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侠书话|和费孝通先生一起,探寻一个好社会
《探寻一个好社会:费孝通说乡土中国》,张冠生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2016年夏,冠生大哥说他有一本《书话费孝通》要出版,吩咐我写篇序。我义不容辞,连忙照办。待稿子写毕呈上,他微信说,出版社决定书名要改成《探寻一个好社会》了。也好,谁不愿意生活在好社会呢?那就探寻吧。只是我这文字中提到原书名多处,最后出版社怎么个改法,我也没留意。今天要更新公号,没有新货,遂去稿库中翻出此篇应急,文中书名还是旧的,就算是个“念旧版”吧。】
一
十几年前和书友邮件讨论书话文体时,我曾杜撰出一个“大书话”的说法,认为书话不必囿于“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套路,可以赋予其更重的担子、更大的使命,比如,可以有书话体的通史与断代史,以及书话体的传记之类。以此观张冠生的两本书,他前些年出版的《纸年轮》,正是他私家版的书话体中国百年史,而这本《书话费孝通》,则是名副其实的书话体费孝通别传了。
费孝通先生虽曾高居官位,终究是个学者,是个书人,是以文章和书籍安身立命之人。书人的一生可以说是由书籍组成,读书,写书,买书,译书,藏书,评书,乃至丢书、焚书,在在与书难舍难分。既如此,他的生活,当然就称得上是一则一则的书话:或长或短,亦悲亦喜,似断实连。冠生追随费先生多年,自己也读书著述多年,他以书话体重述费老的心路、学路、思路与书路,内外打通,前后勾连,游刃有余,亲切可读,既发挥出书话一体“真性情、真见识、真故事”的自由精神,也呈现出重回历史现场之亲闻、亲历、亲见的独有魅力。
冠生说书照。网络图片
二
我和费孝通先生有两面之缘,导引我前去拜见者则是冠生。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冠生和我都在深圳商报闯荡。彼时深圳大热,海内外访客盈门,求职者络绎于途。我们分住不同的临时安置点,平时聊天机会并不多。忽然有一天,听说他要回北京。我自然纳闷:这可是逆潮流而动啊。待弄清他是去民盟中央,做费孝通先生的学术秘书,心下也就释然,且佩服他身处喧嚣时代仍能守住书斋情怀。那时深圳的报刊亭买不到《读书》杂志,冠生去北京后,逢新一期《读书》出刊,必会辛辛苦苦买几本寄到深圳,分赠好友,直到两三年后,时移世易,我们出手阻止,他方渐渐收手。好在费老乐于天南海北搞田野调查,境内外各种学术会议也多,我们在深圳见冠生一面尚属容易。忘了是一九九几年了,费老赴港开会,道经深圳,冠生说要介绍我们去见见,我赶紧把多年积攒的十几种费老新书旧籍装满一纸袋,提到迎宾馆求费老签名。费老深坐沙发,俨然一佛;我们轻手慢脚,毕恭毕敬。他边签边评点一两句,比如,“这本你也有啊。”或者,“这一本现在不好找了。”拜见完毕,我们拉着冠生到附近大排档狂饮畅谈,天快亮时,谈兴犹未尽,高呼“老板,快拿啤酒”!昏昏欲睡的服务员说:“对不起啊我们家啤酒让你们喝光了。”姜威犹不饶人,说:“岂有此理!啤酒还有喝光的时候?”
