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382期】【特别推荐】《智泉流韵》主编郭进拴最新原创纪实文学《我的编辑生涯【上】》
【郭进拴原创】我的编辑生涯【上】到2018年的农历三月,我就是年满60岁的小老头了,就要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告老还乡了。几十年来,我不管走到哪里,爱搞阵地,爱办刊物。当年在农村劳动时,我就牵头成立了《坷垃》文学社,利用黑板报、墙报、油印小报发表我们的作品;1980年到临汝镇文化站工作后,我又牵头成立了临汝镇农民笔会中心,创办了全国第一家轮转机套红印刷的乡级小报《乡音》报;1985年我借调到洛阳地委《豫西报》任《伏牛》文学副刊首任责任编辑,编发了数十个文学专版,其中编发的两期临汝县文学作品专版,集中发表了陈建国、周爱玲等十几位临汝县业余作者的处女作;1986年到临汝县文联工作后,先后编辑出版了《风穴文艺》《沧桑》杂志,协助汝州市种鸡场创办了《汝鸡快讯》《现代企业报》,每期都有文学作品专版;2000年我调到平顶山市文联工作以来,先后任编辑、副主编、主编、执行主编编辑出版了《新城·增刊》《华夏风情·观音文化》《大香山》《尧山》《鹰城》《文艺界》《河南报告文学》等报刊,并创建了《中华网络作家协会》《中华文学艺术圈》《奔流》《东方艺术》《智慧之泉》等网络文学艺术博客圈,创建了《智泉流韵》微信文学平台,发现和培养了大批文学新秀。1984年,时任临汝县临汝镇乡文化专干的我,挑头成立了临汝县临汝镇乡农民笔会中心。在1984年8月10日召开的成立大会上,著名作家姚雪垠被我们聘为名誉主席,乡党委副书记王丙义当选为主席,乡党委宣传委员李仁义,乡政府副乡长王革命和我当选为副主席,我同时兼任秘书长。成立大会上决定创办全国第一家乡级报纸《乡音》,由我任主编。我通过写信、打电话、当面请求等形式,聘请姚雪垠、何南丁、张有德、苏金伞、刘茵、杜道恒、徐慎、王新义、王亚东、李长华、许桂声、衡江明、贾来、张宗政、王维周等为《乡音》顾问,还三番五次登门拜访,让这些名家题词、作文,以提高《乡音》报的知名度。1984年9月,《乡音》创刊号出版,报头的“乡音”二字由著名作家、时任湖北省文联主席姚雪垠亲笔题写,同时还在第一版发表了姚雪垠老先生的题词:“生活,学习,练好笔墨,为社会主义服务。——祝《乡音》创刊。一九八四年八月 姚雪垠”。第一版还刊登了时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著名诗人苏金伞的题词:“给农民以翅膀,给农民以基地,给农民以快乐——祝《乡音》创刊 苏金伞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日”。《发刊词》的题目是《《乡音》——农民的知音》,提出“把《乡音》办到农民心坎上”,这就是我们的宗旨!“农家用汗水浇灌的金秋,将给《乡音》增光添彩;《乡音》也将播放农民欢乐的歌声,绘下农家小院甜美的笑靥。”“她将为您‘’求知、求富、求乐”修桥铺路,她将为您自学成才创造条件。”创刊号上还发表了中共临汝县委宣传部、河南省文联主席何南丁、中国作家协会河南分会副主席张有德、《当代》副主编刘茵、《专业户报》主编杜道恒、中国作家协会河南分会理事徐慎、《河南日报》文艺处编辑李长华、河南人民出版社文艺处副处长王亚东、《洛神》主编许桂声发来的贺信、贺词。其中临汝籍著名作家徐慎在《月是故乡明——致《乡音》》一文中写道:“故乡临汝镇要创办《乡音》小报,消息传来,令人振奋。省报有之,县报有之,乡报还不多见。而今,我的家乡却自己办起报纸,真是捷足先登,敢为人先啊!光从这一点看,他们就具有改革和创新的精神。”