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空巢老人的世界：儿女不在身边，“孤独”便乘虚而入了
“空巢老人”作为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为人熟知，而具体的“空巢老人”的形象却显得面容模糊。近年来，对于这一群体的报道日渐增多，但在媒体上，他们大体也是“被同一种叙述范式所描述的”：许多关于空巢老人的报道，还停留在“老人于家中去世多日才被邻居发现”令人唏嘘，或是“关爱空巢老人在行动”流露温情，但这背后最需要我们关注的空巢老人的日常生活与心理状态，却常常语焉不详。
作者：赵雅娇
《空巢：我在这世上太孤独》 弋舟 上海文艺出版社
另一个作为背景的现实是：据国家卫健委老龄司消息，截至2018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2.49亿，占总人口的17.9%；65岁及以上人口约1.67亿，占总人口的11.9%。此外，我国2018年人均预期寿命是77岁，但是健康预期寿命仅为68.7岁，也就是说，老人大致有8年多的时间在带病生存。这意味着我国老年人口多，患病比例高，进入老年后患病时间早，带病时间长。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与生活质量呢？
作家弋舟在《空巢：我在这世上太孤独》中试图还原的，就是一个又一个空巢老人的真实形象。擅长写小说的他这一次选择了非虚构写作，作者个人的叙述非常节制，而是让老人自己讲述自己，以第一人称叙述带我们进入一个个比小说更加惊心动魄的故事。如果说虚构写作让读者还能存有一丝侥幸，觉得书中的故事不过是作者的杜撰，非虚构写作则让读者无路可退，只能随着作者一起，随着讲述者一起，直面赤裸裸的现实。当这些老人的故事，通过他们自己的语言诉说出来的时候，拥有了比第三人称叙述更真实具体也更动人心魄的力量。个人化的讲述中负载的是“带着体温的生命信息”，也正因为这种具体可感，我们从这些作为个体的老人的生命中，才会看到这个群体更为丰富的面向，才能在“空巢老人”的标签背后体会到那弥漫在生命中的沉重和哀伤。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在弋舟的记录下，我们看到，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空巢老人对于死亡都是淡漠的，他们早已意识到死亡是一种生命的必然，甚至因为现实生活的苦痛，让他们认为死亡未尝不是一种解脱，一种逃避现实的归宿。所以，拖着日渐衰老的身体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成为大多数空巢老人必须面对的人生课题。
在农村，许多空巢老人的“活着”，成为了一种责任。他们不是惧怕死，而是不敢死，而是害怕因为自己的死亡造成儿女家庭不幸、孙子无人照看。他们活着，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儿孙能更好地活着。正因如此，当他们丧失了帮助儿孙的能力，觉察到成为儿孙的拖累的时候，便会滑向另一个极端——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书中写到，一位患病的大娘总是病危、总折腾着儿女回乡，却又总是“要死不死”，她“觉得欠下了，活着是个不好意思的事了”，选择了自杀。
在城市，空巢老人因为各种原因不必像农村留守老人那样过多承担照看下一代的责任，再加上城市生活相对便捷，他们会轻松很多。但也正是这份“轻松”，成为了他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每一日都是一成不变的，疾病的袭来更是限制了生命的可能性，生活简单而枯燥，此前追求的人生意义似乎都落了空，他们在无所事事中陷入空虚的精神困境。于是，有被反锁在家的老人每天拆洗一次被褥，有大学教授在晚年买了许多的假药，有退休的处级干部重度抑郁乃至自杀。
