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纳粟拜爵”之策是何过错

晁错献策图 （图源网络）

晁错“纳粟拜爵”之策是何过错

     汉文帝十二年（前168），由于边境战争使国家陷入困难境地，时任太子家令的谋臣晁错上奏，向汉文帝献上了“纳粟拜爵”之策并被采纳。“纳粟拜爵”之策，不仅影响了西汉、东汉的官吏制度，而且也影响了此后二千多年封建王朝的官吏制度。

     据《资治通鉴·汉纪七》记载，文帝十二年，谋臣晁错上奏言：“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晁错的奏章（也就是著名的《论贵粟疏》）大意是：赐封爵位，是皇上专有的权力，只要一开口，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封给别人；粮食，是百姓种出来的，生长在土地中而不会缺乏。能够得到封爵与赎罪，是人们十分向往的。假如让天下百姓都献纳粮食用于边塞，以此换取爵位或赎罪。那么不用三年，边地的粮食必定会多起来。

     又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文帝准奏，令百姓入粟于边。入粟六百石为爵上造（汉二十等爵的第二级），四千石为五大夫（汉二十等爵的第九级），一万二千石为大庶长（汉二十等爵的第十八级，仅次于彻侯、关内侯，是很有权利的官职）。于是，捐粮买官在汉初成为定例。

     汉武帝时的元朔六年（前123），当时边境战争耗费增大。汉朝发兵十余万众往边境作战，为鼓励将士，杀敌士官要赏赐黄金，费用巨大；阵亡士卒数以万计，抚恤费用大增。巨大的军需费用，国库难以支付。为了筹集这笔巨大的军费开支，这年六月，武帝下诏：“民得卖爵赎禁锢及过者，得免减罪”，并专门为此设立了“武功爵”，设置主管赏官的专门官员，这也许是历史上“纳赀”赎罪和为官最早的专设机构。

     汉武帝所制“武功爵”有十一级，而且规定：凡卖爵在第五级官首以上者，可以“试补吏”。这样，富贾巨商之家可为子孙谋得一官半职，虽然谋得的是散官和较低的吏职，但毕竟亦可跻身“官宦人家”之列。需要指出的是，西汉时期的纳赀入官，大致保持在荣誉职务这一范围。现代考古出土的墓志铭中，多有官衔职名，但历史文献中却难以找到他们为官的记载。究其原因，多为“捐官”鬻爵所得。所以，当时的有钱人家鬻爵，一是生前虚誉满足，二是死后镌于墓志。

     历史上对晁错“纳粟拜爵”及西汉其他的“纳赀”之策有着不同的评价。

     褒者认为，国家公开实行卖官鬻爵，虽属下策，但终究作为汉初一种方策出现并经久不衰，说明它有存在的自身价值。卖官鬻爵和卖爵抵罪制度的推行，国家从卖爵者手中获取了急用的钱粮来支撑财政度用，确实解决了战争耗费巨大的燃眉之急。

     贬者认为，国家由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一是国家官员的形象受到极大损害，二是由此引发了官场腐败。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汉武帝推行“武功爵”时说：自此“吏道杂而多端，官职耗废矣。”这里的“耗废”一词应作混乱之解。也就是说，由于卖官鬻爵，使得官场本来就不太清澈的一池水，变得更加混浊起来。官员的治理仰仗于权威，花钱买来的官有何威仪可言，自然也就难谈政绩了。

晁错画像和晁错著作

    历史证明了司马光的评价和担忧。如果说，卖官鬻爵之策在西汉时期尚能做到名誉官爵与实权职官分开，国家理政还未遭受大的损害，“纳粟拜爵”、“武功爵”等卖官鬻爵之策尚在国家可控范围之内的话。那么，到了东汉中后期，卖官鬻爵之潮就犹如打开了污水池的闸门而不可阻挡。

     桓帝延熹四年（178），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起事，波及三辅地区，危及京畿安全，桓帝采取“减公卿以下奉，王侯半租。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的政策，开始公开计金卖官，而且是标高价、卖大官。桓帝在卖官鬻爵上所开先例，是昔日文帝、汉武所不敢为者。不过，桓帝卖官鬻爵还是将所得尽入国库的。而到了他的接替者灵帝，则是在卖官鬻爵上跨出了从公卖到私卖的重大一步。也就是说，自灵帝始，卖官所得统填皇帝私欲之壑。

     光和元年（178），灵帝“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而且，灵帝不仅自己卖官，还“私令左右卖公卿，公位千万，卿五百万。”灵帝在前人卖官鬻爵上大大突破：一是公爵私卖，纳赀所得倾饱私囊；二是怂恿左右卖官，原来的国家行为演变成官场行为；三是打乱了过去的正途入仕与纳赀入仕清浊分明的做法，造成所有入官都得花钱买、所有官职都可卖的境地；四是卖官交易中允许赊贷，官后加倍偿付，开了官员盘剥百姓行为之禁。于是，“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有钱不毕者，或至自杀。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道遣之。”

     当然，卖官鬻爵并非晁错首创，只是他的“纳粟拜爵”之策太出名了。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提出的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如鲁迅所言“沾溉后人，其泽甚远”，在带来论述“贵粟”重要性，阐明使民务农的正确主张的同时，也使得“纳粟拜爵”的错误主张缪种流传千年。

     必须清楚地看到，以晁错“纳粟拜爵”之策为代表的卖官鬻爵政策，虽然给国家带来了短期的经济效益，但最终导致吏治腐败，危及统治。而且，卖官鬻爵在降低赀选标准，扩大统治阶级基础的同时，也助长了这一阶层的奢侈腐败。对于统治阶级而言，卖官鬻爵给他们带来了些许好处，但最终将自己推向深渊。贫民虽然可以通过卖爵来缓解饥荒或赎罪，但国家的赋税徭役并不会因此减少，这种压力最终还是转嫁到农民身上。

     汉朝乃至以后封建王朝的历史，已经证实了“纳粟拜爵”等卖官鬻爵政策的错误和失败。晁错之“错”，正在于作为国家的谋臣，依据错误观点出了一个错误主张，使得国家遭受了饮鸩止渴之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