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三个外乡同学

三个外乡同学

同学群里发了两张人物片片，大家一通乱猜。我第一眼看得眼熟和亲切，却一时脑塞。有同学一提，通电般地链接到八二年，一个属于我们的青春时代。

照片上的同学叫刘凯，是与我同桌的，三个公社同学之一。小伙子五官很耐看，浓眉大眼骨碌碌转，头发浓密直杠杠，像伏了只黑刺猬。个头不高，短小精神，热情外向，感觉他每天脚底是踩了弹簧的。

我与刘凯的前面是韩小玲、徐彩莲。现在想想，那时二位正值青春年少，眉眼清纯，肤白粉嫩，出落得水蜜桃般丰润鲜艳。那时男女生是不讲话的，刘凯是个例外。每次前后传递本子，他就撩上几句，逗她们嬉笑一回。有时课间在座位上与我说笑话，面对面却声音很大，有点疑惑，不经意间却发现他眼睛一下一下地偷瞄前方，并随着前面的回响灵敏调节音量。(原来大眼好看却暴露心灵呵)前面的两个“水蜜桃”也就捂嘴偷乐，笑得花枝乱颤，甚至脸色绯红。这是八十年代高中生的青春期场景。性别觉醒，渴望交流，遮掩压抑，欲罢不能，不可言说却心照不宣。我们背负着“文革”的余孽，有一半成长在“爱”与“情”的禁区荒漠里，没有获得过公开的润泽和浇灌，只在暗地里一任荷尔蒙潜生滋长、扭曲攀升。我们是最后一批向往而又拒绝，把爱情当作邪恶、危险的人，是一批简单纯粹，饱满向上以梦为马的人，也是最后一批昂扬激情“为祖国、为四化”高唱出伟大理想的人。

有一次班级里搞联欢，张竣清老师宣传鼓动大家参与，但报名的不算太多，刘凯是勇敢上台的一个。晚会上，张崇彬秀了一段英语，戚威来了一段口琴，我写个关于买包子的相声小段，王吉海出演。刘凯朗诵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他一出场就是那种自带阳光和喜感的人，自编自导自演，引得大家鼓掌欢笑。不是他朗诵的才艺有多好，而是带着“山芋腔”的普通话串调生硬、不伦不类，战天斗地、奋勇前进的“文革”招牌动作引得大家哄笑。出生在那个年代，成长在穷乡僻壤，我们何来艺术熏陶和培养？又何来艺术理解和表现？刘凯是认真和诚挚的，也是用情和倾力的，只是未有专业点拨，用“文革”的造型演绎李白的心境，偏差十万八千里，滑稽可爱。他是个活泼朝气、勇敢和有表现欲望的人。这在八二年元旦长跑运动会上更显。

那次长跑起点在大有中学校门囗，跑道就是向北的大马路，转弯点在四连的碉堡处，来回约四里路。谢宜刚老师发令枪一响，刘凯像发箭一枚，一个急射，直接把后面的人甩下去十几米。我们兴奋地高喊，男女生都为他加油，以为刘凯这回要为我们高二(一)班拿个长跑奖，好好地堵一堵那些说我班只会死读书的嘴巴。我们伸长脖子迎着北风望和盼。第一名回来了，不是他，第二第三……第十名回来了，都不见他，后来分不清名次的一大拨人都回来了，还不见他。我很着急，就向北迎头寻他，老远就看到刘凯捂着右下腹，表情痛苦的样子。原来他不谙长跑规律，开头猛跑，还没跑到碉堡拐弯处就体力透支，竟然没跑到一半，我只好搀着他打道回府。

刘凯是我班三个外乡同学中最活跃阳光的一个，他急于展示和笨拙地表达，除了性情性格外，更隐秘更深层的可能是他要争得与农场孩子平等的位置。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农场是囯有的，农场人是城镇户口)和出身的天然鸿沟，黄海农场人瞧不起康庄公社人，蔑称他们为“老康”，康庄人至今有人伏地仰望。农场人后来甚至把六套、七套、响水、滨海、阜宁等地人冠名统称为“某某老康”。农场的孩子落地便上城镇户口，成年了就可以批为国家正式职工，上班拿工资，老了可以拿退休工资。农场和公社的人员偶有对流，也是公社里面出去当兵转业或者上了大学分配到了农场。另一个渠道就是农场人娶了公社人的女子，就可以迁户口，吃商品粮。条件很差的农场人，却可以娶到很不错的公社女孩子。其实，农场人碰到真正的城里人，立马也就矮三分，谦卑起来。农场场部的人轻视连队里的人，城里来的知青瞧不上农场土著……等级地编排，地域地偏差，人为地设计，群体刻板印象催生了偏见，偏见导致了歧视，对人的戕害是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前一段时间，有三十九人偷渡惨死在英国的货箱车里，某些西方媒体仅凭东方人的面孔，第一时间判定是中国人，经过一周多的认定却是越南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高高在上的傲慢和偏见，刻舟求剑似的固执和认知，带着数百年的腐朽习气至今仍在世界游行滋扰，伤人尊严。只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中国已不是那个中国。

