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盛龙：靠猪活下来
靠猪活下来
杨盛龙
在我们山乡，家庭所养家畜家禽一般就是猪、牛、鸡、鸭、猫、狗。在长期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养猪为过年，养鸡养鸭换油盐。多数家庭一年到头才能养肥一头猪，有些贫困家庭一年到头养不肥一头猪。人们靠养鸡鸭下蛋卖钱换油盐，将鸭子叫“盐船”，零花钱靠的是“鸡屁股银行”。
人民公社大集体时代，大牲畜牛是集体的，分派部分家庭养；养狗看门护院，养猫抓老鼠，不是每个家庭都养；家家都喂养的只有猪、鸡、鸭。那时候，猪由国家实行统购统销。一个30户人家的生产队，国家核定每年上缴15头“派购猪”，每头必须是毛重130斤以上的肥猪。猪的收购价每斤毛重4角5分，猪肉每斤7角，按计划指标，以票证供应。每送给供销社一头派购猪，可以每斤平价7角的价格买回5斤猪肉。市场上猪肉每斤4元到5元。哪个生产队没有完成派购猪任务，到市场上高价买猪，或者补助给饲料粮换猪，低价卖给国家。生活困难年头，人缺口粮，一个家庭养肥一头猪很难，养几只鸡鸭要容易多了，因为鸡鸭可以自己找虫吃。所以，国家和集体鼓励养猪；限制每户的养鸡养鸭数量，多出的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土地为集体经营，家庭每人1分自留地用以种菜，人多的家庭不到1亩，除了种菜还能种点洋芋、红苕、苞谷之类的。自留地的出产得多得少都是自己的，人们在上工前收工后打理自留地，主要心思和精力在自留地，好肥料施到自留地。自留地与生产队大田的庄稼明显不同，私人贫瘠地苗稼长势旺，集体肥沃大田几近荒芜。人们记得“三年困难时期”过后的放开，各家在生产队的田边地头开挖点岩旮旯边角荒地，收获颇丰，被称作资本主义“小自由”，只种了两年，不让再种了。
那时候，我们全家8人，每人年均从生产队分配到的口粮只有两百多斤毛粮，最少的一年195斤，包括稻谷、苞谷、洋芋、红苕、杂豆等。我家8分自留地出产的瓜菜几乎担了半分家，常年借粮，经常吃洋芋、红苕，挖蕨打葛，吃野菜，每顿以三四分萝卜、大头菜或南瓜拌一两分大米做烂叭饭填肚子，过不多久就饿了。人都没有吃的，哪里养得好猪！我家的狗翻爬猪栏吃猪的草食活着。其他家庭的生活也很困难，除了可以贪污占便宜的家庭，一般也都好不到哪里去。
70年代末，安徽省小岗村18个庄户人家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签字画押，立下生死状，将土地承包到户。在中国大地上，那样想分开干的人多，想吃饱饭的人多，有几个人敢把脑壳别在裤腰带上分田到户！
我们那山乡只敢偷偷地打“擦边球”。1974年春，生产队给每户划出1分饲料地。划生产队种不出东西的抛荒的偏坡贫瘠烂地给农户，名义上是为养猪完成国家派购猪任务，实际上大部分产出是喂了“两只脚的猪”。
看看没有人追究，生产队1974年冬天又给每户划出3分饲料地，一般都是指一块到几块零星荒地或二荒地，并没有拉绳索丈量。我家认领了5块荒地，都是些“屙屎不生蛆”的地方，有些地块出冷浸水，泥巴如同糯瓦泥；有些地块背阴，在白昼最长的夏至时节每天只能见到两三个小时阳光，草都长不好。
我们全家人每天天不亮起床，母亲做饭，父亲带着我和二妹砍杂草，开荒地，挖排水沟。有的日子，挖地一个时辰后，坐在锄头把上休息时睡着了一阵，天才亮明。我们将荒地和周围坡坎的刺蓬杂草砍倒，晒干，铲草皮，烧成火土灰，挑一担担猪粪，用粪肥堆熟了那几块饲料地。父亲看中的是“宽”和“荒”，开挖出来，比我家的8分自留地还要宽。如同往日偷偷种鸦片烟苗，每天上工前收工后打理那些荒地，产出的洋芋、红苕、南瓜、苞谷、豇豆、辣椒等东西，大多喂了“两只脚的猪”。那些年，我家历尽艰辛，按分派任务每两年送给国家一头130斤以上的肥猪，自家差不多每年杀一头连肉带骨头50斤左右的瘦狗样的年猪。那几年，全家人就是靠自留地和饲料地产出的洋芋、红苕和瓜菜度过苦难，艰难地活命。
想起那年生产大队召开群众大会，传达关于那个副统帅密谋篡夺领导权，阴谋败露，仓惶驾机出逃，摔死异邦戈壁的事情以及什么个“工程纪要”，有的听会人打起呼噜。一个老贫农断喝一声：“脑壳都差点落地了，还打得起瞌睡啊！”那情景那觉悟很令人回味。试想，如果种地的农民脑壳都落地了，谁种粮食送给他们当权者饱肚子争权，谁养猪送给他们城里人吃啊！
那年头，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父母养育我们兄弟姊妹八个，其中两个因饥饿致病而死，六个活下来成人。集体分配的粮食才占多少份额！就是靠借粮、挖蕨和自留地的瓜菜补充，靠开挖出的那点饲料地的出产养活，可以说是：靠猪活下来的。
啊呀呀！天大地大，人民公社大集体的田地再大不如饲料地大，不如猪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饲料地亲。我们兄弟姊妹靠猪活了下来，长大成人，感谢猪！
杨盛龙，湘西人，土家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发表文学作品千多篇，出版散文集《西湘记忆》、《二酉散简》等多种，被《中国当代文学史》等十多种文学史著论著专节专题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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