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礼器碑》被推为隶书极则，攻汉隶者，多以《礼器》为楷模。临习《礼器碑》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礼器碑》的用笔丰富多彩，以方笔为主，凝整沉着，笔画粗细悬殊，细如钢丝，铁画银钩，粗如磐石，坚挺有力。粗细变化明显。尽管线条起伏变化，但通篇看来又不失和谐。临习《礼器碑》可选择弹性较强的兼毫笔，着重练习笔力，要处理好线条轻与重、粗与细的关系。此碑将近1900年的历史，从原石可以看出，刻石刀痕较浅，由于年代久远，风化和捶拓较多，所以，拓版上的笔画显得纤细（图3），甚至有的出现了断笔，这对我们认识和理解原碑造成了障碍。所以，在临习时要尽量能还原原碑的风貌，而不仅仅是对拓版机械的临摹，临摹时不要把线条写的过细，否则骨感有余而气血不足，一味追求骨感就会显得病态。苏轼论书说：“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缺一，不为成书也”。书法是线条的艺术，如果只是注重线条的形，而不注重线条的质，线条就缺乏厚重。对线条的锤炼是离不开篆书的，篆书最能锤炼书法线条的饱满度，多多练习篆书可以增加线条的厚重与古拙。比如可以选择《新莽嘉量铭文》等汉篆汉金文加以练习，线条会更加雄健，内涵会更加丰富。东汉成熟隶书结字的特点之一是“蚕头雁尾”。《礼器碑》中，字的波画用笔起落十分明显。逆锋入笔，向左下方斜落，再提笔向右运行，即'逆人平出'，过中段后，笔锋逐渐按下，到波尾处迅速向右上方提锋收笔，形成横波'蚕头雁尾'。《礼器碑》拓版中的雁尾极度夸张和棱角分明（图5），隶书相比于篆书，笔画更为丰富，为了要表现粗细方圆的各种点画，必须把平面运动与上下提按和逆折绞转相结合，这也标志着隶书笔画的成熟。蔡邕曾说过：“惟笔软则奇怪生焉”。于是历代书家对“蚕头雁尾”竞相夸饰。其次，碑刻的工匠在书写的基础上又加以强化，再加上碑石的多年风化，就更加夸张了“蚕头雁尾”这种装饰性笔画，使得拓版与原墨迹存在一定的偏差。所以，在临习时，要弱化这种装饰性笔画，过度的强调线条的两端，就会使作品的格调和趣味不高，容易把隶书写俗。《礼器碑》结字工整方纵、平中见险，用笔最为瘦硬，但瘦不露骨，尖锋入笔，逆入平出，方圆并用，变化妙在笔端。从碑的结体上看，以取横势为主，其中波磔之笔最有特色，可谓集汉隶各老成持重之大成。
在临习时既要通读《礼器碑》的章法、了解字的结构和用笔方法，也要了解《礼器碑》的产生背景，拓版的年代及字体的清晰度，这样才能还原《礼器碑》真正的墨迹原貌，真正的体现成熟汉隶的特点。
中国汉字自从“隶变”之后，隶书便进入了一个丰富多彩、光辉灿烂的新时代。隶书源于战国时期先秦，发展于秦，兴于西汉，盛于东汉。
虽然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但纸张尚未普及，书写介质最为流行的还是“写”在石头上，即碑刻。刘勰《文心雕龙·碑》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
东汉晚期，尤其是汉桓帝、汉灵帝以后，碑刻大兴，隶书变为正体，日渐兴盛。
成熟后的隶书其笔法完备，结构严谨，章法稳妥有变，艺术水平登峰造极。东汉隶书产生了众多风格，并留下大量石刻。
“隶书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相同”，遗迹数量颇多，以碑刻和摩崖书最具代表性，《礼器碑》就是东汉成熟隶书的碑刻代表之一。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勑造孔庙礼器碑》，亦称《韩勑碑》，东汉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刻。碑文记述鲁相韩敕修饰孔庙、增置各种礼器、吏民共同捐资立石以颂其德之事。碑侧及碑阴刊刻捐资立石的官吏姓名及钱数，文后有 韩勑等九人题名，《礼器碑》现存山东曲阜孔庙。《礼器碑》书风细劲雄健，端严峻逸，方整秀丽兼而有之，是汉碑中经典之作。明郭宗昌《金石史》评云:“汉隶当以《孔庙礼器碑》为第一”，“其字画之妙，非笔非手，古雅无前，若得之神功，非由人造，所谓'星流电转，纤逾植发’尚未足形容也。汉诸碑结体命意，皆可仿佛，独此碑如河汉，可望不可即也”。清王澍《虚舟题跋》评云:“隶法以汉为奇，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尤为奇绝，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又说，“唯《韩勑》无美不备，以为清超却又遒劲，以为遒劲却又肃括。自有分隶以来，莫有超妙如此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