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侠｜一百年前《三国演义》每年能销三四十万部

《书业商之人格》，陆费逵著，中华书局（香港）2021年6月版。hujin

中午老友聚餐，梁二平赠书两种，其一是他新出版的“砖头书”《中国海图史》，签名赠语写的是“抛砖引砖”。我目前尚无书稿可以出版成“砖头”规模，他这“引砖”之语不知何时才能成真。

另一种则是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先生的《书业商之人格》。二平说是朋友送他的，而他觉得送我更合适。当然，而且惭愧。

他那“砖头”太“硬核”，我改日再读。今天先翻了翻陆费逵先生这本书，发现1921年他曾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做过一次演讲，题为《我国书业的大概》。我立刻有了兴趣：整整一百年前，一位出版家，中华书局的大家长，该如何向学生介绍当时中国刚刚起步不久的出版业？

“我国出版事业发达最早”，他以此句起头，开始讲演。这印证了芮哲非在《古登堡在上海》中的论断：很多中国学者对“西方印刷术源于中国”深信不移，并为之鼓舞，处处强调本国在世界印刷史上的中心地位。

芮哲非还认为，中国学者之所以有上述看法，是受了1925年出版的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之影响。从陆费逵讲稿看，芮哲非的判断并不正确。

陆费逵说：“印刷术由中国传至欧洲，虽无确证可据，但我国为印刷业之先进，则为世界所公认而可断言者也。”这段话既是1921年所讲，可知卡特前西方已承认中国发明印刷术的说法，且早已为中土人士津津乐道。

但陆费逵心里清楚，“我国无论何事，发明虽早，进步甚迟，印刷术亦然。我国沿用木板，多至千余年而无改革，反不若欧美等后起者进步之速。”他认为1900年之后中国的出版业才渐渐发达。

他有一个观点值得留意：欧美、日本等国人士在中国经营出版业很难成功，因一国之文字、习惯及国民性，均非外人所能了解，“故出版业亦非彼等所能经营也。”

陆费逵先生。

一百年前，中国具大规模的出版社，不过只有商务、中华两家，且所出书籍，都以学校教科书为主。陆费逵因此感叹说：“稍高深之书，殊不易销，良著亦不多见，实可谓仍在幼稚时代。”他痛感我国书报刊销量实在太低。美国当时的《家庭杂志》，能销三四百万份，而我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日常销数不过数万份。

当时《三国演义》一书，每年销数三四十万部，陆费逵先生很不以为然，认定“此类书籍多销之故，当因人民智识太浅，舍此等小说书外，他书不能阅耳”。“欲补救此弊，厥有二途：（一）普及教育，增加人民智识。（二）发行代替小说之科学与文学书，以便人民购阅。”

一百年过去，教育已普及，科学与文学书早已多不胜数，读不胜读了，可是，愿意读且能读懂《三国演义》的人反而越来越少了，出版社早就欲求“每年销数三四十万部”而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