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天禄——传承人的品格
作者：周建国
“我想在有生之年能尽快把我知道的新疆曲子都传承记载下来，免得留下终身的遗憾。”这是一个希望在有生之年把自己所知所学传承于世的文化人，一个为新疆曲子奔走一生的传承者——郭天禄的夙愿。2008年，郭天禄被国家文化部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新疆曲子代表性传承人”，喜讯传来，他喜极而泣。这个称号让他自豪，但更让他深知肩上担子的沉重，从拥有这个称号以后，他就按照国家规定的传承人的职责条件，积极履行职责，传播新疆曲子，培养后继人才。
就各种传统文化的存在、传承形式而言，民间曲艺的传承更加困难一些。因为它必须要有一个班社，要有一二十个人在一起，互相配合，協调一致，才能完成一场演出，才能把这种艺术传承下去。这无疑又增加了管理的难度。郭天禄所在的木垒县也不例外。那么，他具备什么素质、品格，才能团结班社成员使新疆曲子传承取得成绩呢？探讨这个问题，对于确定、培养传承人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专业能力能服众
作为新疆曲子国家级传承人，郭天禄在木垒县、在全疆都是优秀的唱家子、弹家子。郭天禄的祖籍是陕西富平县，曾祖父那一代就落户在了木垒县回回槽子，距今已有150多年。住在这里的主要是十多户陕甘移民，他们在茶余饭后、年节喜庆的日子，都爱弹唱家乡的小曲小戏、闹社火，把家乡世代相传的各种民间技艺带到了几千公里外的、多民族杂居的边陲。这是他们与家乡联系的血脉，是他们民族认同的标记。郭天禄的父亲郭成明既能弹三弦，又能唱很多曲目，而且正直善良，敢于担当，是回回槽子曲子班社的领班，也是东城社火的带头人。郭天禄从小就跟着父亲参加班社的演唱活动，常常是枕着父亲的大腿听着小曲子就睡着了。父亲歇着的时候，他也会悄悄拿来三弦拨拉几下，慢慢迷上了三弦，弹出了《割韭菜》。“千日的琵琶当日的琴，三弦子弹断脊梁根。”三弦难学。父亲见他喜欢，格外高兴，便给他做了把小三弦，下力教他。他也不负父亲心血，12岁就能跟班弹唱了。14岁时，他所在的东城小学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给全县小学生演出了一场《血泪仇》，郭天禄担任三弦演奏，坐在最显眼的首席位子，这场演出后，他成了全县的小名人。
张生才是他学习曲子的另一位师父。张生才生来双目失明，15岁到敦煌曲子班社拜丁昌为师学习三弦和曲子演唱，出师回到木垒，以在木垒周边县乡走街串户自弹自唱曲子、道情、眉户获得生活来源。他将324个曲目写在小本上，听众点哪个他唱哪个，被誉为“新疆的阿炳”。郭天禄跟他学会了滚弹，学会了用真假嗓模仿男女之声，学会了用山西腔唱《走西口》，用四川腔唱《下四川》等，知道了很多曲调、曲目的来龙去脉。
1954年，郭天禄参加了工作，无论在哪个岗位，下乡都是家常便饭。工作之余，他通过以曲会友，遍访诸贤，在弹弹唱唱中学会了很多新技巧、新曲目。正因为对新疆曲子和民间演唱艺术这样痴迷和热爱，郭天禄才有了广泛而深入的积累。他的自弹自唱技巧精湛，他会的曲（剧）目有102个，改编了传统曲（剧）目35个，自创曲（剧）目16个。这样的专业能力，是他胜任国家级传承人的首要条件。
二、领导能力能服众
相对稳定的班社是新疆曲子得以传承的前提。但是，领导好一个民间班社，却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它的人员都是来去自由的，没有利益的约束。领导好这样一个班社，领班者要有奉献精神，更要有领导艺术。
1993年，郭天禄因病提前退休，他原想好好保养身体，自弹自乐，颐养天年，没想到一退休就遇上了麻烦的事：他们家进驻了四五个老男人，吃在他家，住在他家，赶也赶不走，报警也没人管。翻来覆去就是和郭天禄谈判，双方各不相让。
