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在肥城》附录2：陶山范蠡古迹考证文章《范蠡居陶山及其墓葬考证》 / 四六文摘

原创作者：程兆奎

附录2：

陶山范蠡古迹考证文章

史学界乃至社会上，有不少人喜欢学习研究范蠡，为了供有意研究者参考，我把多年来发表在不同刊物的几篇主要论证文章，按年代先后附下。

《范蠡居陶山及其墓葬考证》

（原载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社会科学》1997年第五期）

（此文获当年山东社会科学优秀史学成果论文一等奖）

范蠡是春秋战国之际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又是一位资力雄厚的经商实业家。前半生帮助越国由弱变强，灭吴称霸，充分表现了他治国治军的卓越才干。后半生渡海出齐，弃官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遂至巨万。他经商有道，致富有方，其经商理论，是对中国经济思想的一大贡献。他“富好行其德”的高尚品质，更值得今天发扬。总之，范蠡具有辉煌的人生、盖世的奇才，不愧是一代名相、中华千秋商祖。

历史悠悠，两千五百多年过去了，这样一位博学多才、功名卓著的历史人物，在弃官经商后，到哪里去了？又老死于何处？

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国灭吴后，“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而去，止于陶。’'卒老死于陶，故世传曰陶朱公’。《史记·货殖列传》：“范蠡……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可这“陶”指何地？司马迁没交代清楚，后人为“陶”作注的，也出现了几种情况。

一、首先为“陶”作注的，是《史记》成书近四百年后，西晋时撰写《博物志》的张华；其次是五百年后，刘宋时撰写《荆州记》的盛弘之，两人同注一个地点：“荆州华容县西有陶朱公墓，树碑云是越之范蠡。”并又注：“吴亡后，（范蠡）自适齐而终，陶朱公登仙，未闻葬此所由。”

二、刘宋时裴骃《史记·集解》徐广曰：“今之济阴定陶。”八百年后的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服虔云：今之定陶也。”（指现在山东省定陶县，以下同）

三、唐贞观李泰撰《括地志》也注定陶。同时指出：“陶山在济州平阴县东三十五里，（范蠡墓）止此山之阳也，今山南五里犹有朱公墓。”（指今山东省肥城陶山，以下同）晚于李泰的张守节，唐末的李吉甫在撰写《史记·正义》和《元和郡县志》中，都注了“陶山”说。

古人有关“陶”的注解，归结起来，主要是三个地点：一是华容，二是定陶，三是陶山。华容说，注者自己已否认，不足为信。定陶说，主要根据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今之定陶”，文字较肯定。而陶山说，除文字肯定外，连方位、地点、里数都交代得清楚而明确。由于社会上人们熟知定陶，而鲜知陶山的缘故，近代《辞海》、新版《史记》等书刊，也跟着注“陶”为定陶。这很值得商榷。笔者根据多年的考古调查，结合古文献资料及现状，认定“陶”应是现今山东肥城之陶山。

一、从司马迁有关范蠡的叙述可知，陶非定陶。范蠡适齐，先在海边劳苦经营几年，又在齐都为相，辞掉相印怀其重宝，间行而去，也不会太远。从范蠡“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的文字看，陶在齐国。盛弘之在《荆州记》，张守节在《史记·正义》都提到范蠡“自适齐而终”，这说明“陶”的位置只能在当时齐国境内，或在齐国的边沿地带。定陶，春秋前期属曹国，公元前487年亡于宋，齐灭宋到了公元前286年，接着又被秦吞并。范蠡活动应在公元前473年至420年之间（春秋末战国初），这些时间内，定陶属宋，且与齐之间隔着鲁、卫，两地相距约四百里。司马迁对这些历史是十分清楚的。他所指的这“陶”不可能是宋国的定陶。

二、从《史记》内容看，“陶”与“定陶”有区别。《史记·项羽本纪》9至12自然段中，五次提到“定陶”这个地名，而无一处省略“定”字。第9自然段“项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两个定陶连用，也没省略一个“定”字。可见，司马迁所指的定陶，也是很明确的。在《史记》中，“定陶”和“陶”绝不是一个概念。后世人作注把“陶”误指为“定陶”是毫无道理的。

