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哈尔滨鼠疫：鼠疫爆发一个月，清政府没拨一分钱
1910年时任东三省总督锡良
作者兰台，系头条号签约作者
（作者按：本文为1910年东北鼠疫时清廷与锡良活动之考据第一部分。）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段时间互联网上出现了许多赞扬1910年哈尔滨鼠疫时伍连德医生处置得当的声音，伍连德医生国士无双，自然是当得起这些赞美；可是在赞美伍连德医生之外，还有一些赞美当时清廷处置得当，赞美东三省总督锡良当机立断的声音也出现了。
然而这些溢美之词，我不认为当时清廷和锡良当得起；因为从史料上看，当时清廷和锡良的表现并不值得赞美，甚至有许多值得批评的地方。
用一个粗俗的比喻，赞扬清廷和锡良，这就等于带着猪头拜错了庙门。
以下，我就结合现存史料谈一谈清廷和锡良在1910年东北鼠疫表现有多拙劣。
鼠疫爆发时间：1910年9月，地点：沙俄远东地区
首先，1910年鼠疫发源于沙俄境内，1910年9月，东清铁路总医士就已经查明鼠疫发源自斯列金斯克以及黑河一带，后来传到了阿穆尔，之后又传到了伯力和海参崴。
早在9月17日以前，已经有大量在沙俄境内做苦工的华人因为当地鼠疫盛行逃回了东北。而9月17日确定的两名感染鼠疫而死的华工也是从俄国境内逃回满洲里的。
沙俄以及满洲里鼠疫盛行的情况，至少在1910年9月底，东三省总督衙门已经知道了，但是目前完全没有查到东三省总督衙门在1910年11月以前发回京师的电文里谈到鼠疫问题。
1910年11月22日：哈尔滨傅家甸疫情并不严重
现在许多文章都说1910年11月哈尔滨华人聚居区傅家甸爆发了难以遏制的鼠疫，然而这并不是事实。根据俄国方面史料和当时上海《申报》报道，虽然哈尔滨地区十月就爆发了鼠疫，但是归属清政府滨江厅管辖的哈尔滨华地傅家甸在11月22日之前疫情并不严重。
之所以哈尔滨比较穷困的华人聚居区傅家甸在11月22日以前没有爆发大规模鼠疫，原因是哈尔滨大部分地区属于俄国管辖地，俄国人在鼠疫爆发后粗暴隔离了哈尔滨俄控地区的华人，虽然手段极其残忍和粗暴，但是客观上反而让医疗条件更差的傅家甸地区并没有爆发大规模鼠疫。
1910年爆发于沙俄境内的鼠疫
1910年11月22日以前，清政府方面已经开始在傅家甸设置检疫机构和隔离病院了。
但是随着俄国人把大量哈尔滨华人驱赶到傅家甸，22日之后，傅家甸地区鼠疫开始了大爆发。而傅家甸官府所建立的隔离病院里其实并没有医生。到了12月初，清政府滨江厅一面请求俄国派遣医生，一面向奉天的东三省总督衙门求救，希望总督衙门派遣西医到哈尔滨。
12月11日，东三省总督衙门派遣了两名日籍医生和一名华人医生到哈尔滨，但是由于傅家甸并没有完善的医疗设施，甚至没有足够的经费，这三名总督衙门派遣的医生在哈尔滨待了不足十天就要求返回奉天。
清政府在傅家甸防疫：滨江厅与东三省总督衙门没有一分钱拨款
滨江厅虽然在傅家甸成立了防疫机构和隔离医院，但事实上无论是滨江厅还是总督衙门在1910年12月中旬以前都没有向傅家甸拨过一分钱，傅家甸隔离医院所有的设施和食物都是傅家甸以及哈尔滨俄属地区华人商会凑钱垫付的，但是之前哈尔滨遭遇水患，滨江厅也请华人商会垫付，但是一年多，直到鼠疫爆发，商会垫付的钱，官府都没有结算。
虽然总督衙门派遣的日籍医生提出傅家甸地区应该立刻建设消毒所、临时检疫所等医疗机构，而清政府滨江厅和总督衙门都同意日籍医生的提议，但是依旧没有拨款，所有费用依旧由哈尔滨地区华人商会垫付。当时日籍医生估算每月至少需要“一万卢布”，但商会只凑到“七千卢布”，为此还动用了之前商会准备建设给冬季无家可归之人的庇护所以及慈善性质的义庄的经费，这就是后来为什么伍连德医生发现大量尸体没人处理的根本原因：钱已经被用到了医疗检疫上了。
注意，此时，清政府的东三省总督衙门和滨江厅还没有拨一分钱，前期经费都是商会垫付的。
东三省总督锡良：不能让鼠疫传到京师，粗暴的“封路”
哈尔滨傅家甸地区鼠疫爆发的时候，东三省总督锡良在忙什么呢？
他在忙着截断交通，因为不能让鼠疫传到京师，传给“皇上”。
锡良干了一件大事：他在1910年12月中旬，不分青红皂白，强行把哈尔滨至长春、长春至奉天铁路上的商民一律截留，一律送往检疫所检疫七天，七天后才能放行。但是锡良可一点儿没考虑这些被截留的商民这七天吃什么喝什么的问题。从目前资料看，这些被强制检疫的商民在检疫所吃饭全是“自费”，没钱的话，只能喝水。
山海关检疫所：是列强强迫清政府设立的
早在1910年12月6日，奉天发现了三名疑似患鼠疫死亡者后，在京师的外国使节团统一给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清政府必须在山海关以及天津设立检疫所，以免鼠疫传入关内。
山海关
七天后，清政府在外国公使团的压力下在山海关设立检疫所，并且还是在外国公使团的强制要求下派出了北洋新军一团步兵在山海关协助检疫。
也就是说，山海关检疫所并不是清政府主动设立，而是在公使团强迫之下在设立的。
清政府毫无征兆的宣布京奉、京津铁路停运
清政府虽然在列强的强迫之下才在山海关设立检疫所，但是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清廷高层处于“自保”考虑，毫无征兆的在12月14日就下令京奉铁路与津京铁路停止运输二三等票乘客，12月15日又下令所有客车一律禁止搭运，货运也完全停止。牲畜更是严禁入关，甚至途经榆关进京的货物与信件也必须在榆关停留五天后才能起运。
载沣
这种完全隔绝京师与关外铁路交通的做法，现在看完全是载沣为首的清廷高层神经过敏，完全没有必要。
作为东三省总督的锡良表示认同载沣的做法：
“京奉与津京一气衔接，交通便利，传染亦极迅速，若不严为之防，一经蔓延恐将不可收拾。”
而实际上根据盛宣怀与锡良电文里我们可以看到，清政府这种自私自利的举动都引起了外国公使团的不满。
“外国防疫重在留验，本不断绝交通。现在我车一律饬停，系北洋奏准，无如东清、南满仍未停驶，秦皇岛轮船往来更多，各国亦催开车承接”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清末东北鼠疫防控与交通遮断》，《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
《近代检疫过程中“进步”与“落后”的反思》，《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
《边界的构建:清末哈尔滨西法防疫的确立》，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十二届青年学术讨论会
《东北地区肺鼠疫蔓延期间的主权之争》，《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