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空巢老人的世界中，伴侣成为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相互照顾相互陪伴，平日里聊天拌嘴也是解闷的方法，一方生病另一方就是最大的支撑。两个人都在，就不必像“流浪猫”一样去儿女家住。韩婆婆时常会梦到去世的老伴，“梦里，我俩就在院子里说话，他喊我吃药”，她说，“我是想我老伴儿。越老越想了”。经历了大病的李老这样讲述：当孩子们见我们病情好转离开后，我和老伴儿突然变得特别亲。少年夫妻老来伴，垂暮之年的空巢夫妇，是真正意义上的相濡以沫。看到这里，我们也许会对那些“催婚”的父母多一些理解。
空巢老人故事的另一面，也是空巢青年的故事。那些与父母和亲人分居，独自在外打拼的年轻人，正是空巢老人的儿女。就算他们结婚生子，情况也未必就会好起来。在各种中年危机的挤压下，他们解决眼前不断冒出来的人生难题便已疲惫不堪，无法过多顾及父母。书中的李老夫妇，退休前都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两个儿子都是名校毕业，生活幸福，夫妇俩非常理性地说：“我们这一辈子，传统观念不是很重，自认为我们的生命和孩子们的生命应当是各自独立的，可是如今看来，人之暮年，对于亲情的渴望确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文化中对于家庭、血缘、亲情的重视和敏感，是我们的文化基因和民族性格，深刻地影响甚至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但因为种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老人和子女总是聚少离多，即使是在同一个城市，儿女长时间陪伴在父母身边也并不现实，“孤独”便乘虚而入了。
关切老人，体谅孤独
在许多人眼中，“孤独”是个略显矫情的词，可对于空巢老人而言，生活中那种无以言说的孤独，是“一种致命的匮乏”。村里的老何喝酒前一定要把手机电池抠下来，因为他一喝醉就打电话，能把闺女说哭了，他要“管住自己”；城里的李大妈风雨无阻摆着一个小摊，其实根本赚不了多少钱，只是为了解闷，没人说话，至少眼睛也能不闲着；曹姐最愿意帮邻居接孩子，她说学校门口放学时人多，挤在里面，抬头踮脚地张望，就忘了自己其实是一个孤老太婆了。
这样的老人，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也许只有读了这本书，我们才会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做着一些我们无法理解的事。弋舟说：“对于空巢老人，我曾经有过一些概念上的想象，甚至还沾沾自喜地以为那是我的精神强项，但它一旦落在一个你完全无从想象的事实时，你才会发现‘概念’距离‘真实’有多遥远。”为人儿女，我们也常常一厢情愿地认为，父母们健健康康，不愁吃穿，甚至还能给自己找些事情做，问题就不大，却忽略了那种蔓延在生活里无法回避的孤独，才是一点点啃噬着他们精神乃至身体的利器。那些垂垂老矣的空巢老人，也都曾是风华正茂的少年，都曾纵横乾坤，怀抱着无限可能，而如今他们眼看着自己的身体一天天滑向衰老，无事可做，无处可去，无话可说，无人可依，孤独感和无力感往复交错。更可悲的是，在他们可以预期的未来，死亡是那个唯一且最终的可能。
书中的老杜曾吞药自杀，抢救成功后不愿跟任何人交流，更不愿意承认自己患上了抑郁症。他的儿子说：“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人的一生就是这样需要不断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软弱，认识自己的残缺。”作者也清楚地知道，克服空巢老人这一无可回避的社会之痛，任重道远，需要各个环节协力，也许上百年都不能实现，所以他也无意于给问题以某个解决方案。他把思考的权利交给了读者，在讲述者、作者、读者的共情中完成意义表达。还未老去的读者如果能够看到这本书是幸运的，我们在空巢老人的生活里，会看到未来的自己，早一些进行自我反思与精神建设，也许可以更好地度过现在，也更妥帖地迎接那段必将到来的时光。
当然，在目前的现实中，每个空巢老人的情况都各不相同，以自我的经验去覆盖他人是鲁莽且不负责任的。作者以孤独之名负责聆听与记录，我们以孤独之名予以关切和体谅，如此，我们才会更明白一些顶层设计的初心，更愿意身体力行投身一些民间行动，还有，也许是最基本却又是最重要的，更理解和亲近我们的父母，还有必将老去的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