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先生访谈录之五——哈佛十八年（上）
何：92年您到哈佛燕京图书馆工作。86、87年那次访美，已经打下伏笔了吧。
沈：对。1992年吴文津先生到香港中文大学来开会，在图书馆一看到我，第一句话就问：“沈先生，你怎么会在这里？”我说我定居香港了，他第二句话就说：“这下我们请你就容易了。”当晚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说要向哈佛燕京学社申请经费邀请我到美国，写善本书志。因为之前的那次访美，他对我已经十分了解。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有几位学者也想去哈佛燕京做这件事，包括台北的一些大学教授，但吴先生都没有同意。
何：哈佛燕京图书馆为什么到吴文津先生这一任馆长，要写善本书志？
沈：哈佛燕京图书馆至今已经有将近90年历史，先后有裘开明、吴文津、郑炯文三任馆长。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时，接收了哈佛学院图书馆的汉和文库，当时叫汉和图书馆，主要收藏中文和日文书籍。在首任馆长裘开明先生任内，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中文古籍善本收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裘先生购求中文古籍，可谓不遗余力、呕心沥血。抗战前主要委托北平的燕京大学图书馆采购，当时燕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是洪业（煨莲），采访部门的负责人是顾廷龙先生，他们为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中文古籍采购做了很多工作。二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 经济极为萧条, 市面上物资匮乏, 不少人家将家藏古书出以易米。裘先生在1950年前后，曾去日本东京、京都、大阪等城市访书，为汉和图书馆购回了许多中文珍稀古籍，比如宋刻《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残卷、明刻本《明心宝鉴》、《峥霄馆春秋繁露》，以及明人手札集《明诸名家尺牍》七大册。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哈佛燕京图书馆成为北美大学中首屈一指的东亚图书馆，其中文古籍的收藏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可以媲美美国国会图书馆，对此裘先生功不可没。裘先生不仅在哈佛燕京的馆藏建设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认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希望这批馆藏能够得到充分地利用。他制订了“汉和图书分类法”，对馆藏图书进行了编目整理。他写过几篇介绍馆藏中文善本古籍的文章，后来都收在《裘开明图书馆学论文选集》里。由于担任馆长期间行政事务缠身，退休之后又精力不济，裘先生在揭示哈佛燕京丰富的中文古籍善本馆藏方面没有来得及做更多的工作。
1965年吴文津接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这个时候大规模地购入中文善本古籍已经很困难，吴先生主要致力于近现代史料的搜集采购工作。吴先生十分感谢裘先生推荐他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馆长，有志于完成裘先生的夙愿。向读者充分揭示哈佛丰富的中文古籍善本收藏，所以他一直有请人撰写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的想法。
何：吴先生碰到了您，才找到了他认为合适的人选。1992年4月底，您就到了哈佛燕京，吴文津先生办事效率之高真是令人惊叹。
沈：1992年的4月28号晚上10点多钟我和家人从香港飞抵波士顿，5月1号就正式上班开始工作。我面前的桌子上，左边放着戴廉先生从书库提出来的善本书，右边放着我从香港带来的500格稿纸，一边翻书一边提笔，将要写的內容直接写在稿纸上。
何：他们连稿纸都不给您提供吗？
沈：你知道在美国，一般人是不会用中文稿纸的。这种500格的稿纸是我从香港买了带过来的，但只带了两三包，很快就用完了。后来我想出一个办法，拿一张稿纸去复印，用复印出来的稿纸写。每一个月的第一天，我都会去印一沓稿纸。而我写出的善本书志，也会按月一沓一沓地交给吴先生，这样他就可以知道我写作的进度。
何：您写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我指的是199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的那一版，厚厚的一本，150多万字，您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写出来了，真是不可思议。