“陶山”简称“陶”，在古籍史料中，有只举其名而省略山字的习惯。《史记》也如此。同是太史令的左丘明，在提到陶山时，也只写“陶”。如《国语·齐语》齐“地南至陶阴，西至济”。白话就是齐国“地界南至陶山之阴，西至济水”。左丘明出生在陶山南二十里的衡鱼村，他对陶山的地理位置当然十分清楚。范蠡来齐止于陶时，他已经去世，所以他在《国语·越语》中，留下了范蠡“遂乘轻舟，以游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的话。司马迁撰《史记》一定是参考了《国语》。两人所写“陶”，都是指陶山无疑。

三、司马迁北涉汶、泗，讲业齐鲁，应了解陶的位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本是为越国立传，而司马迁却用相当多的文字记述范蠡事越王勾践，深谋二十余年，奋发图强，灭吴称霸的过程。又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专写范蠡后半生弃官经商、累富巨万的业绩。在《货殖列传》中，又详细追述其经商之道，多次提到范蠡“名垂后世”、“成名天下”的话。可见范蠡这个人物，在司马迁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他心目中的英雄墓地，当然要交代清楚。从《史记·太史公自序》知，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北涉汶（河）泗（水），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这说明，对于处于汶河北岸、陶山之阳的范蠡墓，他应是考察过或听说过的。陶，应是指齐西南边界的陶山，不会是远在宋国的定陶。

四、陶山范蠡墓的遗迹说明，范蠡终于此。陶山在唐宋时归平阴县，后划归肥城县。自古山前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山内峰峦秀丽，洞壑清幽。周围保留许多名胜古迹。最有影响、历史最久的就是范蠡墓、范蠡祠、幽栖寺。

范蠡墓坐落在陶山西麓山口处，三面环山，向南为开阔的平原。墓地约占400平方米，高约4米的封土。周围有矮墙保护。在墓左前方300米处，是范蠡祠和幽栖寺。祠为三间古式平房，砖石结构，现在保存完好。前厦西壁有光绪十三年石碑，记载有人在此读书，重修山门，新立范公匾于门上等。门口廊柱上楹联是：“赤心保国兴越时竭能洁己，立志诛奸灭吴后独善知人。”祠内范蠡像两旁石柱楹联是：“避君隐陶称朱公流芳百世，聚财万贯济黎民功盖千秋。”祠东院是幽栖寺旧址，占地十多亩。原有大雄宝殿，斜脊飞檐，雕梁画栋，雄伟壮观，20世纪60年代倒塌。从遗址遗留下的一米见方的柱础，可知当年建筑的规模。现在还保留西配房、钟亭、门楼和明代诗文刻石。后院保留古建墙基和多个圆型柱础，还直立一根宣和三年八棱石柱，每面浅刻牡丹云纹图案，高三米多。从石刻文字分析，可能是北宋末年重建范蠡祠的前廊石柱。。范蠡墓、祠和幽栖寺周围，原有百多棵千年古柏和多块历代碑石，由于历史的原因被毁掉。关于古迹的历史，清代著名学者唐仲冕，在所著《岱览·陶山》篇中，有如下文字：

“案公自霸越后，扁舟至齐，止于陶，号陶朱公，即今肥城之陶山也。山内有缆船桩，山前有湖屯诸处。相传为古背山而湖之故基。而山麓公墓在焉。旧有祠，创于秦，在公之旧居处，名陶公幽栖祠。有篆碑曰：'忠以事君，智以保身，千载之下，孰可比伦’。斯从上封泰山还，闻蠡墓在此，留题。斯者，丞相李斯也。至汉，于祠前建佛殿，去陶公二字，改为幽栖寺，即于寺内立祠祀公。一日，有老人自称赤松子，对冢三笑三点额，既而挥手指墓，口诵八言曰：'霸业朽，忠名在。此堆土，黄金块。传万古，人人爱。纲常维，宇宙赖。’诵毕，化为香风不见。遂刻其语为汉赞。隋时，则移祠于冢右。以秦碣有忠智名，曰忠智幽栖祠，即今遗址。然秦碣汉赞，皆残断剥蚀，无复完好。至贞观元年四月二十日，有好事者，重刻于石，镌鸱夷歌于额，立于冢上。”（标点为作者加）

以上文字说明，在司马迁《史记》成书前，陶山早有范蠡墓，秦时创建祠，汉代创建幽栖寺。唐仲冕在陶山长大，自号“陶山居士”，乾隆58年进士第，官至陕西布政使。一生勤奋好学，喜修古迹。担任泰山书院院长期间著《岱览》三十二卷。以其内容博大精深，得到著名史学家钱大昕的高度赞赏，为后来研究泰山的权威文献。书中有关范蠡墓、祠、幽栖寺的记载，应是可靠的史料根据。书中还录了《重建陶朱墓赞碑》、《重修陶山幽栖寺碑》等多块历代石刻内容。

