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摆子”的记忆/异草奇花

“打摆子”是一种病的俗称。发作之时，身体发抖，牙齿打颤，怕冷畏寒，裹几床棉被都不能缓解其症状。全身战栗之时仿佛在跳“摇摆舞”，所以“打摆子”的名称是“实至名归”，非常贴切。

“打摆子”，医学上叫疟疾。纵观许多疾病的名称，虽然有肿瘤，溃疡之患，但以“虐”字命名实属罕见，由此可知此种疾病的可怕：虐身、虐心，其“虐”之深难以言表。

如今的年轻人已不知“打摆子”为何物，但五十岁开外的人是耳有所闻，目有所睹，甚至感同身受过的。本人就曾是“中枪者”。那时候的治疗药物叫“奎宁”，褐色的糖衣小药片，还有一种是粉红色的药，服后则头昏眼花，看物品都模糊不清。疟疾的反复发作，使我的健康严重受损，以致每次去医院都会被诊断为贫血，脾脏肿大。虽不说是骨瘦如柴，却也常被人戏称为“瘦精”。一米六五左右的个头，还不足一百斤重。

“打摆子”的过程苦不堪言，但“打摆子”的经历也并非总是不堪回首，我记忆里的一次“打摆子”的暖心经历就令我终身难忘。

那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了，当时我在“扬州地区治淮指挥部”下属的测量队干临时工。所做的事就是整天扛一根上面标有刻度的测量杆，在荒郊野外奔走，听从守候在测量点的“大师们”旗语的指挥，供他们用水准仪，经纬仪观测并绘出地形图。这种工作考验的就是双脚，每天行程都在二、三十里。

我在测量队一年多时间，足迹遍及江都，高邮，宝应的大小村镇。我们的住宿地往往是当地的会堂，浴室以及废弃的仓库之类，有时也会分散住进当地热心的干部家中。

在宝应时，我们到过好多地方，比如氾水，射阳，夏集，也去过电影《柳堡的故事》的发生地柳堡，在那座小桥上走过好几个来回。记得在一个叫做“三中沟”的地方作业时，遇到一个养蟹人，他对我们的工作甚是好奇，东询西问，不大一会儿就与我们的“大师们”混熟了。于是中午就留下来与我们一道就餐。离去时，他一再邀请我们在测量到他那儿时，去吃螃蟹。

主人盛情，客人实诚，不久后我们就真的到了运河边上。我们一行每个人都结结实实地享用了几只大螃蟹。那时的螃蟹可不是由人工饲料和药物喂养的，所以味道鲜美。总记得那些捕蟹人在河边燃起大捆大捆的草把，枯焦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漫，据说这样可以吸引并捉到螃蟹。

饭后不久，我怕冷畏寒，浑身发抖。我知道疟疾已然附体。于是向领导请假先行回去。沿着运河边走了十来里的路我才回到住地。在大队卫生室，赤脚医生几乎不敢相信我的体温高达四十一摄氏度，听说我已走了十多里的路，她更是惊诧莫名。

很快，我就躺在房东家的床上，打起了吊针。昏昏沉沉一直到天黑才迷迷糊糊醒来。赤脚医生竟一直守护在我的床边，房东大妈（听说是妇女主任，为人相当热情）还专为我准备了一碗用新收的大米熬的粥。那种粘稠和清香令我至今怀想。而房东大妈与赤脚医生的私语更令我终身难忘，“人家一个十八岁的孩子，远离父母，在我们这儿吃苦受累，我们可得多关心呐。”

谁说“打摆子”只有痛苦？那一次的“打摆子”只是虐了我的身体，可房东大妈和赤脚医生的关怀却“虐”了我的心。虽然这是近五十年前的一段经历（那是1974年深秋），我却感到就发生在昨天。每当听到、看到“打摆子”或者疟疾的声音和字眼，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它来。比如香港电影《三笑》中私塾先生王师爷“打摆子”的镜头，还有屠呦呦因抗虐药青蒿素而获诺贝尔奖的消息，都能令我的思绪回到宝应的一个小村庄去。从那时起，我就对宝应的地，宝应的人怀有了良好的感情。说来有缘，我在兴化中学时的初中班主任吴德厚，高中班主任章寿明都是宝应人，我对他们一直怀有深深地敬意；还有我在上大学时的宝应同学们，我在逆旅中遇到的房东大妈，赤脚医生，养蟹人，他（她）们都是我这一辈子难以忘怀的宝应人。

我愿借此文向宝应致意，向帮助过我的宝应人致敬。愿他（她）们一生平安，好人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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