创刊号第二版发表了《阎妙才致富不忘众乡邻》《孙转有声声血泪诉冤枉,孙愿军忘恩负义丧天良》;第三版发表了姚金成的一袋烟小说《黑旋风女婿》、冯团彬的散文《故乡的柿林》等,妙水副刊的“妙水”二字由苏金伞题写;第四版发表了王维周的《临汝镇怀古》,乡联中冯国杰的作文《原来是她》,还有《如何选用小麦良种》《经济信息》《处世之道》《妙水春耕》等等。一张小小的《乡音》报,惊动了当时的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省委和洛阳地委、洛阳市委。被称为当时的“乡音事件”。因第一期报纸在《乡音》的报头下印上了“主办:河南省临汝县临汝镇乡文化站,印刷:洛阳日报印刷厂”,洛阳日报怕承担责任,我把《乡音》报刚从洛阳日报印刷厂拉回来,《洛阳日报》总编就带车追赶而来,将报纸又全部拉走。我后又四上郑州、五下洛阳,请示中宣部、文化部、省、地、市宣传文化主管部门。我到河南省委请示时,门卫说需有县团级以上证明方可进去,我拿的乡文化站证明,人家连看也不看。我到省文联找何南丁主席,家人说他接见外宾去了,等了几个钟头也没见到他。我又去找徐慎老师拿主意,他说:“你前门进不去,就从后门进,装作去上班的样子,手往后边一背,不要左顾右盼,理直气壮地就进去了。”第二天上班,我果然照此而行,可刚跨出一小步,就被背枪的门卫拦住了:“站住!干什么的?”我说:“上班!”“证件?”“……”“没证件?你上什么班?再捣乱就把你抓起来!”没奈何情况下,我就到花园路的公共电话亭给省委宣传部拨了一个电话,说明了原委,人家让到省文化厅新闻出版处去请示。到省文化厅说明情况之后,处长说:“刚才省委宣传部已打来电话,我们正在请示中宣部和文化部,你明天上午来听消息。”第二天一见处长,他说:“经请示中宣部、文化部,不经正式批准是不能乱办报纸的。你回去让乡党委给县委写个报告,县委给地委写个报告,地委再给省委写个报告,如果省委批准了,你们就可以继续办。”随我来的一位农民企业家听了这话说:“我这次赞助的150元印刷费,你再退还给我100元,算我赔了50元。”到洛阳后,他回临汝镇老家,我继续到洛阳地委请示。因报纸在印刷过程中,我已拿了几百份连夜给省文化厅厅长、洛阳地委宣传部寄去了,地委宣传部杨书忠部长看到报纸的当天,就带领地委宣传部、文化局的领导专程到临汝镇视察《乡音》报社,当他听说报纸让《洛阳日报》没收了,我已去省委请示去了,杨部长感到非常惋惜。我到地委找到杨部长后,他说:“我看了你寄的报纸,办得很好,姚雪垠,何南丁、苏金伞都是顾问,还题了词,要让他们知道报纸被没收了,影响很不好。”他立即让办公室给《洛阳日报》社开了一张按着地委宣传部大红印章的证明,说是以后再办报纸可以按照程序批,这次经审查,没有政治问题,请放行。《洛阳日报》总编看了这个证明后说:“这要是省委宣传部这么写还可以,他地委管不了我们市里的事,我还要向省委和洛阳市委再请示一下,你明天再来听结果。”第二天我见了这位总编,他说:“我已请示了省委和我们市委,你要在每张报纸上印上‘内部刊物’4个字,才能发行。”结果我又找了“内部刊物”4个铅字,在3000份由著名作家姚雪垠题写刊头的《乡音》报上全部按了一遍,才又搭班车把《乡音》报运回了临汝镇。到家没歇脚就在第一时间把报纸发遍了乡党委和乡政府、乡直各单位、各村、各学校的领导,还给全国各地知道地址的单位和个人寄出了近千份报纸。从第二期开始,《乡音》就舍近求远,到《开封日报》印刷厂印刷,并吸取经验教训,只印主办单位的名字,不再印印刷厂的名字,以免再招麻烦。第二期《乡音》于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出版发行,第二版的《地头话》专栏发表了辽宁省科教电影厂振言的《孙愿军应痛改前非》等文章。第三期《乡音》于1985年2月出版,发在头版头条的是马全胜、揭传仿写的《振奋民族爱国心,激发热爱家乡情——我县八四年十大经济新闻揭晓》。第四期《乡音》于1985年4月出版,第一版发表了《我乡首次接待日本朋友》等,第二版头题发表的是刘智斌、戴占柱、雷俊丛写的通讯《山村女司机》。