沈：我开始是以哈佛燕京访问学者的身份到哈佛的，哈佛燕京访问学者的访问时限都是一年，而吴先生为我争取到两年。他希望我用两年的时间写出一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包括〝哈佛燕京〞所藏的宋、元、明本，不包括抄、校、稿本，数量是1500部。他也没想到我居然能用两年的时间写出152万字。两年不是以一年365天来计算的，只能算工作日。由于美国的假期多，除了星期六、星期天外，还有圣诞节、感恩节、老兵节、国庆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日、马丁路德·金日等等，算下来也就是200多天。我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差不多每天写三篇书志。我的写作基本上是一蹴而成的，因为怎么写都在我的脑子里，没有人来跟你讨论怎么写、格式怎样，全都靠自己，也没有回过头来修改的时间，所以写得很辛苦。我在上海图书馆接受的三十年的专业训练，对写作善本书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上海时，我曾经挑选上海图书馆所藏的珍稀宋元明别集写过一些书志，在《文献》杂志上发表。而我在哈佛燕京，是一气呵成地写了1500篇。可以说是三十年磨一剑了。
何：哈佛燕京的善本书志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典范。为什么叫“书志”？写作模式是怎么确立的？
沈：这类揭示善本古籍信息的著作有很多名称，比如“提要”、“叙录”、“书志”、“书录”、“题跋记”、“访书记”等等。《四库全书总目》一般又被叫做“四库提要”，撰写提要的四库馆臣都是些大学者，他们能够对古书的内容作出评价褒贬，甚至进行尖锐的指摘。我们今天写这类著作不可能按照古人的写法来写。王重民先生的《中国善本书提要》，很多条目写得比较简单，只有书名、卷数、作者、版本以及序跋情况，很多其他方面的信息没有反映出来。王先生那样写是限于当时的条件，我们今天能看到大量的馆藏目录、参考工具书，可以利用的资源远比过去要丰富得多，这是前人没有的条件，我们应该加以充分利用，走出一条自己的新路。要尽可能全面地揭示藏书各方面的信息，既要揭示书的内容和价值，也要揭示它的版本和存世情况，经过仔细权衡，我认为叫“书志”比较合适。
一开始，吴先生希望我写一本类似于王重民的《中国善本书提要》的书，他说你就写成像王重民先生那样就可以了。我提出王先生的《提要》内容太简单，这样做并不能深入揭示善本的内涵，包括一书之版本珍稀程度，以及在其他地方的存藏情况。后来我就把我写的书志给吴先生看，说我可不可以写成这个样子。吴先生说那你自己决定，他真的放手让我去做，结果我一做就停不下来了。
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中文古籍善本数量庞大，要把这些古籍善本的价值揭示出来，首先必须确立一种写作模式，一个工作规范，否则很难做起来。如果参与写书志的人各写各的，不能统一，就很难按部就班地、高效率地往前推进。没有一个确定的写作模式，根本不可能两年就写完1500种善本的书志。具体来讲，就是确定了一篇书志的规范的结构，也就是需要包括哪些内容，分成几个部分，按照怎样的顺序来写。依次是书名、卷数、作者、版本；作者生平；内容介绍；作者写这部书的目的、宗旨；前人对这部书的评价；版本特征；存藏情况；钤印等。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一部书志写得这么细致、全面。尤其是存藏情况，即一部书现存有多少部，分别藏在什么地方，从来没有人这样写过。版本认定都明确列出依据，这也是和其他书志很不同的地方。这个依据无论是来自扉页、牌记，还是来自序跋或其他什么证据，都交待清楚。版本鉴定一定要秉持严谨的态度，要对读者负责任。比如不能因为这部书有崇祯三年的序，就说它是崇祯三年的刻本，必须在序跋里明确说这书就是崇祯三年刻的，否则只能作为明崇祯刻本，或明末刻本。
我建立的这个模式，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哈佛模式',后来严佐之、谷辉之、刘蔷、张丽娟来到'哈佛燕京'后，都遵循它来撰写清代善本的书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前社长何林夏先生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认为是对我的一种鼓励和鞭策。他说'哈佛燕京'的善本书志“不求空前，但求绝后”。我希望'哈佛燕京'的善本书志能成为一个垫脚石，其他图书馆的同仁能够依据这个模式写出他们自己馆藏的书志来。
何：版本著录上经常见到一个词，叫“序刊本”，这个提法您同意吗？
沈：那不行。你去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版本项从来不用序刻本这个词。这是不正确的，不能以作序之年来定出版年，这样容易误导读者。
何：吴文津先生请您去哈佛燕京做两年访问学者，一开始的计划是写完宋元明善本书志之后再回香港吗？
沈：不是。吴先生一开始就希望我离开香港中文大学，而我在中文大学有一个永久的职位，薪水也很不错。吴先生的意思是先让我做两年，把善本书志写出来。那时戴廉先生已七十岁了，吴先生承诺戴先生退休以后，由我来做善本室主任。两年的访问学者期限到了以后，我需要把J1签证换成H1签证，以便在哈佛燕京继续工作。为此哈佛大学的韩南（Patrick Hanan）、杜维明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的牟复礼教授，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中文组王冀主任，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马泰来馆长以及其他两位专家给美国劳工部写了推荐信，结果仅仅过了半个月时间我就以特批的方式很顺利地拿到了绿卡，可以继续完成撰写哈佛燕京中文善本书志的工作。
吴先生对我非常好，我很感激他。哈佛燕京学社社长韩南教授去世以后，吴先生写了一篇悼念文章，里面说到韩南教授对哈佛燕京图书馆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贡献：一是支持图书馆向电子化、数字化转变，二是支持邀请沈津到美国来写哈佛燕京善本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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