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宝山矿是这样落入日本人手里的！
在前几期里曾为您讲述道，两百多年前，三个来自山东平陵的铁匠在今天的元宝山区建昌营龙头山发现了煤矿，既而在元宝山拉开了煤炭开采的序幕。许二毛等人从山东平陵铁匠的手里骗得煤窑后，发了大财，回哈达街去继续作威作福了。道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835年，杜大蜡同郝家又在龙头山的东坡合资开了一眼煤窑，取名“万元窑”，也发了大财。光绪十四年，即公元1889年，赤峰县三眼井的陶豁子，通过在巡捕衙门里的一个兄弟，开出一张开窑执照，在元宝山的东山坡也开了一眼窑，取名“增元窑”，意思是比万元窑挣的钱还要多。杜大蜡和山西李为了跟陶豁子抗衡，又另开一新窑，窑址还在元宝山的东坡，取名“锦元窑”。于是乎，一山容不得二虎，一场又一场的利益之战打得热火朝天……结果，日本人来了，侵略者要吸的可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血和汗！
一山不容二虎
陶豁子这个人出身于绿林，江湖味道很浓，十分的讲义气。
光绪十四年，也就是1889年，他通过在巡捕衙门里的一个兄弟开出来一张“龙票”，也就是开窑执照，在元宝山的东坡开了一眼“增元窑”，用的人也大多是和他磕头的把兄弟，或是跟这些把兄弟也沾亲带故的。因此，这些人非常的心齐，都听陶豁子的，好管理。陶豁子虽为窑主，却一点儿架子都没有，工人们的待遇也比万元窑高，很多万元窑的熟练工人都跑到增元窑了。增元窑的位置也比万元窑离哈达街近些，销路好，挣的钱也多。而反观此时的万元窑则形势不妙，经过四十多年的采挖，好煤层已挖得差不多了，日子越来越不好。对此，杜大蜡认为是陶豁子撬了他的行，决定重起炉锅另开张，再跟陶豁子争个高下。杜大蜡和山西李决定把新窑还开在元宝山的东坡，与增元窑挨得很近，取名“锦元窑”。为了能尽快挤垮增元窑，杜大蜡便动起了歪脑筋，让工人们把从窑里提上来的水直接倒在窑口，顺山坡流到增元窑，把增元窑泡了。陶豁子当然也不是好欺负的，叫人弄来两块比碾盘还大的石板，把锦元窑的洞口堵死了，还不准杜大蜡派人来打开。杜大蜡万万没想到，“好主意”换来的竟然是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便找到山西李，打算借助山西帮的势力，通过赤峰巡捕反制陶豁子。
当年，清廷实行“移民实力”政策，来自山西、山东等地的失地农民或小商小贩大量涌入赤峰地区。为了能在赤峰站住脚，他们还组成了各种帮会。当时，在赤峰地区势力较强的帮会就有山西帮。可山西李却告诉杜大蜡，他虽是山西人，但在山西帮中没有多少分量，说话不占地方。便何况，锦元窑如果真的跟增元窑打起了官司，锦元窑没有“龙票”的事儿就会露馅儿。杜大蜡听了山西李的话，觉得有道理，转念又一想，硬的不行咱就来软的吧，明的不行咱就来暗的吧。
当时，建昌营有个叫李连印的人，虽没有家财万贯，却有好嘴一张，能说会道，死人也能让他说哭了。杜大蜡找到李连印，送上五十两银子，说明来意，托其当说合人，调停锦元窑和增元窑之间的纠纷。
陶豁子毕竟只是一个绿林人物，见杜大蜡派人送来请帖，还要杀猪宰羊办酒席请他喝酒，便摆了一个大谱儿。他告诉来人，只有杜大蜡亲自上门来请，他才赴约。杜大蜡本着“脸面才值几个钱儿”的精神，还真就亲自登门来请陶豁子了。其实，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到底谁的手段更加的阴损已经见分晓了。
经过李连印的一番巧舌如簧，杜大蜡表面答应为陶豁子再挖一新窑以作补偿，暗地里却趁机在煤窑的周围修筑了炮台，招收乡勇，准备对付陶豁子。等到陶豁子缓过神儿来的时候，一切都晚了。不久，在一场火拼中，陶豁子被杜大蜡的枪手打伤，不治身亡。陶豁子死后，陶家人到衙门去告状也没告出个甜酸儿来。从此，锦元窑就成了元宝山煤场的“独一处”了。
名不正则言不顺
名不正则言不顺，这话一点儿不假！
