。于是有了创作的灵感。但是对这个问题现象的关注，其实已经很久。我对资本如何对文化进行裹挟这个问题，一直有关注和思考。我记得几年前，因为要收集考察一些先秦的资料，去了陕西，其中一站就是兵马俑博物馆。在兵马俑博物馆一带，印象令人更深刻的不是兵马俑，而是由兵马俑所产生的各种资本化的商品和资本产业：兵马俑相关的舞台剧、兵马俑小吃街、兵马俑现炸柿饼广告牌、与仿制的兵马俑拍照合影制作照片一条龙收费服务、兵马俑冰箱贴、兵马俑马桶刷、秦皇冰雪大世界……它涉及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把你照顾得体体贴贴，但他们都和兵马俑本身已经没有关系了。甚至，去兵马俑博物馆参观的大部分人，其实也只是顾着拍照合影，对于兵马俑本身其实并不太关注。所以，兵马俑无处不在，但其实兵马俑又处处不在。所以到底是“假兵马俑”寄生“真兵马俑”才能活着，还是“真兵马俑”要寄生“假兵马俑”活着？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经验。兵马俑和人之间，也是这种寄生虫式的关系。某种程度，传统文化的弘扬和普及必然伴随着资本的裹挟。所以这是悖论。
所以丰子恺这个作品的出发点，也是类似。只是从兵马俑变成了人，变成丰子恺，引发了我新一层思考：我们大众对于名人记忆随着时间流逝如何发生变化？或者我们如何塑造和瓦解所谓的名人权威？这是两个从两极走向共同中心点的问题。就像当初我本想把作品题目名为《HELLO！丰子恺》。一方面既是亲昵的口吻，一方面又是戏谑的口吻；一方面是文化如何被资本裹挟，一方面又是权威如何被我们瓦解。
柴：对于《HELLO!丰子恺》这种跨界的作品，你是怎么定位的？
刘：本质上，就是一种网络恶搞。我们知道恶搞，05年之后，在中国伴随着计算机的发展普及而流行开来。大多是对所谓名人权威以及他们的作品进行瓦解，进行民间的再解读，自娱自乐。某种程度，背后也反映中国巨变时代下（那时候正好也是中国土地房地产经济大规模开始发展的时候），青年一代的无所适从，迷茫颓唐，阶级隔阂与不信任，反抗权威……如果以严肃对抗严肃不起作用，那就以一种轻松幽默恶搞嘻哈的方式去对抗严肃。所以丰子恺作品本身也是免费廉价无名的照片，登堂入室，“冒然”介入到丰子恺漫画中，与丰子恺形成某种权力对等和瓦解。
如果把它界定为摄影，我想有些人可能会不愿意了。我觉得萧沉的评论是比较恰当的：“几乎已将摄影的成分挤兑殆尽。摄影成分在画面所占的空间比例虽极少，但摄影的媒介性特征却被凸出强调了出来。”有时候，挤兑殆尽，才能把它强调殆尽。摄影发展到今天，是不是一定要用相机拍或自己拍，早已不是问题了。现成图像再创作和对经典的解构建构的作品今天已非常多。从杜尚的小便池《泉》开始，达达主义就已将艺术品和观念进行切割分开。换句话说，作品不一定是一个人完成或者作者自己完成的。小便池虽然不是杜尚制作的，但小便池被挪用语境，赋予艺术家的观念，那小便池就不再是小便池。重要的是，艺术家提出的观念，观念比艺术品更重要。艺术家的权力也被转移与释放了，权力从作者转移到观看者或者整理者。
刘：其实，我并没有刻意跨媒介。之所以会这样，很大原因在于，直接摄影有时候真的会让你心有余力不足。它太强调在场，而且相对被动。当然你也可以导演式造相。但我可能比较懒，动手能力也不强，而且目前兴趣点也不在这里。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排斥用相机拍照用相机创作（可能拍照太久了），更不喜欢那种相对被动甚至偶尔性的创作方式。这很像走街串巷的小贩，尽管你有经验和预估性， 但你仍然无法精确掌握自主创作的一切（当然艺术创作里灵感的偶然性无法掌控性又另一说）。我觉得，承认摄影媒介的局限性，才能更好的利用摄影媒介去创作。
