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为聘陈独秀任职北大，为其造假履历，后两人均在清贫中去世

1916年12月26日，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发布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曾说，我来北大的目的，就是想寻求教育救国之道，但现在的北大还像个衙门，没有学术气氛，学生们把北大当作发财升官的跳板，风气败坏，庸俗不堪。

当时的北京大学官僚积习很深，校政极其腐败。其学生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教员中也有不少是不学无术的。北京八大胡同的那些乌七八糟的营业场所，最受欢迎的是两院一堂的人，两院指参众两院，一堂指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后者就是当时的北大。

蔡元培决心改革北京大学的迂腐学风、校风，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十六字方针。

改革，须从文科开始。为了破解顽固守旧派占优势的局面，蔡元培决定聘请具有革新思想的人才来主持和充实北大文科。

在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等人的推荐下，蔡元培将陈独秀锁定为北大文科学长的人选。

同是老资格的革命党人与反清斗士，蔡元培和比自己小11岁的陈独秀很熟悉。蔡元培是晚清著名革命组织光复会的会长，光复会的前身是暗杀团，光复会成立后，暗杀团并未立即取消，而是作为会内机构存在了一段时间，蔡元培亲自与暗杀团成员一起秘密试制化学毒药和高效炸弹。当年陈独秀也曾一度加入暗杀团，成为了蔡元培研制炸弹的得力干将。

对于这段往事，陈独秀后来在《蔡孑民（即蔡元培）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回忆道：“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章士钊）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实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函中说：“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斯任。”函后随附陈独秀的履历：“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

1月13日，教育部复函北大：“贵校函开前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文科学长之任……当经本部核准在案，徐令行外，相应函复。”同时发出的还有教育部第3号令：“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

1月15日，北京大学张贴第3号《布告》，布告陈独秀任文科学长。5天之内，蔡元培为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走完了全部的法定程序，而且在贴出《布告》的同一天，陈独秀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北大教师中的守旧派中有人反对说：“陈（独秀）先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长文科了。”

蔡元培马上站出来反驳说：“仲甫先生（即陈独秀）精通训诂音韵，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怎么能说没有真才实学。”

对方立马不吭气了。

就这样，陈独秀履新北大，与蔡元培一起开创了北大历史上的辉煌时代，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鲜为人知的是，陈独秀的资历当年明显不达教育部聘干的条件，是蔡元培大胆造假，以假履历与文凭报批，才使陈独秀得以顺利上岗。

陈独秀是在日本留过学，但没有在日本任何一所高等学校毕业，所谓“日本东京大学毕业”当然就更谈不到了。陈独秀也没有担任过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职。

北大学生罗章龙（毛主席青年时代的好朋友）回忆：“陈先生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是蔡先生出长北大后发出的第一号校长室通知的。消息传出，全校震动。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而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则窃窃私议，啧有烦言。”

陈独秀确实有两把刷子，他在文科改革中大刀阔斧，如规定学生可以自由选修各课，不用必修全部课程。学生既可以上本系的课，也可以听别系的课，文科校门是开放式的，除了注册的正式生，也有旁听生，甚至还有“偷听生”。不但聘请“左派”和激进派人士李大钊当教授，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续聘身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喜谈怪论的国学家黄侃，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和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竭力提倡“情人制”、“外婚制”和“新女性中心论”的“性博士”张竞生也登上了北大教坛。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也都被聘来北大教书。

不同的思想在这里碰撞，不同的风格营造了共同的魅力。一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教学相长，学术精进。

陈独秀的一系列改革给北大校园注入了活力，广大学生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活跃了思想，焕发了青春，增强了斗志。

文科的改革也对整个北大的改革产生巨大的影响和推动。蔡元培对陈独秀主持的北大文科改革十分满意，时隔多年，他在《宇宙风》发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仍充分肯定文科改革的成绩，他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空气，遂大流行”。

蔡元培一生全部身心献教育，一门心思启民智，不为自己置一物。1935年9月7日，蒋梦麟等联名给蔡元培祝寿，提出要为一生清廉直至晚年仍全家租赁房屋连藏书的地方都没有的老校长造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屋”。可惜后来这个计划由于抗战全面爆发而未能付诸实现。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延安举行各界追悼大会。毛主席在唁电中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给蔡元培的挽联云：“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曾任北大教授的民国大佬王世杰在《追忆蔡元培》一文中写道：“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衣衾棺木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

陈独秀一生也是淡视金钱，晚年穷困潦倒，连朋友们的接济也拒绝接受，最后在凄苦中病逝于四川江津（今属重庆）。

蔡元培和陈独秀的高风亮节，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