那时候,我不怯生,背着报纸到省文联、省文化厅、地委、县委,逢门便进,见人就递上报纸,让人家批评指正。还斗胆给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寄报、写信,并要求他给《乡音》题词,后收到中央军委来信,说是邓主席很忙,近期没有时间题词,等以后有了时间再说等等。原打算拿着邓主席题词,批一个全国公开发行的报刊号的美梦这才宣告破灭。接着,《乡音》创刊号发表的《“黑旋风”女婿》,分别被1984年10月25日的《文学报》和1984年11月15日的《河南日报》转载,《故乡的柿林》被《洛神》1984年第6期选载,引起了省内外文坛的轰动。大作家白桦、《当代》副主编刘茵等纷纷来信,盛赞《乡音》。其他多家报刊也选载了一些《乡音》上发表的作品。我带着这些报刊到省文化厅让厅长看,彭玮厅长看了这些报刊后,称《乡音》是“全省文化站中报纸办得最好,水平也很高的一家”。省、地有关领导还亲自到临汝镇视察《乡音》报社。洛阳地委宣传部还把我借调到《豫西报》任副刊编辑。我从第一次投稿,到第一次在省级公开报纸发稿,前后经历了6个漫长的春夏秋冬。写作没写出什么名堂,办《乡音》报却出了大名,不但闻名全省,还参加了全国首届报纸展览。祖国的边疆哨卡、都市乡村,甚至美国的华人协会也纷纷来鸿,盛赞《乡音》。我也因此由农民转为国家干部,还被洛阳地委宣传部请到地委大楼去作报告。当时主持工作的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士信同志也对《乡音》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与支持,亲自写信祝贺。本报顾问、《当代》副主编刘茵来信说:“小报内容丰富,也较活泼,我通读四版,不觉费力,这就不易了。《月下》《临汝镇怀古》《清水芙蓉,雅韵共赏》均写得不错,《家乡书场》亦有特色。”陕西省铜川市化工厂助理会计师张修义来信说:“收到创刊号,我看了一遍又一遍。连我这个小家庭中的外乡人也感到意外,我把她张贴在阅报栏里,让这些城里人也看一看今日的农村也办起了报纸,真了不起,故乡人民打破了几千年的沉睡,开始觉醒,向着四化的雄伟目标迈开了可喜的步伐。”齐齐哈尔驻军李作林来信说:“我们几个家乡战士一口气读完了《乡音》,余味无穷,有说不出的自豪感。媛林同志说:《乡音》是家乡新开的一朵小花,刚出世就满怀豪情地来到了祖国北疆哨所,她不畏艰苦,不惧寒冷,她未来的生命力是可想而知的。外籍战友也纷纷传阅,声声夸赞,更增添了我们的自豪感。”美国洛杉矶全美华人协会洛杉矶分会李顺来信这样写道:“喜看《乡音》,我犹如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里,仿佛望到了故乡的明月,喝到了家乡的泉水,《乡音》用无声的言语,给远离故土的儿子带来了温暖!乡情浓似酒,《乡音》——请您接受一位在大洋彼岸的祖国儿子的美好祝福吧!我衷心祝愿这朵小花开得更加娇艳!”这封情真意切、感人肺腑的远方来鸿,道出了这位海外赤子对祖国、对故乡的眷眷深情。值得欣慰的是,《乡音》已于一九八五年三月一日作为全国惟一的一家乡村小报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报纸普查,同时参加了全国报纸展览。