在墓周围的遗留文物，印证了史料记载的可靠性，说明了唐宋以来世人对这个古迹的重视程度。有一块唐广明二年（881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底座和上帽，雕刻精美图案，通高2.59米，中间八棱柱体，刻有5000多文字，开头就是“古寺由来久矣”。除写“诸王太后，宝位常在，辅相近臣，长资宠赐”外，还记录幽栖寺的兴废、佛教在内陆流传经过，也刻写黄巢起义在此活动的内容。结合清光绪十七年《肥城县志》所录“陶山幽栖寺，浮图漫灭不清，年月适缺，惟文内天作

，地作

，日作

，年作

，知是武后时物”的资料看，幽栖寺在唐代有个兴盛阶段。还有刻写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宣和四年（1122年），靖康元年（1126年）的建筑石柱。根据刻有金大定十七年（1177年）的石柱推测，早年幽栖寺大殿，可系金代一次大规模的改建。刻有明、清时代的遗物就更多了

五、陶山周围发现和出土了大量与范蠡有关的文物。在范蠡墓旁，曾捡到古老的石铲、石斧。在范蠡墓东南约200米的土坡上，出土一组春秋、战国时期陶器，有鬲、壶、罐、纺轮、骨针，及陶器残片、灰坑。陶山前大湖村，高坡上曾树立一块“范蠡归湖处”石碑，因年久风化，刻碑年月不清。现移到范蠡祠保管。陶山观音洞、朝阳洞、西施洞、竹林寺等处，都有与范蠡有联系的石刻文字或诗句。在陶山以东齐长城脚下，出土一些具有西周晚期特点的青铜壶、鼎、鬲、盘等器物，从铭文可知为中原陈国器物。在陶山南约20里的西焦村，出土一组战国青铜提梁壶、多耳盖鼎、高脚豆、舟形器等。这些文物都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造型奇特、工艺精湛，既非肥城所能创造，又不是一般百姓所具有。从器物时代看，可能与范蠡在外经商有关。前些年农田基本建设和修建引黄工程时，山前出土很多春秋至战国时代的陶鼎、壶、豆、青铜剑、戈、弩机、簇、齐刀币等。这里出土的早期铁器也不少，中国历史博物馆、省博物馆都有肥城出土的铁犁展出。陶山南约30里的冉庄，是冉伯牛（冉子）的出生地，人名与牛耕联系在一起，说明用牛耕地在这里普遍得到应用。由《国语·晋语》可知，春秋战国之际已发明铁犁，本地无冶铁历史，出土那么多铁器，有可能为范蠡经商时带进了先进的生产工具，由此推动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大留、古庄、西里村一带，发现多处大型汉墓，出土三十多块内容丰富、雕刻精美的画像石，从侧面说明，陶山前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已发展到很繁盛的一个阶段。这应该与范蠡在此活动对后世的影响分不开。

山前古庄与大留之间，有处被群众俗称为城墙地的汉遗址，据考察，应是民间传说中的“古陶城”。20世纪70年代整平土地时随处可见红烧土、灰坑、各种灰陶、红陶残片。从断断续续的墙基、夯土层以及遍地的残砖瓦分析，面积约在10平方公里。在遗址的周围发现大型汉墓最多，不知何时何原因，城池衰败和消失。城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可能是战国初年范蠡烧制陶器的制作中心。因为陶器是当时人们赖以生活的必需品。陶山、陶朱公、陶城、遗址旁的陶河、陶阳村以及村中的陶姓人家，都与范蠡有必然的历史关系。

六、范蠡“止于陶”，是因陶山有优越的自然条件。陶山自然环境好，向南至大汶河，土地肥沃，便于耕种五谷。山前有沼泽和湖面，水源丰富，便于饲养鱼鸭。背靠陶山，草木茂盛，也便于放牧骡马牛羊。山清水秀，环境幽雅，又适合幽栖隐居。从史料分析，范蠡初来陶，以养殖畜牧为主。积累一定的财富后，又治产经商，开展贸易。年老后在山中隐居。