这是咋回事呢？原来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木垒县城的唱家子、弹家子，私下里也常凑在一起又弹又唱，但他们总觉得不过瘾。想唱的唱不来，想演的演不来，想登台演出没人张罗，必须得成立个班社，把大家组织起来。谁来领头干这事呢？他们掰着指头数来数去，郭天禄最合适。论弹三弦，他是头把交椅；论组织能力，经贸委副主任都干过。现在郭天禄退下来了，正好来把班社鼓捣起来。可是私底下给他说，磨破嘴皮子他都摇头，万般无奈，大家才上演了这出“逼宫”的戏。
开头郭天禄为什么不吐口呢？他是听了父亲的话。他父亲几十年都是曲子班社的领班，个中辛苦只有自己知道。所以，父亲常说“要想心烦，唱戏领班。”为什么他又同意出头呢？没办法了。老哥几个赖在家里不走，你说咋办？退一步说，曲子也是自己的最爱，以后能不弹不唱吗？自己是党员，顺应大伙的心思不是也对着呢吗？何况，通过唱曲子活跃乡村文化生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不也是自己应该做的吗？这么想，他就愉快地遂了众人心愿了。
郭天禄答应领班了，不过，班社得按照他的心思去办。剧社甫建，先立规矩。班社规定中既有“二为”方向，也有来去自愿、自力更生、自娱自乐、自愿乐人、免费演出的“四自一免原则”，更有不唱黄色曲子、不说脏话、不做不雅动作的“三不准”具体要求。入社之前社员都要认同规矩，签字画押。
在后来的日子里，郭天禄带头坚持这些原则，对错误言行进行劝诫、抵制、斗争。剧社进来了一位老汉，资格比他还老，可是唱的曲目有些“黄”词，郭天禄删除了这些糟粕。但是老汉不服，指着郭天禄眼窝子说：“老祖宗都这么唱的，你说有毒，毒我哪儿了？我不是好好的？！”郭天禄就搬出“不唱黄色曲子”的规矩，明确地说“要么你走，要么我走。”大家都支持郭天禄，老汉只好气咻咻地离开班社。
剧社成立了，就要排节目，请老师。为了提高班社演出水平，郭天禄广招贤才，他请来了老艺人徐兴智。班社连个活动场地都没有，师傅来了住哪儿呢？郭天禄早就想好了，住到自己家里。好房子给师傅住，狗皮褥子给师傅铺上，热热的馍馍新炒的菜，顿顿小酒伺候着。师傅高兴了，尽心尽力给演员教授《李彦贵卖水》《龙凤配》等曲目，什么时候请，什么时候到，把肚里的玩意儿都传授大家。
成立初期没有排练场地，客运站候车室借给他们晚上用。有一天司机开车回来还带了四个酒鬼，见他们排戏，闯进来就大打出手，把演员们吓得够呛。事后，司机请客道歉，还把他们的磁带拿到车上播放。可演员们不干了，怕再挨打。郭天禄又去各家做工作，下保证，“再遇见，我顶着！”演员们这才放心地回来。
在民间班社里，大大小小烦心事，天天都会碰到，天天都要动脑子处理。如果领班人身不正、腰不直，不能秉公办事，或者不敢管、管不好，就很难凝聚人心开展工作。郭天禄为了班社舍小家、为大家，事事带头，以身作则，秉公办事，赢得大家信任和尊重，展现了一位老干部、老党员的风采。这种负责精神、担当精神，是他在长期工作中形成的，是与他的性格融为一体的，这种品格对于领班人是难得的。
三、创新转化能服众
新疆曲子民间班社，一般人都把它当作一个娱乐班子，首先是自娱，再就是给村民演出，婚庆寿喜去捧场，喝酒吃肉拿红包。郭天禄不这么看，他把“寓教于乐”“净化乡风民俗”“弘扬核心价值观”这些观念时刻记在心头。他没有忘记“小康农村必须是文明农村”的要求，所以在传统曲目里，他要演有益于今天的曲目，使人们从中受到启迪、教育，比如《张琏卖布》是揭露赌博危害的，《李彦贵卖水》是批判嫌贫爱富婚姻观的，《砸烟灯》是批判吸食大烟的等。
