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克勇·你所不知道的五七干校
读了善骁同学的《“火线”入党》一文，唤起了我对五七干校那段难忘岁月的记忆。
五七干校这个打着时代印记的政治名词，对于当下年轻人来说，已是恍如隔世的天方夜谭，而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亲身经历。尽管它早已如同炊烟一般消逝了，但在我脑海留下了深深的记忆。
文革期间，出现过两次人口大迁徙。一次是众多老三届、新三届们写了很多回忆文章的上山下乡，这是把一大批青少年学生驱散到天南海北的行动。而另一次则是少有人写也几乎被遗忘的五七干校，虽然五七干校后来进入了正规化的干部一年一次轮流制，而在最初时，则也是一次人口的迁徙，一部分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流放到穷乡僻壤。
五七干校一词源于1966年 5月7日伟大领袖给副统帅的一封信，信中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1968年 5月7日，黑龙江省一马当先，在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了第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此后，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都群起响应，纷纷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及豫、赣、鄂、辽、吉、黑等十八个省共创办五七干校106所，各地下放五七干校的干部、职工数以百万计。
其时其地，一群知识分子曾经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类似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曾经有过苦闷、无奈、彷徨、无望的看不到人生归宿的日子。五七干校，对一代文化人来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蹉跎岁月和不可复制的辛酸春秋。这种建国后独特的文化现象，应当载入文革时期的史册，让后人了解曾经有过的一页历史。
善骁是文人，在他的那篇记叙中，把干校的生活诗意化了。其实，在干校的劳动锻炼，从轻说可谓“艰苦”，倘若说重一点则是“残酷”。学生时代读过一本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时体会不深，在干校是算是读通了，然而人毕竟不是钢铁啊！
我是三机部（航空工业部）第一批去干校的学员之一，在这批档次高、人数多的学员队伍中，既有我这样刚出校门不久的“国务院干部”，更有我只闻其名而不知其人的司局长乃至副部长（正部长孙志远已在文革初身亡）。一支穿着破烂、年岁不等的五七大军，茫然地从北京出发走向目的地陕西汉中。到了汉中后，大家都傻眼了，展现在我们眼前三机部五七干校，原来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原，五七工厂、学员宿舍和办公用房都等着我们去白手创办。
没有宿舍，总不能“天当被子地当床”吧，于是我们只能长期住在当地老乡家里，并在他们家搭伙吃饭。当年的生活本来就贫苦，而陕西农家更惨，与他们挤挤地生活在一堂，不得不闯过几道关。起初是睡不习惯，不仅住宿条件很差，而且生活习惯也与主人家大不相同，好在年纪轻轻加之白天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倒在床上就呼呼入睡了，连半夜老鼠跳过身上也不知道。逐渐感到实在难以忍受的是身上最脏也无澡可洗，再有如厕之不便，茅草棚下的蹲坑离得好远，寒冬是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而暑天却变成苍蝇那个飞，臭气那个飘。
学员们每天的功课就是刨荒山打地基，从早到晚不停地抡锄头铁锹，抡得臂酸腰疼，手掌上起血泡。劳动强度非常大，一天干活下来，人都快虚脱了。而在老乡家吃得极差，后来成为至关重要的大事，早餐是一个馒头加一点酱菜，中餐和晚餐吃米饭，天天都是清水煮菜，没有一滴油水。长此下去，身体怎么受得了？除体力难以支撑外，更让每个人忧心忡忡的是，不知今后能否回京（后来获悉，原定让这批人永久离京，不再返回），深感人生希望渺茫。
事情发生转折是一个学员蔡工猝死，引起群情激愤，于是干校决定迁址到襄北的黄集农场。如同善骁所说“干校设在湖北省的襄北黄集，校址是原关押被俘国民党将官的黄集监狱”。当我们这批学员来到黄集监狱时，引起当地老乡们的注意，他们看到这一群穿得破破烂烂的老弱残兵队伍，纷纷议论道：又来了一批新犯人，衣服穿得更破！
从汉中转场到黄集时我泡病号，校方领导问我坐校车直接去襄樊，还是坐火车经阳平关、郑州、武汉再到襄樊，我表示愿意坐火车。途径郑州时，我到了老同学戴褔生、王世杰任教的郑州轻工业专科学校，成天与几个女学生嘻嘻哈哈地混在一起，还一起吃了狗肉。总算过了几天酒足饭饱的生活，但最后不得不与老同学分手，奔赴湖北黄集。
黄集干校也没有正规住房，不管是“犯人”还是好人，当务之急是解决住的问题。于是我们拜黄集劳改的犯人为师，在他们指导下，学习垒墙、上瓦、建房，劳动强度比汉中减轻好多。1974年善骁去干校时住的一排排平房，就是当年我们盖好的。据善骁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他去黄集干校时，已经有了一排排简陋平房，算是相当于富农的条件了。但对于不谙农事的文弱书生来说，劳动强度还是大到难以承受的程度，特别是到农家插队的日子中，交了足够的粮票和钱，吃的却是难以咽下口的红薯馍馍和一点点咸菜。在干校锻炼的学员，说是人人平等，其实派活时就显出“等级”来了。例如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三机部副部长王振乾，对待“革命群众”的态度是“茅厕的石头 ——又臭又硬”，于是在干校派给他的活就是每天掏粪池和挑大粪。
我在黄集干校呆的时间并不长，到那里后没多少日子，三机部人事司来电，说是我爱人所在的化工部来了调令，要我立即回京办理调动手续。就这样我告别干校，最先结束了望不到头的干校日子。后来听说，其他学员在干校锻炼到两年多后，就接到上面通知，全体下放在干校的干部一律返京。此后就执行一年一换的干部轮流下放制度，在持续了几年后，五七干校就悄然关闭了。
三机部黄集干校的先后数批学员中，并没有什么著名人士，关闭后也就变得无声无息。而同在湖北省内，在离襄樊四百多公里的咸宁，一片易名为“向阳湖”的荒湖野滩上，是文化部五七干校的所在地。当年共有六千余名文化工作者——包括谢冰心、沈从文、冯雪峰、周巍峙、臧克家、萧乾、张光年、郭小川、王子野、吴仲超、周汝昌、王世襄等一大批“国宝”级的人物，都在这里度过了艰辛的岁月。“向阳湖”被著名文学家萧乾戏称为“文革时期我们的避难所”，如今这处遗址竟然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
五七干校成为文保单位，也称得上是时代留下的佳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