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如何读品达
品达之难
希腊化时代学者列出了希腊九大抒情诗人，品达名列第一。但是如果你读一读同列九大诗人的萨福、阿尔凯俄等人的作品，就会发现，品达与他们之间在阅读的难度上可谓天差地别。品达诗歌的难度是全方位的，从语言，到内容；从格律，到诗法；从意象，到修辞；从宗教文化历史背景，到具体涉及的人事。
对于大多数通过翻译来阅读品达的读者，最突出的难点在于神话与历史背景之复杂，诗思转换之突兀，意象含义之晦涩，通篇意义如何贯通这四大方面。其中了解神话背景的困难尤其在于，诗人往往并不完整地讲述一个神话，而是策略性地点出其中个别细节，有时“简单地”提及，有时则是“纠正”神话传说中的某个情节，而当日的观众或读者却不仅可以补充诗人略去不叙的情节，会心的人还可以充分领会诗人借提到的某个神话及其中细节或用以规劝或用以批评的意图等等。品达在诗中讲述或提及神话，当然是针对他受雇赞颂的得胜者或得胜赛会而发的，因此在本来就很晦涩的神话之外，又有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影射或点评，反映出受雇的诗人与雇主之间的各种关系，当时的政治、军事等时局，某些家族的兴衰历史等等。对于后世读者来说，特别是广大的中国读者，这样的诗读起来仅就涉及的神话历史而言，就已经相当难懂了。
“疯子译疯子”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对品达的解读、翻译和继承是经历了懵懂、误解到比较深刻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的。以英国诗歌为例，第一首公认的品达式赞歌是莎士比亚的同代人本·琼生（Ben Jonson，1572—1637）的诗《纪念凯瑞爵士与莫里森爵士》。在这首诗中，诗人采纳了品达的正转（Turn）、反转（Counterturn）、副歌或立定歌（Stand）这样的三节一章结构，还借用了品达《匹》2中软木浮标的意象，但是这些借鉴尚显皮毛，在更深更多的层面上与品达关系甚远。
琼生之后英国诗歌里第二位所谓品达式诗人考利（Abraham Cowley，1618—1667）曾说： “如果有人致力于字对字地翻译品达，会被人看作是一个疯子在翻译另一个疯子。”在相当长时间里，考利的话的确反映了人们对品达作品的隔膜，也间接说明那时人们要翻译品达，就不得不按照当时的见识水平把原文弄得“文通字顺”。
考利之后过了一个多世纪，在德语诗歌中，歌德曾经按照他理解的品达写下了著名的《漫游人的风暴之歌》（Wanderers Sturmslied，1772）等所谓狂歌式诗篇，并且获得了极高的声誉，成为狂飙突进运动中的代表作。然而在今天看来，这样的所谓品达式诗歌仍然是基于对诗人作品的隔膜这一不幸状况想当然地写出的。作为德语诗歌史上的重要作品，歌德的这些诗篇的地位不容置疑，但是跟品达其实没有什么实质关系。
歌德的“品达式”狂歌产生数十年之后，从1800年起，荷尔德林对品达的接受要比歌德深刻得多，但是他的品达式诗歌却在很长时间里被当作疯人呓语，以一种非常悲剧的情形、在反讽的意义上印证了考利的断言：直译品达就是疯子译疯子。
像读《诗经》雅颂一样读品达
今天，西方的品达研究相对于琼生、考利乃至歌德、荷尔德林时代早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人们对品达的理解，从训诂、音律、历史背景到神话宗教上，都有了极大的深化。时至今日，西方学界、特别是德国学界最推荐的翻译品达的方式，恰恰是考利所说的字对字的直译法。当然，由于我们对品达理解的深化，无论诗人还是译者都幸而不再被看作疯子。
不过尽管如此，阅读品达也绝非易事，原文自不必说，就是读译文——无论是现代西方语言译本还是中译本——也都是需要读者下决心花时间费气力认真对待的。品达不是那种你从咖啡桌上拿起来读着消闲的诗人，而是需要人们在图书馆或者书房里摊开笔记本、准备好不同墨色的笔和书签、边读边查边记的上古文本。做个类比，对于中国读者，阅读品达译本跟今天人们第一次读《诗经》中的雅颂部分的原文差不多，都需要边读边查边记，当然如果能上课更好（如果有的话）。因此这里要奉劝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读品达要花功夫，要有耐心，不要轻易畏难而退缩，因为我可以向认真的读者们保证，这样研读的收获将是丰厚的。
上古中国与古希腊诗歌之间
我在译本中有意运用了中国上古文学、特别是《诗经》雅颂部分的词语，这样做的意义和必要性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我在译本说明中提到，古希腊与中国上古的共时性，提到品达生平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春秋向战国过渡的时期，因此运用主要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诗经》中的词语，是在提供一种诗歌语言的对应：纵观世界，这恐怕是与希腊文大约同样古老却没有死亡而一直绵延下来的中文所独有的优势。
其二，中国的西周与春秋时代固然没有竞技赛会，但是处在人类历史上的同时代的二者在物质文明的很多方面是有共性的，比如说青铜和陶器是包括武器在内的各种用具的主要材料；希腊人的战车与中国西周和春秋时代的战车也有可比性等等。在西方语言译本里，对这类器具的翻译或者可以轻易地直接借用希腊文，比如餐饮器，或者在西方后世的文明里有对应的名称，比如马具和马车部件。中国车乘文明在春秋战国时代之后就衰落了，直到朱熹记载的南宋开始人抬轿子的可悲状况。相应地，汉语中详尽的车乘术语也逐渐被人弃用，以至于清代以来马具马车部件名称都是不学之人的土话。其他品达诗歌涉及的器具在中文发展史上也有类似的情形。中文如果用今天通用的词来翻译这些器具名称，就会产生一种几乎类似网络恶搞一般的效果，比如我看到有人依据英文把《奥林匹亚》第一首中的鬲翻译成锅，就是这样。我也无法想象把控马的衔镳翻译成马嚼子。
第三就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考虑，关于中西、特别是上古中国与古希腊诗歌之间有无可比性的讨论，涉及中西比较文学中的核心问题，这里不便展开说。但是我希望通过这样的品达译文，提出我自己对此问题的一个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