另一方面，他又注重创作新的曲目、剧目，不仅丰富演出节目，更为了与时俱进，满足群众的欣赏要求。群众希望看到与自己的思想、生活更加贴近的节目，看到直面生活、匡正时弊、针对性更强的节目。只有与时代同拍，与百姓休戚相关，这样的节目才能受欢迎。认识到这一点，郭天禄努力创作新的节目。他的创作灵感都是来自生活的触动，来自对真人真事的集中、概括、升华。比如新疆曲子弹唱《王三耍钱》，说的是王三趁着改革开放的好时机挣了百万家产，却经不住赌博的诱惑，陷入其中不能自拔，输光家产，妻离子散，“王三身穿破衣衫，头发锈成了毡片片。烂草绳腰里缠三转，脚趾头露在鞋外边。”告诫人们以王三为反面教员，千万莫走歪门邪道。《张先生醉酒》讽刺“张先生见了酒，赛过骆驼见了柳。美味香甜喝不够，喝他个上吐下泻一醉方休。”在弹唱中，郭天禄痛快淋漓地嘲讽了王三、张先生嗜赌、酗酒的种种丑态，用词直白，语气辛辣，百姓一听就懂。除了耍钱、酗酒这些农村常见的陋习，郭天禄还注意到一个亵渎中华美德的事情，就是儿媳妇虐待公婆。他亲眼见过几件这样的事，因不堪儿媳虐待，有一位支部书记喝农药自杀了，有一位老人悬梁自尽了，这不能不说是传统美德教育缺失的后果。所以他就以此内容写了两个小戏《一根绳子》《摔黑碗》。前者写儿媳妇逼公公每天拔一筐猪草，拔不来不给饭吃，婆婆被逼自缢，孙子在爸爸授意下要留下这根绳子，待爸妈老了以后再用，使儿媳幡然悔悟。后者写婆婆受儿媳欺侮，每顿只有一碗饭，白瓷碗从来不洗变成了黑碗，孙媳妇偷着送来好吃的，还给洗头换衣服，却受到她婆婆责骂，孙媳妇故意摔坏黑碗，反问她的婆婆：等你老了，去哪买这样的黑碗给你吃饭呢？使她婆婆无地自容。这两个戏成为他们班社的招牌戏，如果不演，观众就不散场。演出当中，观众还会大声喊叫某某名字，说她就和戏里的儿媳一样虐待公婆。
在曲子音乐上，有位老艺人固守木垒原来的唱腔，对呼图壁新疆曲子剧团成立以后在音乐上的新创造持否定态度：“那些年轻娃娃，啥也不懂，我要指着鼻子骂他们！”实际上，当时木垒演唱的是一曲反复式的平调曲目，而新疆曲子剧团已经打破限制，演唱了越调曲子以及有所创新的唱腔，拓展了新疆曲子的音乐空间，这位老艺人就不接受了。郭天禄却认为曲子剧团的唱腔“旋律丰富，富于变化，应当学习。”双方进行辩论。大家支持郭天禄的想法，认为郭天禄带头吸收了新的曲牌曲调，将木垒曲子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步。
郭天禄文化水平不高，编剧有难度，掌握、传播新曲新调也不易，但他一直坚持下来了，这种毅力源于他想使新疆曲子更贴近百姓心声的初衷。他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学习和创作，家务事都撂给了默默支持他的老伴。他不只自己创作，还组织了创作组，别人的作品也尽量搬上舞台，所以他所在的班社，每年都有新的节目和观众见面，观众也很期待他们前去演出。
四、倾力传播能服众
郭天禄从小生活在“曲子窝里”，他亲身体会到，新疆曲子在木垒、在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虽然在流行文化冲击下，有些年轻人不太喜欢了，但这是暂时的。等他们年纪大些了，玩够了浅薄的“流行的”东西，还会回到祖辈传承的文化。因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双脚就踩在这片土地上。当然环境在变，时代在变，传统文化也需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所以他从开始组织曲子剧社时就认定，要把新疆曲子传播给更多的人，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在他被评为国家级传承人以后，他就更感到肩上的担子重了，“可不敢懈怠了，让人戳脊梁骨，那不光是打自己的脸，更是打政府的脸。”
他当家的班社办起来以后，名声越来越大，找他们要文本的、要曲谱的、要求辅导的天天都有。有的就住在县城，大有“不达目的决不收兵”的韧劲。为了满足这些要求，郭天禄和班社同事除了排练演出，把精力全用到了刻印文本和制作录音磁带、光盘上，把这些演出资料无偿地送给各个演出队，甚至被敦煌、武威、民勤、酒泉等地的曲子爱好者带回去。为此花了多少精力、经费，郭天禄没有计算过，他记得清楚的是他用坏了5个小录音机。
