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论治的证据思考1
辨证论治的证据思考4
从东汉仲景家族“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到金元李东垣时期“既病而死者，继踵不绝”，三月有百万之众；从明末吴又可时期“误以伤寒法治”瘟疫，“枉死者不计其数”，到清代扬栗山“温病得于天地之杂气，……若用辛温解表，是为报薪救火，轻者必重，重者必死。”等等生命疾病的实践观察，中医思维所凭借的理论依据，经历了大浪淘沙的历史选择，建立在无数的生命体验基础之上。
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时期，病机理论凝结了多少中华民族的鲜血和生命啊，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辨证论治及其证据体系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有什么理由非要用证素取代病机？数亿次生命实践积淀的中医病机理论，轻易地用其它方法来怀疑甚至否定，根本不是科学的态度。
7，中药无毒 医生有过
现实世界主流是西方思维模式，实验研究沿着“是什么”逻辑方向发展，中医中药也没有幸免。理法方药护本来是以就诊病人的证候病机为核心，寒热温凉的药性对应于寒热虚实的病机，但在现代化研究中，因为中药与病机分离，把自然自在的整体－中药分解为一个个的化学分子，只要药理学分析这些中药含有有害成分，就会被外国关在国门外，以中药药性对应证候病机的逻辑实践，在这些国家也就得不到合法地位。
中医难以世界化，不是中医有问题，而是世界有问题。
这样的情况，其实在中医的故乡同样存在。中医执业要西医病理生理等考试，中药执业要药理化学等考试，变相地否定病机与药性的对应逻辑。中药有效成分分析，实质上是把生物分解了，获得了它们的分子式，丧失了它们自然属性，没有了君臣佐使的组方意义。
病人时常问，糖尿病你怎么开的中药是甜的？我有高血压，你为什么用麻黄？按照实验的思维，糖尿病要忌含糖甜食，麻黄具有升高血压的药理作用，有高血压就不应该用麻黄，糖尿病的中药就不应该是甜的。麻黄味辛，散风宣肺，在外感咳嗽中，具有很好的开邪出路作用，常常配伍具有降压作用的杏仁等相须、相使，是降压还是升压呢？糖尿病气阴亏虚，制黄精、玉竹、麦冬等等滋养气阴，可不可以用甜味中药呢？
中药的药理实验，成为了开辟西医新的临床药物的重要途径，中西医结合在某种程度上，演变成了西医的“制药公司”，废医存药就是“制药公司”的终点目的。
什么是中药呢？中药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保持药材自然完整性的前提下所运用的药物，在临床实践中，处于理法方药的证据链的终端。遵循辨证论治的逻辑方法，在证候病机性质判断可靠、立法处方吻合病机、保证药材地道的前提下，中药无毒无害。虽然中医临床有实而误补、虚而误攻的情况，但这不是理论的错误，也不是辨证论治本身的错误，而是临床医生思维不成熟、不合理导致的错误，是没有去伪存真-辨病性真假的能力缺失的错误。现在所谓的中药毒副作用，根本不是合理、成熟的辨证论治的逻辑结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药的结果，而是药理对应病理的必然弊端。
8，中药无毒的逻辑证据
中医不是从实验室走出来的，是在千百年的生命疾病实践中形成的医学，对于中药的临床运用，通过多环节的调控，实现了无毒化、无害化。
首先，对应证候病机，和生命疾病的病机性质，呈互补效应，“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方药的温清补泻等性质及其君臣佐使的组方法度，与病人的寒热虚实等病机相吻合。药虽有毒，但毒攻其病，不伤其身，“有故无殒”，“得病则病受”。
其次，根据药物的归经趋向和升降浮沉特性，使方药适至病所，不对未病之藏腑造成负面影响；药量的轻重，吻合证候病机寒热虚实的程度，适其大小，避免轻而无效、重而伤人的弊端，即古人所谓的“中的”。
第三，根据相须、相使、相恶、相杀、相畏、相反等等药物相互作用的理论，在实际配方中运用相应药物监制其不需要的毒性和偏性，避免药物与药物相互作用导致的毒性反应，实现减毒增效。
第四，要求地道药材，强调炮制药品，既保证药物的最大效能，又防止非时非地的有害之气的影响，减少药物毒性，药材不地道，农药化肥的无度，当然对健康有危害。
第五，服药因人、因病、因药制宜，胃气弱则不能猛浪大量，胃气虽强亦须顾护，虎狼之品以服药反应为标准，平和之剂也不能急切过量，每次服“半升”还是“一升”，“须臾”再服还是“止后服”，必须以病人的证候病机及服药反应为依据，不能机械照搬书面理论或别人的经验。
个体生命疾病的证候病机，存在生命时空的整体关联性，与药性的四气五味，方剂的温清补泻在自然状态下的逻辑关系，经历数千年的临床实践，在生命自然、时空联系、动态变化的前提条件下，形成了运用中药的临床规范－“适”，形成了中药配伍的七情理论及君臣佐使原则。
“适”是个体确定的，取决于证候病机性质，与医生的思维逻辑密切相关。现在挂着中医招牌的医生中，临床用药决策思维一般分两类：一是辨证论治思维逻辑，对应证候病机、遵循中药四气五味等理论配伍处方，一是实验分析思维逻辑，对应病理生理，遵循中药药理成分处方。实质上，只有前者才是真正的是中医，后者是开中药的西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