冠生手持相机图。网络图片
第二次见费老是在北京。冠生驱车接机,带我们来到北太平庄,进四号院,登八号楼。时值严冬,如今想来,那次拜见印象最深者,竟是室内扑面而来的温暖。暖气太足了,费老和我们聊天,只需穿薄薄的家常衣衫。至于聊了些什么,却是一句也记不起了。
1995年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周刊创刊,我去北京组稿,照例住民盟中央的翠园,照例求冠生大哥帮东帮西。他说,前些日子,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举办“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费先生首讲,题目是“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费先生端坐于讲台,一气讲了两个多小时。”他说,“我去问问费老,如果他同意,演讲录可以给你去发。”事情就这样成了:《文化广场》自第一期起,就有了“费孝通讲演录”专栏,一时间,文化旗帜高张,广场气象万千。
冠生在本书中提到:“1996年秋,深圳朋友胡洪侠来京,为'文化广场’周刊组稿,听说这部译稿(《甘肃土人的婚姻》)传奇,唏嘘之余,建议放在俞晓群先生主持的新世纪万有文库书系出版,以见天日。遂将此议转述给费先生,得允准,也触动老人尘封六十余年的心事。”经他这一说,我忆起好像确有此事。我当时觉得那部译稿的命运神秘又传奇,更何况其间还有清华学子的学术追求,与新婚夫妻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实在是惊天动地,非同小可。若逢今日,我也不用做顺水人情建议俞晓群先生出版了,我自己会马上组织力量编印出来。
三
“费先生享寿九五,一生起伏动荡,少年早慧,青年成名,中年成器,盛年成'鬼’,晚年成仁,暮年得道。”这是冠生对费孝通生平的概括,言简意丰,堪称绝唱。
冠生写费孝通,是以自己真诚、坦荡、敏锐的生命,去感受、回应、探寻另一个深邃、复杂、博大的生命。我读冠生笔下的费老,常常因此辍读发呆,长吁短叹,时而扼腕,时而欣喜。
读书阅世越多,越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和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仿佛一对怨偶,相遇相爱,相知相思,相敌相仇,相折相磨,先是于新旧文化之间四分五裂,于启蒙与救亡之际各奔东西,接着于政权更迭之时南辕北辙,更于政治运动中上天入地,忽人忽鬼,经腥风血雨之变,受锥心刺骨之痛。其中犹难者,是几代知识分子频频面临各种选择,以及各种“被选择”,稍有不慎,或功败垂成,或一无所有,或妻离子散,乃至家破人亡。
在《我这一年》中,费先生说,西柏坡之行,给他一记“当头棒喝”。革命的力量,已经赶走了装备精良的敌国敌军,接下来,“同样会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在现代世界中先进的国家”。“当我看到和接触到这个力量时,我怎能不低头呢?”
在迎面而来的时代面前,费先生触景动心,甘愿低头。冠生分析道:“《我这一年》一文中,'知识分子’一词先后出现十四次,其中十二次属于贬意或否定性表述,两次勉强属于中性概念。费先生自知属于这个群体。1949新政之后,对这个群体要做强力改造。对改造,费先生表示认同,'恨不得把过去历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一笔一笔写过一道’。”
本书《究天人之际》一节,记述费先生重读《史记》所思所想,值得注意。他说,文化变迁之中,知识分子有好几种态度:陈寅恪是自辟天地,不管新旧,自寻寄托;金岳霖是批判自己,弃旧图新;冯友兰是新旧嫁接,复归于旧;钱穆是坚守传统,自我流亡。费先生自称是第五种。他说还需要第六种,需要有人讲清楚“究天人之际”。
文化态度不同,文化选择即不同,阶级选择、政治选择和政权选择随之统统不同。要命的是,百多年来,这种种选择真的是会要命的。
四
接着费先生关于“知识分子文化态度”的话题往下讲,我的疑问则是:会有第七种吗?
有。
多年来我一直在关注乡先贤贺孔才先生的研究与资料,可惜研究不多,资料匮乏。他是古文大家贺涛的孙子,是古文名家吴闿生的高足,是齐白石的篆刻大弟子,是古文家,是诗人,是藏书家,是书法家,是报人,是国学导师,是桐城派殿军,是爱国者。新文化运动之际,他在北京求学拜师,在一片“桐城谬种”骂声中,守桐城家法,写古体诗文,文中从不见鲁迅、胡适新派大师的名字,也未见有白话文和新诗收入集中。若说旧,也够旧的了。可是,1949年,他率先将几世递藏的古籍与文玩尽数捐献给新政权,且一身戎装加入南下工作团,参与接管武汉大学。后经齐燕铭推荐,去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做主任。镇反风起,公安机关定他为“国民党骨干分子”,命他以“历史反革命”登记。他本以为已把自己“捐”成无产阶级,从此要重新做人,大展宏图,谁知求新不得,旧案难消。1951年十二月十八日凌晨自杀。他写在自杀前夜的几封遗书,是我迄今见到的他唯一一组白话文字。他以古文名世,终以白话文辞别。在给王冶秋的遗书中,他写道:
“……我从一九四九年就向你要求过,一直到今还继续向你要求着加入党的崇高愿望。到今天我才证明是不自量,才证明不但党不需要我,人民也不需要我,不但不需要,而且不放心,因此我决心主动消灭,节省人民小米。”
2016年7月31日,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