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林：莫言“乱炖”出的历史剧
《我们的荆轲》是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趁热出版的一部话剧剧本。在该书的“莫言采访之三”中，莫言告诉记者说：“我们一直将《史记》当信史读，但其实这部书里，司马迁想象的成分很多。他写的也是他自己心中的历史。他对历史人物的爱憎，也影响了他对历史的真实记录。我写《红高粱》时就认识到，历史其实就是传奇，因为最初的历史是口口相传的，人们在传说历史时，都在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添油加醋，夸张神话。我现在还活蹦乱跳，但在我家乡，已经有人在‘神话’我了，譬如说我过目不忘，说我能背诵《新华词典》，其实，我记忆力很差。所以，我建议将历史当成文学看。”
读罢莫言的这段话，我真佩服其卓越超群的想象力和将历史当作儿戏的放言无忌的“大嘴巴精神”。如此不靠谱的话，既是对司马迁的不尊重，也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莫言之所以敢于挑战司马迁，一方面说明他偏激的思维方式有失全面和客观，另一方面则说明，莫言对历史的理解，仍然是晃来荡去的“半桶水”。
对历史一知半解的莫言，也许根本就不知道，尽管历史有时会被当成可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但更有许多史官“据事直书”，如太史伯、太史仲、太史叔、太史季兄弟，在崔杼弑其君齐庄公，强令改写历史的强权面前，不怕淫威、不怕杀头，毅然据实书写，执着地将真相告诉未来的历史学家。也许莫言更不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更有董狐这样秉笔直书的“良史”。在撰写《史记》时，司马迁始终本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思想。在《封禅书》中，他无情地抨击了汉武帝不顾民生，热衷鬼神，享乐于方士们对自己的欺诈。对于老子思想中的糟粕，司马迁同样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并力图为后来的人们观察历史提供一种有效的借鉴。
由于对历史存在着片面的误解，莫言在写作历史剧的时候，采取的是当今某些影视剧为了吸引观众眼球、增加票房而进行的大胆解构和戏说。莫言的“历史剧”，除了剧中人物的名字是“历史”的，事件和故事都是犹如一锅猪下水一样的“乱炖”。
莫言说：“《我们的荆轲》取材于《史记·刺客列传》，人物和史实基本上忠实于原著，但对人物行为的动机却做了大胆的推度。我想这是允许的，也是必需的。”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所记载的五位刺客，除了槽沫缺乏可信度之外，其他如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四位，都已得到历史学家的首肯，而这些刺客都体现出了弱者在强者面前如何维护自己的尊严、小国如何抵御外来入侵和污辱以及“士为知己者死”这样一种昂扬向上的壮丽人生。但在《我们的荆轲》中，一位千古英雄，却成了不学无术、钻营行贿、一心想出名的无耻宵小。莫言借剧中人物秦舞阳之口，大肆矮化和妖化荆轲，称其“每到一处，就提着小磨麻油和绿豆粉丝去拜访名人。哪里有名人，哪里就有他的身影……”继而又将荆轲塑造成一个劣迹斑斑、罄竹难书的卑鄙之徒：“我曾经欺负过邻居家的寡妇”，“我还将一个瞎子推到井里”，“我出卖过朋友，还勾引过朋友的妻子”，“总之，我干过你能想象的所有坏事”。如此的“妖化”，难免会让读者产生怀疑乃至愤怒：太史公怎么会如此“有眼无珠”，居然把荆轲这样无恶不作、人面兽心的人渣，打造成为人所景仰的一代豪杰？
运用这样一种解构方法，莫言动辄对那些历史人物肆意抹黑。在另一个剧本《霸王别姬》中，莫言对“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千古英雄项羽，照样进行了如出一辙的“解构”。莫言说：“历史剧，其实都是现代人借古代的事来说现代的事”，项羽“与其说是一个历史人物，不如说是一个文学典型更为合适”。在莫言看来，项羽这个人物，除了名字是真的，其他都可能是假的，因为所有的文学典型，都有可能是不真实的。按照这样一种推翻、“强拆”历史的逻辑，为了建构所谓的新发现、新观点，所有的历史和人物都有可能遭到强行解构——如此行径，就像“黑旋风”李逵一般，看谁不顺眼，就抡起板斧，一路砍去。
莫言的这种“历史剧”，最终只能给人们认识历史造成新的混乱。莫言的文史知识可谓惊人的肤浅，这从《我们的荆轲》一书就能看出来；但他不但没有感到羞愧，反而因一时的“成功”而宣称，支离破碎的教育经历，是他最庆幸的地方：“很庆幸我读书较少，保护了我的想象力。”真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种罕见的奇谈怪论、井蛙之见，无疑是对知识的诋毁和对读书人的公开凌辱。
纵观莫言的创作，谁也无法否认，正是因为读书少，使他虽从事写作数十年，但文字功夫一直都不过关，甚至连最基本的“的”“地”“得”都分不清楚。大量的文史知识“硬伤”，更是使他的作品常常是泥沙俱下，乃至洋相百出。形形色色的差错，在他的“历史剧”中随处可见，实在是令人错愕——