农场人看不起公社人时，城里人笑了。中国人看不起非洲人时，欧洲人笑了。欧洲人看不起中国人时，他们的上帝该哭了。

人类还有很长的人文关怀之路要走。

那时，农场学校的老师大多是知青，甚至有下放的大学教授，教学质量上乘，公社里来农场上学的人是一定要花费一定资源的。三个外乡同学都很懂事，勤奋和努力，成绩都很好。他们是没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这在王翩同学身上最能显示出。他有着瘦长的脸，眼晴细小，像芦柴叶很随意地剌了一下，还有点肿眼泡。留着很守旧的分头，就是电影里头汉奸们常留的那种发型。身材细长，走路轻飘。坐在那里，可以半天不发声，不愿昭示自己的存在。他是我班唯一自带米蒸饭吃而不用排队买饭的人。每天中午放学，我饥肠咕咕望着长长的队伍还挺羡慕他的。他可以直接进入饭堂，去我们从来没进去过的里间，用两根筷子挑着热气腾腾的铝饭盒，见人点头谄笑地走出来。他中午只买一个菜汤，就一点自家带来的咸菜。他也应该是我班最早体恤家庭最最用功的人。有时候会看到他星期六骑自行车回几十公里外的亲戚家，车上栓系着学校做的馒头，（他们称小卷子，很稀罕。）回来车上绑着米袋。我们上完晚自习徒步回到宿舍，一般是吹吹牛，洗刷刷后关灯睡觉。王翩不是这样。有一次熄灯后，我竟然发现他在床上摆个大木箱，里面点了蜡烛，胳膊和头伸进箱子里看书。他是舍不得买电筒的，又怕蜡烛的光亮影响同学和宿舍荣誉。每次上台领奖，走在狭窄的座位通道里，他两眼呈四十五度角直视地面，在台上更是眼神游离和扭捏不安，好像拿了一件不该拿的东西。在最光荣的时刻，他依然摆脱不了与生俱来的那些东西。贫穷限制了快乐，自卑是潜入肌体和灵魂的病毒，即便成年和所谓成功了，还会在不经意间袭扰和啃噬你的生活和人生。

高中毕业后我们就断了联系。后来听说王翩同学考上了师范学校，现在应该在那个学校做老师吧。

看《平凡的世界》时，孙少平上学那些贫困落魄、百折不挠、倔强前行的故事，我就会想起他们。

三个外乡同学一别多年，不联系，不接触，不入群，可以理解可以体味。毕竟同学一年，在他们成长的年轮里只是一圈，而且可以体会的是，那是个不平等被歧视被压抑的一年，也许是人家最不愿意提及和回忆的一年。我们或多或少，或有意无意地，少不更事地曝露过我们的优越感，也就是对他们的伤害。我曾经去过顾亚东同学的家，在中山河白杨树下的一处院落里，青砖红瓦房，干净整齐，是康庄公社的办公地。顾同学的父母应该是公社干部，家庭条件很不错的。顾同学曾经与我激烈地辩论过，就是关于农场人歧视公社人的，辩到我心虚心痛，无话可说。

我曾在一篇关于农场内容的文后看过康庄公社人的留言。那时他们觉得黄海农场像香港一样，那里的人都讲普通话，女孩子像演员一样时髦漂亮……言外之意，他们把自己摆得多低啊。

半个世纪过来，回头望望，重新聚焦八二年的那三个外乡少年。他们抱团抵御，敏感自尊；他们力有不逮却笨拙表演，竭力奔跑；他们隐忍沉默，埋首于箱内努力的样子，让人有一种心疼的感觉。

在群里，有同学情真真、意切切、殷殷召唤，邀入群，要手机号。其实，早在上次同学聚会时我就联系过他们，未果。我留言，无须强邀，不必刻意，有情再叙，有意再见，一切随缘吧。

插图/网络

作者简介

吕焕刚，做过教师、工人、编辑，现供职于企业。已发表诗歌、散文、新闻等稿件数千篇，多次获全国散文大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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