他带着班社经常到各乡村巡回演出，群众对曲子的渴望，让他们下去一次感动一次。夏收前，村民们说：“你们提前唱台戏，我们看完戏了再搞夏收。”夏收时他们又说：“你们把好曲子留着，等夏收完了再唱。”村民们对他们说：“村里嫌恶老人的改了，《一根绳子》《摔黑碗》让他们抬不起头来。”“村里打架斗殴的少了，和睦相处的多了；游手好闲的少了，勤劳致富的多了。”这使他们切身感受到，好的曲子确实可以起到崇善尚德、移风易俗、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作用，由此更加坚定了他们把好的节目带到农村的信心。
对于群众的要求，班社都尽量满足。有时白天演出了，晚上还要参加喜庆的“堂会”。他们演出不收钱，这类演出就多。在家里演出，人多的节目摆不开，主要就是弹唱。这个郭天禄拿手，有时他要从天黑唱到鸡叫，嗓子几次化脓。他说自己是班主，不能害怕吃苦受累，不能拂逆了大家对曲子的喜爱。
班社到农村还有另一个任务，就是辅导当地的曲子演出队，给他们排节目，教他们曲目曲调、演奏乐器。在郭天禄的亲自指导和班社影响下，木垒县各乡镇、村已经成立了14支新疆曲子自乐班，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他们演出新疆曲子、秦腔、眉户、歌舞节目，为活跃基层文化生活、提高群众文明素质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2008年被命名为国家级传承人以后，在县文体局的安排下，郭天禄在乡镇举办了30余场培训班，听课学员达260余人。学员中有学三弦、二胡的，有学演唱的，他教了一拨再教另一拨，又弹又唱又讲，忙得连喝水的工夫都没有。三弦是曲子乐队的主奏乐器，没有三弦，班社立不起来，所以他特别注重三弦乐手的培养。培训班上教完了，郭天禄平时对他们也特别关照，常跑几十里路去看他们演出，指出演奏中的问题。对滚弹这种较难掌握的技巧更是反复教。有21位三弦乐手得到过他的教诲，有4位已经挑起了大梁。农村人事情多，有的在外打工，有的在家侍弄庄稼。有时正办着培训班，天气骤变，学员要赶着回家收庄稼。要是停课，他就白跑一趟；要是不停课，学员要受损失。怎么办？他说，宁可自己受累，但是培训一定要搞好，不能走过场。
2010年初，他病倒了，做了手术，卧床两个多月。出院后，他立即拖着病体，拄着拐杖，在芦河松剧社办了11天培训班。培训班圆满结束了，他旧病复发，又住了半个月医院。出院后，他又接连到乡下办班，培训学员，收集资料。
郭天禄常说，“一个领班就是一堵墙，一杆旗。”这堵墙，要把歪风邪气挡在外头，要撑住班社，再大的困难也不倒；这杆旗，就代表了班社的方向、榜样。他这么说，也这么做了。所以，他能拖着病体，为履行职责废寝忘食；他能从实际情况出发，宁肯自己受累，方便别人，但是一定要把事情办好。因此，凡是他要办班，各乡镇都会尽力配合，学员也会按时参加。为什么？“郭老师，我们信得过！”
上上下下都对郭天禄“信得过”。这是郭天禄做起传承人来得心应手的重要原因。试想如果没有“信得过”，上面不支持，下面掣肘扯皮，锣齐鼓不齊，班社怎么能够搞好呢？从1993年开始，他领头办过两个新疆曲子班社，情况都比较好。他一直是带病工作的，经常住院疗病。2015年，他最后卸下了“领班”的头衔，把责任完全交给了后来人。但他还是闲不住，只要身体好，他还照样去班社，班社更是希望多听他的指导。郭天禄用言行担起了自己“国家传承人”的责任，无愧于这份国家和人民赋予他的时代使命。
（作者：新疆艺术研究所研究员）（责任编辑/邓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