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五年（1072）秋天出了考场后，到熙宁六年的夏天，这大半年，苏轼基本上没有在杭州本城常驻，一直奔走在周边州县。从仁和县到湖州之行后不久，转眼过年，熙宁六年（1073）的正月里，苏轼在府衙小驻，即启程前往杭州下辖的富阳县巡视，再从富阳县到了新城县，然后才回了杭州。在长时间的基层考察中，苏轼积累了大量新法弊端的实证，也因此写下了大量抨击时弊的诗作，并且，在文学创作中，苏轼初试词作，成为宋词笔兴之缘。且说这年正月，苏轼到富阳县普照寺游览，有诗为证——苏轼从普照寺离开后，独往寺院不远处的延寿院东庵和西庵，合称二庵。一路不见人踪，只有雨缭松声，诗人沉醉其中，一时不能自拔。游至二庵时，苏轼不自禁地对这心旷神怡之地发出无限感慨，却有旁边僧人听闻后笑他，“再这样沉迷于此，就找不到出山的路了。”由是，诗人对于出世与入世的态度在此有了一个非常矛盾的结节：三十六岁的苏轼，依然对世界有着美好的规划与理想主义的治世期待，所以才有了诗中的“美酒、碧桃……”这一路的感悟，又成了一首忠实体现那一刻苏轼心路的诗作：在富阳耽搁不久，才出正月，苏轼即转道新城县，路中又见风景农家彼此相融，遂以诗录之。话说写此诗时，苏轼正在前往新城县的路上，他此行要拜访的当地长官，正是多年好友、新城县令晁端友。这一次访友，苏轼又收获了一位门下学士，晁端友有一子名补子、字无咎，史载其人才华出众、记性超群（学霸的基本素质），见到苏轼时，晁补之尚未及弱冠。
这是宋代刘松年版本的《西园雅集图》中，苏辙、黄庭坚、晁补之、张耒、郑靖老观李公麟画陶潜归去来图的局部节选
此作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晁补之其人早几年便已随父亲来到杭州，据说他想到要拜会苏轼这样的文坛大人物，总要有些拿得出手的作品才好，于是写下了一篇专门记录钱塘风物的文章《七述》。苏子一直想写一篇类似《杭州赋》的文章赞美当地风物，这七述，件件戳到苏轼的心窝最喜欢处，一读之下，发自肺腑地赞赏“于文无所不能，博辩俊伟，绝人远甚”，最后竟然说了一句“我可以不用写了！”（吾可以搁笔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