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中国传统文化的自圆其说能力上升为哲学的整体性

东西方文化对立只不过是人类不同文明间一贯恶性对立难除于当下的尴尬之一部分而已，是人类文明一贯局限之下的一贯尴尬的延续，本质上与人类整体哲学认知水平太低直接相关，只有等待哲学普及才能使之彻底消失。

人间的一切主观恶性都是人在自作孽。以天地不仁和圣人不仁的无为而治的道家标准看，人间任何政治现象都是人类在集体性有组织地作孽。这种观点看似难以理解，但用佛家思想的“大善即是大恶、大恶即是大善”对比一下就容易理解多了——达不到至善的境界，人人都避免不了思想洁癖的干扰，集体性思想洁癖之下，人类社会当然是一个普遍沟通障碍下的互害社会。

但我们仍必须清醒乐观地认识到，无论是文明一贯的尴尬，还是当下的尴尬，现实世界的发展趋势仍只有一个——近现代西方文明野蛮地开启了人类文明全球化时代，人类整体文明水平却得到绝对大幅度提升。

在经济一体化水平日渐提高的今天，基于普遍思想洁癖下的互害社会也一直在促进不同文明间文化上的被动融合。随着融合速度的日渐提升，每个有足够哲学素养的人都应该看到，人类文化层面的一贯尴尬将终极消失于全球文化一体化的必然实现，否则只能说其哲学素养不够，或者根本没有。

在这样的文明发展趋势中，文明融合的偶然可能性与现实必然性一直是一体两面的对立统一存在。这种文化互动启动了人类文明的全球化互译工作，起点是科技暴发触发的经济全球一体化，终点则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一体化，那将使人类社会最终实现人际间无障碍交流。

人际间无障碍交流的前提是哲学的普及，伴随哲学日渐普及的是人类的日渐整体成熟，这种渐进成熟将促使人类各分支文明曾经各具特色的传统阶级形成关系在统一的市场环境内荡然无存。随着这一时刻的必然到来，人类无阶级社会必然同步诞生。

什么叫各具特色传统的阶级形成关系？就是人之初，人类各分支文明得以形成的初始环境的动态延续。

为了自圆其说，我不得不自己编造这个概念，只为说明人类整体一贯活在一个哲学大局限之下的不同具体局限中。这个统一的哲学大局限中就有哲学的整体性。这个哲学局限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说这种关系认知便是哲学，那么哲学显然既是形而上的，又是形而下的，所以西方哲学仅把哲学做形而上解读就是错误的，当然也就必然导致其无法像中国文化一样能够自圆其说。

类似问题一样发现在中国的《道德经》中，老子在其中通篇在阐述道，但大道何以至简问题却一直折磨了无数代哲人，为什么？因为大道也仍只是道，但当时的老子却不能成功地把道之于人也有形上与形下的狭义与广义之分说清楚，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当时所无法发现的道与哲学像今天这样在互译中发现的哲学整体性，所以当人们不能透彻地理解道这个概念时，当然也就只能在无法尽析《道德经》精髓中盲目崇拜老子。

实际上，老子的政治哲学就极度缺乏文明进步应有的积极性，所以他无法用清晰的语言表述道的整体性就不足为奇了。反之，一旦现在我们将《道德经》中的那个大道理解成西方哲学一直不曾具备的的哲学整体性，西方哲学的先天分裂将迎刃而解，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言明的道与佛学不可言说的佛将都可以纲举目张地得到清晰解释。

承认了道于哲学具有整体性意义，那么道与哲学的互译关系就变得清晰和容易得多了，因为道是永恒的，哲学只是人之初之后人类的主观化产物——相对于人类文明的主观性，道这个概念背后隐含的那个客观文明才是真正永恒的。

承认道文明具有永恒的客观性，客观的道文明派生了人类主观文明就有了不足为奇的客观性，用道取代唯心的上帝就有了全部的现实可能性。这样一来，中华道文化的和谐营造能力就能够惠及西方哲学给西方人一贯带来的内在思想分裂了——中国传统文化有圣人不仁和天地不仁理念，这种理念比西方哲学的“政治无道德”理念要高明得多，正因为有这样的文化基础，所以中国政治从古代就一直强调德治天下，今天依然。反观西方政治，他们一贯推崇的“政治无道德”理念源自上帝的无视民间疾苦，这导致现在的西方民主政治虽然有一定的历史性进步，但体现于民主制度中类似中国政治德治天下的人文情怀明显被赤裸裸的选票购买机制给抵销了，所以只有哲学素养不高的人才会相信代议制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因为普通民众的哲学素养一贯不高，所以西方哲学一贯导致西方人的思想有一贯的内在分裂心理。西方的哲学家的哲学素养就一定很高吗？当然不是，因为缺乏哲学的整体性，所以西方哲学家的哲学素养一样不真高，所以也和普通民众一样存在内在的思想分裂。

可见道与哲学的整体性不明折磨的其实一直是全人类，无人能够幸免于外——老子不也是无奈地骑牛远遁了吗？！

当我们明白道这个抽象概念所表述的不尽清晰的客观存在是先于人类文明而存在的那个文明后，道的造物性便可以有效消解西方文明上帝的冷酷，因为西方哲学缺乏整体性概念，所以必然把上帝的冷酷移植于政治，于是西方政治信奉“政治无道德”。因为人在上帝面前只能自生自灭，所以代上帝管理人间事物的政治就对人没有太多仁慈义务，宗教当然也只能通过假仁假义来愚民，所以借助中国传统道文化帮助西方文明全力消解上帝的存在合理性才如此重要。

回头再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在无人的道文明运行到人之初的环境时，“强名曰道”的道孕育了人的同时，也构成了文明发展的一贯制约因素，而所谓的文明进步则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改善这些人与自然互动的生存要素。

我认为，在实现人的思想终极自由前，还必然存在一些残余制约因素限制着人类社会不能普及哲学，正是这种局限一直在历史跨度内变换着演绎了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迭代互动。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完全是潜意识主导的互动，今天则是潜意识互动与主动改革互动的兼容模式，因为有了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参与，未来人类文明注定实现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阶级互动，是为天下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

相对于以消灭政治为目的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积极参与，凡阻止中国积极与世界经济与文化互动的力量就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逆流。这个帽子扣得不小，但恰如其分，因为伴随这种逆势同步丧失的是固步自封者曾经的文明比较优势，因为全球化的人心所向注定将一切文明逆流消弥于无形，天下归心的终点便是天下归一的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