尤其是河南省文化厅文化处处长冯天贵同志来信写道:“厅长看了你们的报很高兴,认为你们办的报纸很好,是当前我省文化站中报纸办的最好,水平也很高的一家,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不断总结经验,开创文化站工作的新局面……厅长认为,你们乡的党委书记、乡长是很有战略眼光的领导,既抓物质文明建设,又抓精神文明建设,一定能够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有机会,也一定拜访……”我把这封信登到了《乡音》报的总第3期上,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一次我到郑州给省文化厅的新闻出版处处长送报纸时,处长说:“你们的报纸办得很好,厅长支持,我们也支持,随后准备在你们那里召开个现场会,在全省总结推广你们的经验。”文化处处长冯天贵还领我见了彭玮厅长,彭厅长让我把文化站工作写个经验材料,作为内部简报,批转全省。彭厅长还提出要到临汝镇视察工作,拜访乡领导,帮助解决困难。1985年的元旦和春灯节期间,我组织了全镇首届戏剧大赛和民间文艺汇演,整个临汝镇人山人海,成了欢乐的海洋。洛阳地区文化局局长姜晋京、副局长王双全、文化科科长褚书智、洛阳地区群艺馆馆长黄浩民一行5人就是在临汝镇过的灯节。节后特邀我和乡党委副书记王丙义到洛阳地区文化局长会议上介绍经验,《豫西文化》也用了整期报纸的版面,重点推出了临汝镇经验。《乡音》创刊号上登的发刊词《乡音——农民的知音》也被中国报刊协会编入《中国报纸发刊词选编》;《孙转有声声血泪诉冤枉,孙愿军忘恩负义丧天良》也被《河南日报》、《豫西报》转载,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场“养老敬老”大讨论。河南省总工会洛阳地区办事处、洛阳地委宣传部也把我请到了地委大楼作典型发言。就连洛阳地区开的计划生育会议上,地委副书记也在讲话中插了一段表扬“郭进拴创办《乡音》报”的内容。临汝县委、县政府还给我记功奖励,临汝县文化局把我评为年度先进个人,《乡音》还被写入了党史和县志。省文化厅厅长彭玮果然来到临汝,专门提出要看《乡音》报社,并提出有什么困难省文化厅可以帮助解决。而其时我因办《乡音》报出了名,已被洛阳地委宣传部借调到了《豫西报》社编《伏牛》文艺副刊,《乡音》已停办。彭厅长一行感到很遗憾。后来,徐慎老师见了我,打趣地说:“你可以把你办《乡音》报的经历,写成一部中篇小说《办报记》。”1985年转干考试时,我因到《开封日报》社印《乡音》报,开会传达文件找不到我,屈江北老师专程到临汝镇找我,见面时我刚印报回来。他说:“人家都复习备考哩,就你不知道紧慢板,到处找不到你,赶紧和我进城复习去。”这次考试规定业务和文化考试各占50分。可文化馆新上任的一位馆长给我的业务分打了全县倒数第一,只有10分;而张久益老馆长给我打了正数第一,满分。屈江北老师领着我连夜找领导反映实情,时任临汝县文化局文化股股长孙福庆老师主持公道,坚持正义,也给我打了高分。一次到地区汇报,约好和那位馆长6点在长途汽车站见面同往地区,结果孙老师提前带着材料,单独赴地区汇报实情,踢开了那位不怀好意的馆长,并从此把文化站收归文化局直管。到地区参加文化考试时,我带去了选载有《乡音》作品的《河南日报》、《文学报》、《洛神》等,还有几百份新出版的《乡音》报。考试一结束,地区文化局文化科科长褚书智就通知全体参考的文化专干,到地委二所开会,会上拿着我送他的报刊,足足表扬了我两个钟头,并号召全地区文化专干向我学习。会议一结束,禇科长就高喊着我的名字,从3楼一直追到1楼,将他写的一组小品文交给我在《乡音》发表,参加会议的文化专干都一惊一乍,不知道我有什么背景?由于我的语文和作文分考了全区第1名,再加上办《乡音》报的业务分,顺利过关,正式被录用为国家干部。又一次到地委送新出版的《乡音》报时,遇到《豫西报》副总编马凤超,他说:“地委要办《豫西报》,想把你先借调过来帮一段忙,随后再和地委领导说说,把你正式调过来。”县、乡领导当时也同意借调。借调那段时间,乡里又提出停发我的工资,另安排人干文化站的工作,《豫西报》就给我发工资。干了几个月,报社领导认为我不怕吃苦,热爱新闻工作,就决定正式把我调过去。这时,临汝镇方面又提出:“调动可以,把干部指标留下,你的指标让《豫西报》再给你解决。