一、张冠李戴，货不对板。因为缺乏必要的文史知识，莫言对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常常是云里雾里，张冠李戴。当秦舞阳拿荆轲开涮时，荆轲居然说出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也”这样的本属陈胜的话。当项羽四面楚歌，被汉军围住的时候，侍卫久久没能寻找到失踪的虞姬而被霸王怒斥，侍从如此禀告：“大王，敌军围困万千重，只怕夫人她进不来了……”“敌军围困万千重”语出毛泽东的《西江月·井冈山》，只是两千多年前的侍从居然都能吟诵，怎不让人联想到关公战秦琼、张飞杀岳飞？燕太子丹为了拉拢荆轲，竟然派人将捉来的猫头鹰的脑子烘干，研成粉末，让荆轲服用补脑。当燕姬劝荆轲服用这“补脑汤”时，说了一句“病笃乱投医”；而这句话，要到清朝时，才第一次由《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对紫鹃说出来。
二、缺乏科学和文化史知识。在《我们的荆轲》中，田光举荐荆轲时，勉励荆轲说：“你不要辜负了我这颗白发苍苍的头颅啊，荆卿！”为了奉劝荆轲抓紧刺秦，田光现身说法地说：“仅仅三年，我就老得骨质疏松，行动不便，遗憾啊遗憾，可惜啊可惜。”在《霸王别姬》中，侍卫告诉虞姬说：“大王让传令兵带来了一只睢水镇脱骨烧鸡和一瓶睢水大曲，请夫人享用。”在古代中国，只有中医而无西医。我们今天所说的“骨质疏松”，中医称为“肾全虚性骨痹”，或者叫做“骨痿”“骨枯”“骨痹”等。所谓“骨质疏松”，则是明末清初西方近代科学和医药学随基督教一起到来后才出现的；而“曲酒”之说，也是人们真正搞清楚什么叫做“糖化发酵剂”之后才有可能出现的。
莫言总是以读书少为荣，其闹出的笑话，岂止是一箩筐。他读书最显著的毛病就是囫囵吞枣。如果说，在小说中莫言知识的欠缺还勉强可以藏着掖着，但写历史剧，却真的就是在自己为难自己。
在《我们的荆轲》中，荆轲称：“荆轲小国寡民，一向寄人篱下，眼界狭窄，没见过盛大场面。”——老子《道德经》中所说的“小国寡民”，是指国家小，人民少；而莫言却将“寡”，当成了“寡人”的“寡”，将“寡民”误以为荆轲在太子丹面前的谦称。莫言应该知道，在古代中国，只有皇帝才能称自己为“寡人”，其他的人，给他十个胆子，也不敢这样自称的。又如，燕太子丹对荆轲说：“久闻大名，果然是气韵生动，头角峥嵘，名不虚传也！”南朝齐、梁间画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首先提出了绘画的“六法”，作为人物绘画创作和品评的准则，而“气韵生动”，则是作为第一条款和最高标准。它指的是绘画的内在神气和韵味，达到了一种鲜活的生命洋溢的状态，并非是对人的评价。说一幅画气韵生动，是对其最高的赞赏，但说一个人气韵生动，就颇有点不伦不类，莫名其妙。再如：“凡是想在燕京侠坛立腕扬名的，必须去拜他的码头。”荆轲生活的时代，燕国的都城叫做“蓟城”，哪有燕京这样的说法？
高渐离对秦舞阳和狗屠说：“方今乱世，只要是真英雄，总会有用武之地。习得屠龙艺，货与帝王家，让我们耐心等待时机来临吧。”——在这里，莫言把“屠龙艺（术）”的意思，完全弄拧了，误以为屠龙术是一门绝好的超强本领，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所谓“屠龙术”，出自《庄子·列御寇》，说的是一个叫做朱泙漫的人，向支离益学习屠龙，耗尽了千金家产，三年学会了屠龙的一整套技术，却没有龙可杀——这种技术根本就派不上用场。因此，人们就将毫无用处的本领，叫做“屠龙术”。如此不中用的“本领”，怎么可能“货与帝王家”？正确的说法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因为在古代的中国，文和武都被看做一种艺，有了这种本事，就可以受到帝王的重用。古代的读书人曾说：“一事不知，儒者之耻。”面对如此之多的文史差错，莫言难道真的就是债多不愁、虱多不痒，一点都不会感到脸红吗？
在莫言的历史剧中，我们不但感受不到什么历史的气息，反而觉得荆轲和燕姬就像是生活在今天的90后小青年。不仅如此，莫言还将当今现实生活中一大堆时髦的热词，诸如什么“人生哲学”“抢占道德高地”“小肚腩”“别闹了”“产权”“创意”“丫”等等，如下饺子一样，一股脑地倒进他的“历史剧”这口大锅里。
我总觉得，莫言写历史剧实在是太不考虑后果了。一个作家要想摔得更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读者当阿斗，而去胡写、瞎写。莫言曾说：“写作时我是个皇帝。”但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皇帝心态”，他在写作时才总是不尊重笔下人物，不尊重历史，将信笔瞎写当作思维敏捷，将胡编滥造当作才华横溢。由此一来，文史“硬伤”便难免铺天盖地了。
历史剧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历史”。在莫言的这些历史剧中，这样的“穿帮”可以说比比皆是。剧中的人物，能说出中国任何一个朝代中其他历史人物的话。在读莫言的剧本时，我仿佛就像是从曹操的古墓里，发现了儿童时代的曹操遗骸，唯一的感觉就是牙快被笑掉。而莫言自信满满地告诉记者说：“戏剧创作方面，我是一个学徒。但我有成为一个剧作家的野心。”他却不知道，会写小说，却未必就能写剧本，正如鱼可以在水中畅游，却未必能够在岸上爬行。
（摘编自《莫言的一锅“乱炖”》，原文载于《文学自由谈》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