所以在当代艺术语境里，摄影的跨媒介已成为一种风尚。但并意味着直接摄影的式微。值得关注的是，现在不少跨媒介作品是因为流行，为跨而跨。每个艺术家不是全才，你是否有能力驾驭跨得了那么多媒介，跨得了那么多学科。其实跨大了，容易扯到淡，最后成为圣诞树式的大杂烩，这种大杂烩在国内非常常见。相反，我觉得直接摄影大有可为，在未来很有可能会出现“文艺复兴”或“回归”的趋向。在本体语言的探索上，仍然有很大可能性。比如无人机摄影，尤其是手机摄影，会给目前主流摄影，所谓庙堂摄影，形成一个冲击或突破。这和摄影史各个关键变革时期很像。包括我目前，就有用直接摄影创作。
柴：请问在你眼中什么是好的艺术摄影作品？
刘：这个问题好大好难回答。为了更好的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起前些天写的电影随笔，节选几段：
“如果华语电影有高峰，无疑是侯孝贤。侯孝贤处于我心中华语导演的巅峰，是因为他的电影视听语言，是有东方文化的基因气质的。他的长镜头，他的固定机位，它的远景……这些背后是沈从文式的，中国文化审美式的。并形成一种自觉的一以贯之的风格。这点和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有异曲同工。核心就在于在本体语言或媒介边界探索进行很大的突破，尤其是具有本土民族性的本体语言的开发。
我要说的是：《圣经》里说'阳光之下无新事，只有层出不穷的新花样’。七巧板虽然简单，但可以组合成千变万化。
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表达，前人差不多都做了，唯有在本体语言或者媒介边界具备有一定突破或探索者，才能达到巅峰。就像现代电影里程碑《公民凯恩》一样。中国老电影费穆《小城之春》伟大，也在于是用这种坐标方式去判断其价值的，而绝非仅仅是一个小城之春的故事三角恋有多伟大。”
摄影其实也是一样。虽然不同工作方式，不同内容形式，不同类型的摄影都会产生不同的好作品。但更容易吸引我兴趣的，是在摄影媒介语言进行探索和突破，尤其是融入中国文化基因，具备本民族文化语言的摄影。因为目前所谓当代摄影，就是西方语境下的摄影。中国目前整体尚且只能对西方摄影亦步亦趋，甚至模仿抄袭的状况。尚且还处于讨论当代摄影、观念摄影、传统摄影、纪实摄影、艺术摄影……这些范畴。毕竟，中国还只有中国的摄影，还没有中国摄影，还没有跳出更大层面去讨论什么是中国摄影？摄影界整体的文化程度偏低却是不争的事实。说实话，中国摄影界，这几年挺没劲的，也挺静的，处于青黄不接。我特别期待出现一个知识分子文人群体，介入到摄影，然后开一代风气之先。其群体所创作的作品，称为文人摄影，并且有其共同特征标签。当然，这是开玩笑话。但我们知道，艺术史包括文学史的发展，其实就是知识分子文人成分，不断介入的过程。
柴：请问至今哪些东西给你创作提供了很大营养？
刘：我的历史学专业背景肯定是最直接的。所以创作可能会更注重学术调查研究以及以历史学的视角去看待一个问题或作品。可能我和其他创作者不太一样。我对摄影的了解真的不多。很多营养，不是摄影给我的。它可能是历史学、哲学、文学、音乐、绘画等。这和我从小的成长教育环境有关。很小的时候就背诵四书，古文观止，唐诗宋词等文化经典。学习绘画。高中玩摇滚乐队。所以，哪怕是我对电影的理解甚至都要比摄影多许多。对摄影还是要加强学习吧。
所以，这些不同熏陶，对我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可能导致了我作品整体连贯性的一个特征吧。但重点，并不是学科的多样性，而是它们帮助我独立思考的思辨能力。它有助于更好的认识你自己，更好的认识这个世界。
在创作这件事上，我没有把自己当摄影师，也没有把自己当做艺术家，我只是个人而已。这是我一切的出发点。
柴：请问最近在创作什么作品，能大概介绍一下吗？
刘斌简介：85后，浙江永康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长期从事古籍整理与翻译工作，主要研究于宋史以及红学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