既然地区这么看重你,解决个指标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嘛!”乡里又派人找到《豫西报》领导说:“郭进拴是我们这里难得的人才,你们要把他调走了,我们的《乡音》报谁来办?文化站的工作谁来干?”洛阳地区文化局的领导也听说了《豫西报》要调我的消息,专门拿了文化部的文件,找到地委有关领导说:“文化部有文件,这一批转干的文化专干,5年内不准调离文化站。你们要是把郭进拴调走了,开了这个口子,其他人都要求调动我们怎么办?”得知这些情况后,我妻子怕一头出捋,一头抹光,就直接找到报社领导,要求让我还回临汝镇。马凤超副总编为我写了鉴定,并代表报社亲自坐小车把我送回了临汝。办《乡音》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起初没经费,我就把文化站的全部家当做抵押,贷了几百元的款,还把工资垫上,印了第1期,随后才这个20、那个50地集资办了起来。我一个人身兼社长、主编、编辑、校对、发行、财务6职,还拉大旗做虎皮地做了一个大牌子,用红漆写上了“乡音报社”几个大字,挂在租来的两间破房子门口。我到开封印报纸,为了省钱,就住到在河大读书的老乡冯团彬的宿舍里。一天夜里一直在印刷厂校对到凌晨3点,回来时学校前后门都上了锁,只好翻墙,结果被碎玻璃扎得双手、双脚都流了血,幸亏还没被派出所抓住。就这后来在我调动工作时,乡里的宣传委员亲自跑到赞助单位,说:“郭进拴要调走了,你们要向他要回赞助款,不能便宜这小子了!”从《乡音》创办到现在,已过去了31年,我也有当年20多岁的小青年,到了现在近60岁的小老头。但《乡音》磨练了我,成全了我。如果没有这张报纸,我现在可能还是一个深山沟里的农民!也许我还会和我的几个儿时的同伴一样,被砸死在个体老板开的小煤窑的地下黑洞里了。正是这张报纸让我转成了国家干部,改变了我《乡音》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不能也不会忘记她!往事历历,犹在眼前,感谢当年支持我的各级领导!感谢当年资助《乡音》的各界朋友!我在这里真诚地对各位道一声:“谢谢!谢谢!再谢谢!”如今,回忆起我1986年至2000年编辑《风穴文艺》和《沧桑》杂志的十四年难忘岁月,有许许多多的往事涌上心头,很有必要写出来,与读者进行交流互动,也为后人留下一份文学史料。1986年12月,经我的恩师徐慎、王泉水极力举荐,我被借调到临汝县文联工作,当时刚刚经历了一场人事上的是非曲折,我的干部关系在寄料镇、户口在临汝镇、工资关系在文化局、人在文联。可文联编制已满,一时又调不进来。真是办公没桌、吃饭没锅、睡觉没窝。我到临汝县文联接手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到郑州校对《风穴文艺》。一天下午,我在文联办公室值班,时任县文联主席张进才从郑州回来,连家都没顾上回,就直接到办公室让我连夜坐火车赶到郑州与已先期到达的陈建国副主席在河南日报招待所校对《风穴文艺》创刊号。我到郑州后,与陈建国副主席连明彻夜校对了三遍《风穴文艺》创刊号的大样,用徐慎老师的话说,《风穴文艺》创刊号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因经费没有及时到位,印好的刊物,河南日报印刷厂硬是不让提货。后来张进才主席派我乘他在临汝县印刷厂工作的儿子的车到郑州与印刷厂的负责人说了许多好话,才拿回了50本刊物,张进才主席把这些刊物分送有关领导,经多次催促协调,才与1987年6月落实了印刷费,让我到郑州一手交钱,一手提货,运回了《风穴文艺》创刊号。发行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南丁是河南当代文学60多年发展历程最完整也是最重要的亲历者和领导者之一。