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的艰辛出版经历

1936年, 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在陕北合影

1936年,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解放区采访、考察5个多月, 写出一部纪实通讯集《红星照耀中国》。该书于1937年在英国出版, 8个星期5次重印, 售出10余万册, 引起广泛国际反响。白求恩、柯棣华就是受这部著作感动、鼓舞, 毅然奔赴延安支援抗日。

当时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工作的中共党员胡愈之, 读完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后, 敏感地意识到, 这部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 揭穿国民党对解放区造谣污蔑, 介绍陕北真实面貌的书籍, 应马上着手翻译出版。他的想法得到中共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的支持。刘少文刚从延安归来, 知道书中许多重要内容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的审定, 准确可靠。于是出版图书的重任就落到了胡愈之肩上。

当时国民政府对出版管制十分严厉, 出版物必须经“新闻总署”审批, 但这样的“赤书”是不可能得到批准的。后来胡愈之的胞弟胡仲持想出办法:成立一个文化社团, 以“抗日读物”名义出版。当时“淞沪会战”刚结束, 国民爱国热情高涨, 许多民间文化团体都创办报刊、编印书籍宣传抗战。

不久, 一个名为“复社”的文化团体在上海成立, 经胡愈之、胡仲持和中共党员梅益、林淡秋聘请, 《上海周报》主编吴景崧、编辑邵宗汉,《译报》主编冯宾符、《救亡日报》编委傅东华、《中华书局》编辑倪文宙和进步学者章育武、陈仲安、王厂青等12人组成《红星照耀中国》翻译小组。大家得知译书的重大意义, 都跃跃欲试地索要样书, 怎奈样书只有一本, 胡愈之只好把12章、30多万字的书拆开, 每人分一章。

这样各自拿回翻译, 就发生了许多难料的险象、意外。倪文宙被人诬告私藏禁书, 家中遭特务搜查, 未译的书稿被翻出。好在书页没头没尾, 倪文宙谎称翻译论文, 才蒙混过去。冯宾符把书稿放进保险箱, 午夜贼人入室撬开, 连同钱财一起掠走。没了原稿, 他一筹莫展, 后来几经波折, 在一位英国侨民那里找到一本, 才救了燃眉之急。

20几天后, 译稿陆续交齐, 胡愈之通读后不禁叫苦。原来,“各自为战”式的翻译, 内容无法前后照应, 许多回忆、倒叙的情节接续不上、自相矛盾。另外, 译者对书中内容不完全了解, 许多名字、术语不知如何翻译, 只好音译。如“林伯渠”、“杨家岭”, 有的译成“蔺波趋”、“林博曲”,“羊夹铃”、“洋伽灵”等。译稿谬误百出, 胡愈之放下手头的事情, 把自己关在一个亲属家阁楼里, 用了13个日夜修改、校正错译和笔误。他后来回忆说:“为把译稿校对的通顺无误, 我一天只睡3、4个小时, 13天瘦了5斤多。”

书稿校完, 确定书名时又出现了争议。有人主张维持原貌, 依然用《红星照耀中国》, 有人提出:“红星”马上让人联想到“共产党”、“红军”,为避免麻烦应改名。胡愈之与刘少文商议, 决定用名《西行漫记》, 因当时党中央在大西北, “西”也可以暗喻延安、共产党。

书稿敲定, 还面临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资金。经预算, 印刷2000册需2500元, 当时上海民不聊生, 工商业经营惨淡, 极难找到富豪资助出版。这时, 上海《读书》杂志编辑杜元启欲投奔解放区, 来找胡愈之帮忙联系。他得知《西行漫记》出版遇到困难, 就自告奋勇去找自己的远房叔叔:上海帮会大亨、时任“上海各界后援会”主席的杜月笙。当时杜月笙爱国热情正高, 听说侄儿要出版抗日书籍, 很爽快地拿出了1000元。

得到千元资助, 胡愈之却高兴不起来, 还有一大半费用没着落。杜元启又出主意:《读书》杂志麾下有个“读友会”, 会员2000多名, 不妨将《西行漫记》打折预售, 交钱就发一张代金券, 出版后凭券领书。这办法果然奏效, 没几天就筹到1500元。

《西行漫记》书影

资金齐备, 胡愈之满心喜悦地联系印刷, 问题又来了。因为淞沪战争, 大多印刷厂已迁往内陆, 如去上海之外印刷, 书在运输中被查出来,凶多吉少。后来多方打听, 总算找到一家没搬走的印刷厂, 但已停业, 工人也全都辞退。在“上海工人救国会”帮助下, 找到了10多位印刷工人,他们夜以继日地苦干20多天, 2000册《西行漫记》终于付印并运到“复社”。胡愈之等人翻阅历经艰辛、坎坷出版的新书, 心情激动、感慨万千:这部著作必将像焰火一样, 为憎恶黑暗的人们指引光明方向。果然不出所料, 《西行漫记》1938年2月面世, 到11月已经4次重印, 售出2万余册, 武汉、南京、重庆等地相继出现翻印本。《西行漫记》不但使民众了解了红军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八路军的抗战决心和力量, 也知晓了共产党的英明主张、解放区的大好局面。许多有志青年、进步人士从延安、解放区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他们冒险跋涉, 奔向延安, 寻求革命真理, 实现救国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