杜大蜡花了大把的银子，打通了上下关节，赢得了这场矿山之争的胜利。可在胜利之余，他还是高兴不起来，总悬着一颗心，没有开煤窑的“龙票”，早晚都是一场灾祸。更何况，陶家人还在四处告状。这时，杜大蜡和山西李又想起哈达街上的一个有头有脸的头面人物——李资芳。
李资芳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李汉臣是廪生，二儿子李锦臣是贡生，三儿子李梅臣是秀才。李资芳还有一个弟弟叫李资林，李资林的大儿子李亚臣是个买卖人，二儿子李武臣因有病赋闲在家。因此，李家在当时的哈达街算得上是“上榜”的大门大户，与官府有来有往。杜大蜡想，找这样的人家托关系办“龙票”，应当是十拿九稳的。于是，他和山西李来到李家，除了请李资芳入股锦元窑而外，还请李资芳进京办理“龙票”事宜。李资芳早有投资煤炭的意向，自然是满口答应了下来。但因他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便让三儿子李梅臣去北京办理“龙票”。
李梅臣是衙门里的师爷，很会办事，在得到父亲的许可后，也就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光绪三十一年，即公元1905年，李梅臣雇了车辆，带上金银和烟土以及珍稀皮毛，来到北京，住进了城南大栅栏。通过打听，李梅臣得知要想搞到“龙票”，必须找到时任清廷税务大臣的吕海寰。于是，李梅臣又开始用大把的金钱开道，上下打点，左右逢源，终于见到了吕大人，开出了“龙票”。李梅臣带着“龙票”回到了赤峰，杜大蜡等人却再也高兴不起来了，为了这张“龙票”，已经把半个锦元窑快折腾光了。杜大蜡一盘算，不如干脆将锦元窑转让给李家吧。就这样，1906年秋天，李亚臣来到元宝山，当上了锦元窑的经理。李亚臣在锦元窑任经理十八年，发了大财。李亚臣死后，李资芳推荐杜克正接任了锦元窑经理，这一年是1925年。
已是无力回天了
在当年，杜克正这个人可是赤峰县山西帮的一个头面人物，家有巨资，与曹师关、李资芳和杨子彬等人在赤峰先后合资开办过“蔚兴永”、“蔚兴和”、“恒萃豫”、“敬和裕”等字号的钱庄，是一个办事稳重心细而且待人谦和的人。杜克正当上锦元窑的经理后，改变了李亚臣时的一些经营方式，实行股份制，将劳资分为资金、身份和劳薪三种股份，按股东出资的多少分配股份，按股分红。他上任不久，又建了一个新窑，增加了三百多工人，使锦元窑的工人达到七、八百人。这时的锦元窑共有大马路、西大井、机器井和小东井四个井口，日产煤三百四十至三百九十吨，每天可卖六千余元。
1931年，杜克正感到时局动荡，锦元窑是内忧外患，由盛开始转衰，已无力回天，遂辞职不干了。杜克正辞职后，李松如出任锦元窑的经理，时年仅22岁。
李亚臣无后，抱养了李翰臣的二儿子李松如。李亚臣为了让这个过继儿子有出息，没少下了功夫。李松如从高级小学毕业后，李亚臣就让他到锦元窑当帮办。李松如在李家排行老四，人称“李四东家”。
这位李家的四东家在做帮办时，没少往奉天、新京等大城市跑，也算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所以，他上任后，雄心勃勃，一心想改变锦元窑的困境，先把锦元窑大柜房的二门进行了改造，在门楼上立了一块一尺半高、三尺宽的青石板，上刻“德亨堂”三个字。“德亨”是李松如两个孩子的小名，意在把锦元窑办得更好，传给后代。他还引进了“嘎石灯”，携带方便，比油灯亮得多，工人们干活时方便多了，可惜好景不长。
1933年，日军侵占赤峰，鬼子和伪警察用锦元窑的煤却不给钱，使锦元窑出现了严重的亏损。为了弥补亏空，李松如对工人们的压榨更加厉害，采取了“撒牌制度”，即刨镐的按刨煤的斤数给工钱，扛筐的按扛的趟数发牌，日产煤达到四百吨才给工人们一顿荞面饸饹吃。为了增加煤的产量，1933年秋，李松如从小城子买来一台二手的二十马力的汽绞车，还从奉天请来了几位安装汽绞车的工人，教出来几个烧锅炉和开绞车的人。但因井下巷道条件不好，又是一台旧机器，在断断续续地使用了一段时间后终因故障太多而被拆除。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使很多股东对李松如失去了信任，纷纷撤资。