他52岁起担任河南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主持创办了《莽原》《散文选刊》《故事家》《文艺百家报》等多种文学期刊,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对新时期“文学豫军”队伍的成长壮大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为河南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就连我这个放羊娃出身的农民作家,也得到了南丁老师的大力支持和亲切教诲。1984年9月,我给南丁老师写信说我们要成立临汝镇农民笔会中心,创办《乡音》报,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时任河南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的南丁老师发来的贺信:祝贺你乡成立起笔会中心,并创办《乡音》月报。希望在乡党委和乡政府的领导下,把工作做好,活跃农村的文化生活,培养文学作者,踏踏实实地做好工作。祝工作顺利!何南丁 张有德我把这封贺信发表在了《乡音》创刊号的第一版,在我们临汝镇引起了轰动效应。谁也没有想到一个省文联的主席还真的会给一个乡级小报亲笔写信祝贺。1987年,我到临汝县文联编《风穴文艺》,我又一次来到郑州,亲自到何主席办公室拜访。当我说明来意,何主席当即挥毫命笔,浓墨重彩地题写道: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题赠《风穴文艺》南丁1987年5月12日再后来,在南丁老师主持下,由河南省文联主管主办的《当代人报》创刊,南丁老师任主编。在创刊号的第二版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我与陈建国合作的报告文学《汝州新星》,并被收入多部选集。南丁老师还多次为我们的《风穴文艺》协调解决办刊经费。经南丁老师极力推荐,我与屈江北老师合写的大型古装戏剧本《杨六郎造酒》也在《河南戏剧》杂志发表。南丁老师还亲自为我颁发了河南省首届优秀文学组织工作者奖获奖证书和奖金,对我鼓舞很大。我们汝州市要举办第二届牡丹文学笔会,我和时任汝州市文联主席张进才到郑州与汝州老乡徐慎老师一起向他汇报,南丁老师亲自动员省文联所有报刊的主编到我们汝州参加了这次规格空前绝后的盛会,主编们亲自面对面、手把手地教我们汝州的作者写作、改稿,推出了一批精品力作。为培养文学汝军奠定了基础,立下了汗马功劳。借调期间,我作为勤杂人员到楼下将大家过年的福利、年货领上来,再一一发给大家,我却什么也没有,只好两手空空回家过年。一连两个春节,我从家里背来了一袋过年剩下的干馍,中午和晚上啃点干馍,好省下时间多写点稿子。白天谁不来了,我就坐在人家的办公桌前看报、写作,人家来了,我就赶紧让座。只有到了晚上,我才能一个人自由自地在办公室写作,往往写到第二天上班,再接着打扫卫生、提开水、正常上班。1987年7月,我为了赶写报告文学《明星从这里升起》,因办公室人来人往,无法静心写作,我只好躲到工人文化宫的乒乓球室,在这里三天三夜没眨一眼,写了18000多字。此稿首发《风穴文艺》总第2期,后经陈建国修改,更名为《汝州新星》,在《当代人报》创刊号整版发表。1988年1月出版的《风穴文艺》总第3期推出了《白云山笔会特辑》,头题发表了我与陈建国合写的报告文学《行路难》,《河南日报》转载后,平顶山一主管部门领导看到文中揭露他不掏钱拉水泥的一段文字后,主动到汝州市水泥厂补交了水泥款。在这期间,一位文友到平顶山市委党校读书,我就要了他的钥匙暂住他屋。