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锡武:唱戏唱什么?还不是唱个味道吗!

作者:蒋锡武
今日来说一回腔胜与味胜。此话从何说起?容我慢慢道来,先将要点胪列如下,须细说的,下面再啰嗦几句,无必要的,就不解释了。
一、腔胜在作曲,味胜在演员;
二、腔太“胜”,可能妨害味,味“胜”则于腔绝无挂碍;
三、腔胜味不胜,腔也“胜”不起来,味胜腔不胜,最终倒可能“胜”;
四、腔易学,味难找,或者说,学腔有个头,找味没个够;
五、好腔是打骨子里“胜”,而不是表面上的“唬人”,好味则是要把这内里的“胜”化为外在的“胜”,从而“迷人”;
六、过去的旧腔未必“胜”,可味一定要“胜”,现在的新腔一定要“胜”,味就难说了;
七、说了归齐,要有好腔,更要味厚。
这第一条应当说好理解,就不加详说了,下面有的部分会连带谈到。这里预先说两句,就是演员可以同时是作曲,作曲的却难以同时是演员。
第二条得多说几句。先作点解释,就是这个“胜”字,含有“胜于”“超过”的意思,但不一定就是好,甚至可能不好。反过来说呢,“不胜”也未必不好,甚至可能是好。这样说挺绕嘴的,还是举点例子。
比如我们有些新戏的新腔,其繁复程度大大超过传统戏的同类(板式)段子,其“胜”是当然的,但是否就好呢?恐怕未必。这话又有嫌疑,反对革新。不这么说,即以新戏与新戏论,比如《红灯记》的“提篮小卖”,比起旋律复杂的其他新戏段子来看,其未必“胜”,但未必就不好。这就是说,所谓腔太“胜”也就是太过,过犹不及,当然是不好的。这种不好,不仅在腔本身。主要的还在于它殃及“味儿”,表现为很难抓住“味儿”;或者说,唱的是唱不出“味儿”,听的更听不出“味儿”。

电影《红灯记》

味“胜”就无此之虞了,它不但不会妨害腔,而且常常能补腔之不足,当然,味也有“过”与“不过”的问题,过,自然也不好,矫揉造作,同样令人生厌。但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种“味过”时常同“腔过”是如影随形的,“味过”很难单独存在。
再说第三条,腔胜与味胜之间大概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腔胜味也胜,这当然是最理想的;一是腔不胜味也不胜,这当然是最糟糕的,这都好理解,不用多说。这里要说的是,当腔与味之间的“胜”与“不胜”不同步时会怎么样?
也就是说,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时候,您选择什么?再换句话说,您认为更须要靠什么取“胜”?我的观点嘛,前面早已亮出来了。打个比方吧,善写字的人是不在乎笔的,不善写字的人,笔再好也不管用。这就是说,会唱的人,哪怕是腔一般,他也能唱出“味儿”来,不会唱的主,多好的腔也会唱得索然寡味。
举个例子,《群英会》中黄盖的四句散板“周都督休得要大礼恭敬……”腔基本上是老腔,旋律也极简单,总之是我们习见的非常普通的散板,可经裘盛戎一唱,四句便得了三个“肥彩”,这当然靠的是“味胜”。

电影《群英会》剧照

下面,咱们四条、五条一块儿说,这两条挺有关系。先说说什么是好腔。从表现形态看,腔有繁和简之分;从表现优劣看,则繁腔有优有劣,简腔亦有优有劣,是一种交叉关系。腔劣没必要说,无论繁、简。这里须说的是,同是好腔,在繁和简之间是否又有高下。这得看怎么说,从听的角度看,当是难分伯仲。不过要从传唱的角度说呢,恐怕简腔就要略胜一筹了。繁腔因其繁,便难学,人们难免“闻”而却“步”;简腔因其简,就易学,人们自然争相效仿。
再往深一层说,繁腔难学,可一旦学会,则像不像三分样,味差点也可以因腔繁而有所遮掩。好比初学书法者,笔画多的字,多少可以藏些拙。可简腔的“味儿”就不那么容易“找”了,无遮无拦的,无可借助——而惟其难“找”,才更能引起人们的无穷兴味,使人沉迷其中,总也不肯舍弃。此所谓“易学难工”,正是最有魅力的所在。
再换一个角度,即从唱者来说,“味儿”最“胜”者,或者说最高境界者,其腔亦尚简而绝不花哨。表面看来无什么特别之处,可骨子里藏着东西,自然也就味厚、味长了。余叔岩说:“唱戏唱什么?还不是唱个味道吗!味道要越听越有味儿,越久越有味,好,当时味挺浓,一会儿就完了那不成了屁啦吗!”所谓“当时味挺浓”,正是表面上的花里胡哨、死乞白赖。
说到第六条,又有些犯忌,怎么总跟新腔“卯”上了!这倒不是我有偏见,事实上是有那么一些不在少数的新腔它先“偏”了,咱们还是说正题,相比较而言,如今的许多新腔比之于过去的旧腔,在旋律上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不“超繁”的,是复杂得多,也可以说丰富得多,其“胜”是显然的,可“味儿”呢?似乎就不那么够了。
我有一个发现,就是新腔很少有能让人兜底儿叫一声“好”的,这当然与味“不胜”有关系。至于旧腔,其旋律至少从现象上看是“不胜”的,可味儿却绝不会不“胜”,前举裘例即此。
这种情形的出现,我想同第一条有关。以前没有专门的作曲者,常常是演员自己琢磨腔,或者是与场面上的比如琴师共同切磋设计。这些腔最后得演员自己体现,所以打琢磨腔的一开始,他便会极自然地想到台上,想到观众,想到怎么能“挂味儿”而让观众过瘾。当然。这也可能产生问题,比如缺乏统一的构思、有些情绪不对等等。但要以味“胜”这一点恐怕是不易之论。
现如今有了专门作曲家,情形就不同了,简单地说,是多有腔“胜”而少有味“胜”者。套一句刘勰的话,是繁“腔”(采)寡“味”(情)(自然就愈加“味之必厌”了)。原因我想不能不说与其“专门”有关:既为“专门”,其主体意识必强,既强必卖力作腔,既卖力则难免搞得天花乱坠,千回百转。结果呢,是编的花里胡哨,唱的不得其要,听的莫名其妙,学的云山雾罩。
当然,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例如,专门作曲家常常要考虑从剧情出发,从人物出发,这自然是极对的。但他们往往忘记了,还应当从演员出发——这并不错,这是戏曲艺术的自身规律决定的——当然就难以有“味儿”了,因为“味儿”靠演员。说到这儿,我又想起,如今的演员流派难以形成,是不是多少与这种状况有些关系呢?这话说起来,恐不是三言两语能解决的。篇幅有限,不再啰嗦了。有机会咱们再说。
最后还是想请编者高抬贵手,再给点篇幅,容我多说两句。本文对新腔、繁腔、专门作曲者多说了几句,但绝无反对新腔、繁腔、专门作曲者的意思。
事实上,它们都是一种进步的表现,是一种必然。新腔中也有好腔,繁腔该繁也还得繁,专门作曲者也不都是只要腔不要味的。我只是想纠正事实上存在着的一种偏向,而不是否定其本身存在的价值。还是我在开首第七条中就说过的:要有好腔,更要味厚。
本文摘自《京剧思辨录》199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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