陶山地理位置好，是泰山山脉伸向山东西部黄河边的一部分，犹如一座天然屏障，屹立在齐国的西南边陲，为齐国西部最早的自然边界。齐长城就在旁边通过。战国初期，这里长城南的大片土地主要归齐国。它是齐、鲁、魏、赵等国的交界处，又位于重视商业的齐国与中原贸易通道附近，再加陶山处于其他山峰的怀抱之中，既能避开越国、齐国的纠缠，又不容易被别国注意。范蠡两易其名，目的就是避开官场，寻求一种安定的黎民生活。

陶山交通便利，在古代，陶山前的湖面很大（现为湖屯镇，还保留东湖、西湖、中湖的村名，方圆百里，地势低洼，现在大部分变为耕地）。向西南与汶河、东平湖、梁山泊、大野泽，济水（黄河）、泗水都相连。船只可达各诸侯国或海边。在车辆不发达的古代，船只是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范蠡从海边向内陆贩盐，把南方的粮食运往北方，把内陆的药材运到海边，或把陶地生产的陶制品、牲畜、丝麻运往外地易物或销售，就是从山前出发，到达各国的。所以范蠡“以为陶天下之中，交易有无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湖屯”之名，缘于此。

这里人文基础好。陶山前这片土地，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就有一个原始部落在此休养生息，繁衍后代。曾出土大量的陶鬶、壶、罐、鼎、杯和石器、骨器等。县志记载，衡鱼村，曾是舜帝成都的“都君庄”。村南陶河旁原有舜王大幕。左丘明、冉子都出生在这块土地上。范蠡选择离礼仪之邦的鲁国较近的陶山作为晚年寄居之地，也在情理之中。

七、民间传说和风俗，也印证了范蠡居陶山的历史。在范蠡墓西南约三千米的古庄与小店村旁，有处叫“千金台”的高台地面。《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范蠡二儿在外经商，打死楚国公子，被楚国判以死刑。范蠡派大儿带千金去救弟弟，因老大从小在比较困难的环境中长大，把金钱看得很重，没有舍得把千金送给所托之人。结果只运回尸体，千金也原封不动带回。范蠡十分生气，把千金投入湖中，为后人留下“千金台”的传说。

范蠡曾更名鸱夷子皮，所以当地群众也称陶山为鸱夷山，山前湖泊，也叫鸱夷湖。群众都知道“范蠡归湖上了山（陶山），张良归山进了湖（微山湖）”的故事。范蠡利用大片湖面养鱼，著《养鱼经》、《致富奇书》传世。他在此经商，建立商铺，生意兴隆，买卖昌盛，故至今此地仍保留着一些与生意有关的村名，如王瓜店、张店、旅店、兴隆庄、钱庄、山阳铺、十里铺、毛家铺、衡鱼铺等，民间还有“破了范蠡墓，穷汉能变富；打开范蠡坟，花不清的金和银”民谚，致使范蠡墓多次被盗掘。当地“范”姓较多，都自认为是范蠡后裔。

综合以上几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说，范蠡后半生在陶山治产积聚，经商致富，晚年在陶山隐居，死后葬于陶山，是真实可信的。《史记》所言“陶”系指今肥城市陶山，是有事实根据的。

据《战国策》等文献记载：现在的定陶县，春秋战国时期称“阴”，因地处济水（黄河）之南，或称“济阴”，古址在今定陶县城西北30里地以外的地方，原名陶丘。春秋时期曾是曹国的中心，曾一度商业兴隆。有人说，当时这里商业发达与范蠡在此经商有关。其实范蠡出走齐国，已到了战国初期，正是宋灭曹十多年后，其中没有必然联系。何况，范蠡止于陶时，正是越国强大的时候，“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其势力伸入鲁宋之地，鲁国还想借越的力量除掉三桓。范蠡如选此居住，岂不自投罗网？从他弃官勇退，不辞而别，浮海出齐，两易其名来看，开始主要是想避世隐居，治产积聚、经商贸易是第二位的。一个经过前半生功名显赫而又坎坷的老人，是不会跑到中原繁华之地抛头露面的。而且今天的定陶县城与春秋时期的旧址（陶丘）相距30多里。这里因处济水之南，汉景帝（公元前151年）前后为济阴国，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52年）更名“定陶”（见《汉书·地理志》）。后代黄河多次泛滥，菏泽定陶首当其冲。所谓明清以后所留范蠡古迹，其真实性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