正好我爱人也带着儿子进城来看我,她怕儿子乱跑乱动,影响机关办公,就把他关到屋里,捉住手脚,不让他乱说乱动。一天夜里,团县委办公室被盗,我们住在办公楼上的人都成了嫌疑分子,被审来问去,并要求说清几点几分在干什么?何人为证?此时,又有有来头的人要占领这间房手,不由分说,把我们赶了出来,还把朋友的家具扔到了办公室一角。我和我爱人只好拉着才刚刚几岁的孩子,背着被子,含泪又回到了乡下……这期间,县文联张进才主席每隔一段时间就让我写一份《自传》、《工作总结》,并让同时誊抄几份,分别送给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他的多次奔走、呼吁,终于感动了有关领导,我才于1988年春天,正式调到临汝县文联。我以每月12元的价钱在前火神庙街租了两间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的破房。一次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吴功勋老师到我家约稿,看着我住的阴暗潮湿、四面通风、屋顶露着天的从清末留下来的房子,差点流下泪来。可我就在这间破屋里,写作了4部著作,现已出版了3部。也算我命大,两年后我前脚刚刚搬出这两间破屋子,后脚便四角落地,成了一堆废墟。在1988年6月出版的《风穴文艺》总第4期,我特设了《新星》专栏,集中发表了彭忠彦的小说《风流寡妇》《祭坟》和创作谈《大山的馈赠》,同期发表了我写的评论文章《似岘山一样质朴,像汝河一样浑厚——介绍我县文坛新秀彭忠彦和他的作品》。1989年5月出版的《风穴文艺》总第5期发表了我写的文学评论《汝州青年作者群,正在冲出中原》,为汝州作者鼓劲加油。1989年12月出版的总第6期《风穴文艺》推出了《朝川矿务局特辑》;1990年6月出版的第7期《风穴文艺》推出了“保险杯”征文作品。1990年12月出版的第8期《风穴文艺》头题发表了我写的报告文学《梨园新星》,同期隆重推出了《十一朵金花》和《处女地》两个专栏,集中发表了李婷茹、潘慧敏、陈晓、田丽霞、小弓、史运玲、华萧、张单华、阎双霞、梅芳、杨秀莲以及杨其林、聂光玉、宋书献、胡城墙、史运周、阎惠公等的处女作。1991年6月出版的第9期《风穴文艺》推出了汝州市火电厂专辑,并保留了《处女地》专栏,发表了4位作者的处女作。1991年9月出版的第10期《风穴文艺》发表了“计建杯”征文作品,头题是我写的报告文学《大潮风流》;1991年12月出版的总第11、12期合刊以160页的篇幅推出了“宝烤杯”征文特辑,发在头题的是我写的报告文学《汝州汉子》;总第13期是《鲁慕迅乡情诗画展专辑》,发表了我写的《乡情老更深——介绍汝州籍著名画家鲁慕迅和他的作品》。1992年11月出版的总第14、15期合刊以164页的篇幅推出了汝州市电业局特辑,从本期开始,我以副主编的名义出现,发在头题的报告文学是我写的《光明的事业》;1993年11月出版的第16期《风穴文艺》头题发表了我的报告文学《壮歌风云路》;1994年7月出版的总第17期《风穴文艺》头题发表了我写的报告文学《兴业史》,同期发表了我的散文《哭您,我的恩师徐慎》《葛洛老师,您别走》;1995年4月出版的总第18、19期《风穴文艺》合刊推出了汝州市焦化厂专辑,发表了我的中篇报告文学《红火焰》;1995年12月出版的总第20、21期《风穴文艺》合刊以160页的篇幅推出了汝州市“节水杯”获奖作品专辑,头题是我写的中篇报告文学《生当作人杰》;1996年6月出版的总第22期《风穴文艺》,我首次以执行主编的名义出现,本期集中刊发了《我与《风穴文艺》征文获奖作品》;1996年9月出版的第1期《沧桑》,我任执行主编,本期发表了我的《我的作家梦》,在文坛引起轰动效应,后被全国多家报刊转载,并获国家级大奖。在汝州市文联工作的14年里,我编辑出版了38期《风穴文艺》和《沧桑》杂志,组织了100多次不同类型的文学创作笔会,培养了大批文学新人。