李松如在任时，锦元窑前后有西大井、小洼、上绞车、小南井和石头马路等五个井口，每天出煤三百五十吨，工人有八百人左右，是人均效率最低下的时期。1938年，李家无力回天，只好以四十万元的价格将锦元窑租赁给日本人，期限二十年。自此，锦元窑落入日本人之手，改名为“满洲新京矿业开发株式会社西元宝山炭矿”。
煤炭黑，没有鬼子的心肠黑
日本人侵占元宝山煤矿后，从承德、林东、林西、翁牛特、喀喇沁等地抓来四批共两千多名苦力挖煤。日本人为了防止劳工逃跑，还在矿山大院四周筑起双墙，两墙之间有狼狗看守，与监狱无异。劳工们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掺糠的饭，住的是夏不遮雨，冬不避风的窝棚。那些日本人及其走狗根本不把中国苦力当人看，上下井时由荷枪实弹的劳工大队押送；干活时有劳工队、伪警察和鬼子监督，轻则挨打挨骂，重则要受刑罚之苦，刑具如战刀、榔头、镐把、烙铁、皮鞭、绳索等，有的苦力被折磨致残或活活打死。劳工队长叫马云清，是跟随着日本人一起来元宝山的，对鬼子溜须舔腚，对中国人却是如狼似虎，矿工和苦力在背后都管他叫“大洋马”。1944年腊月初七早上，天气特别的寒冷，滴水成冰，“大洋马”把劳工们赶到矿山大院准备下井。苦力们没有衣服穿，有的身上只穿一条裤衩或一件破烂不堪的单薄衣服，甚至有的只披一块麻袋片或一块破羊皮。这时，有一个姓康的苦力冻得抱着膀子，只说了一句“今儿天真冷呀”，“大洋马”就从人堆里把姓康的苦力叫了出来，命人挑来一担水，一瓢一瓢地往康姓苦力的身上浇。姓康的苦力冷得实在受不了了，想要蹲下身去，“大洋马”又把他踢起来。当姓康的苦力冻得全身青紫，两只脚冻在地上时，“大洋马”又用皮鞭将其打得皮开肉绽。经过这样一番折磨，姓康的苦力不久就死了。
在当时的元宝山矿山大院瓦房东南，有一座用炉焦堆成的“玄山”，上面修了一座小庙，供奉着一些神仙的牌位。日本人将那些年老体弱或生病的苦力带着小庙里，让他们跪着向神仙“请罪”。苦力们都怕跪玄山，只好带着伤病拼命干活。有一个叫刘汉明的苦力，只因在点名时答应得晚了一点儿，便被劳工队长马云清抓到玄山跪了一个小时。
日本人还在煤矿附近招收了大量的童工，待遇更低，只管饭不给工钱，每天还要光着身子，头戴柳条帽，腰扎遮羞布，脚穿猪皮脚首，干十三、四个小时的重活。由于劳累过度，有的童工常常干着活就睡着了，有的童工因干活慢一点儿，就会挨一顿毒打。有不少童工被镐把打伤，甚至打死。有一次，有一个叫许明的童工正在水沟边往柳条水斗子里舀水，一个叫兹尚的鬼子从巷道里走出来，朝着许明打了一镐把。许明倒在水沟里，兹尚又狠狠地踢了一脚。从此，许明不会说话了，整天哆哆嗦嗦的，没过几年就死了。在当年，元宝山煤矿曾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鬼子的大镐把。”“煤炭黑，没有鬼子的心肠黑；黄连苦，没有劳工的遭遇苦。”“人间地狱十八层，十八层底下是劳工”。
1945年的下半年，驻守在元宝山煤矿的鬼子们突然开始整天借酒浇愁，哭着唱起了日本歌，对中国劳工也不那么凶残了，还常常用生硬的中国话对劳工们说：“煤的，背点儿，工人，大大的好人。”到了这一年的8月初，在元宝山煤矿的日本人开始变卖家具和旧衣物等。有些日本人还经常到玉皇车站打听火车的通车情况。每次回来，他们都没精打采，垂头丧气。看到鬼子们的这些突然变化，工人们在私下里议论：“看来鬼子要垮台了，世道八成要变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传向世界无条件投降，元宝山的鬼子们开始逃窜：有一路向承德方向逃跑的日本人有四十多个，用几辆大车拉着东西，由伪警察护送。但他们刚刚跑到达拉明安时，遇到了游击队，一个叫齐膝的日本掌柜被打死，护送的伪警察跑的跑，躲的躲，不一会儿就没了踪影。剩下的日本人抵抗了一阵，又被打死几个，剩下的全被生擒了；另一路鬼子从太平地经风水沟，奔金岭寺方向逃去。他们一到金岭寺，也被八路军生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