我还几次冒着风雪,在节假日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步行到乡下看望作者,辅导创作。我宁愿自己少写、少发,也要把有限的精力放到发现和培养人才上。在办刊物过程中,因没有经费,我就千方百计想办法,不惜跑千山万水,受千辛万苦,说千言万语,承担千难万险,不怕跑断腿,不怕饿断肠,不怕遭冷遇、给白眼,没有小车,就坐公共汽车、三轮车、骑自行车、步行……一次不行就两次、十次、二十次、三十次……用真情去感化上帝苍天,多方筹资数十万元,把每一分钱都用到办刊物、培养作者身上,而我自己却从来没有领过1分钱的加班补贴和编辑校对费。我没有职称、没有地位、没有职务、没有金钱,有的只是对文学的一片痴情。我不怕吃亏,不怕受累,为了文学事业,可以牺牲一切。我非常尊重业余作者的劳动,不少稿件,我整整保存了10余年之久。1992年,当一批又一批的文人纷纷下海的时候,我也下了海,下到了上海,下到了学海。我这个生在小山村、长在小山村、喝山泉、吃山菜长大的农民的儿子,泪别老母妻儿,来到了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复旦大学。我在书海里遨游,在稿纸上耕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两部中篇小说、1部长篇小说、1部长篇纪实文学、1部报告文学集、30多篇散文、评论,总字数达60多万字;还翻阅中外文学名著310部,记读书、听课笔记、日记约70多万字。复旦校园风光迷人,环境优雅。每当黄昏时分,一对对红男绿女出出进进;每当周六、周日晚上,我住室对面的舞厅里,彩灯闪烁,舞曲悠悠,那美妙的舞曲撩人心扉,令人神往。可我为了赶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女山,美人河》,就抵挡着各种诱惑,怕那软软绵绵的音乐把我的魂儿勾走,我就关上住室的门,可那音乐又从窗口飘入,我就又把窗子关个严严实实,再用棉花团堵住耳道孔。天太热就脱去长衣裤,任蚊虫叮咬;困了,就到卫生间用水龙头冲一下再写;夜深了,怕影响同室的几位学友休息,我就用床单隔住台灯光亮,拉灭公用电棒继续写啊写!饿了,就干啃几口方便面再写。我每天为自己规定写3000字的任务,写不完不准睡觉,最多的一天写了13500字,创入复旦求学以来的最高记录。我写啊写,手写肿了,头发写稀了,身子写瘦了,只有稿纸在一摞一摞往长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千辛万苦写了书,又东抓西借、负债累累,自费出书,卖书还债。这不是痴、不是憨,是什么?可咱就是这种人,不怕别人笑话!在1994年我的36岁本命年到来之际,我终于实现了为之奋斗了20个春秋的愿望——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协有巴金、冰心、艾青、曹禺等中外著名的老作家在其中,入会也是非常自豪和荣耀的事,我最珍视中国作协会员证这个小本本。为了在写作上来个突破,我开始了省吃俭用,拼命买书读书。1996年春节前夕,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备年货,而我却在深夜偷偷拿走了妻子准备过年的400元钱,坐早班车来到郑州,两顿没吃一口饭,只留下返程车票钱,跑遍了郑州的大小书店,一下子买了380多元的好书,气得妻子多天不理我。而我却埋头美美地读了一个节假目的书。他们买好吃好喝的,咱买好书读,这叫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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