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消散的炊烟④：远方的来信

这个巷道似乎是太狭小了，又似乎太过沉寂，但是星星碎碎永远也摆脱不了我对它的依恋，我坚信无论它多么狭小寂寥而又那么似乎荒诞不经，在这个星球上总有它的经纬度可以标注丈量，尺度纵然是可以用尺子度量它的尺寸，但是心的尺度永远不会也不可能丈量出应有的尺度和高度的。

常常记得修太爷爷在阴雨绵绵的日子里，独自蹲在屋檐下披一身似乎永远洗不净的脏兮兮的灰衣襟，吧嗒吧嗒地吸着旱烟袋，烟嘴闪着亮不时就让他咬出声响，旁边的小花狗趴在身边显得格外听话，雨滴有时溅在歪歪斜斜的帽檐上又打在睫毛上，失去光彩的眼睛就不眨一下，脸上一如这阴雨绵绵的日月。

显然，修太爷爷又在凄苦里盼他弟弟的来信了。

修太爷爷的弟弟叫修仙，一个人人称道又似乎很有希望和未来的人。

如今信息一如浪潮涌起，手机的流量在川流不息的人流里令人漠然，似乎短短几年人人都成了低头一族，心灵鸡汤一条条不断响起，好像总期待什么突然的惊喜，于是想到了久远的远方的来信——见字如面。

一封遥远里的来信犹如黑暗里突然擦亮的火柴，似乎那么微弱，终究是光可以穿透夜的黑。

跃然纸上的似乎尚未干的字迹里透着墨迹的香，亲人的味道也似乎透在字迹里，笑容也在字迹里绽放开来，是真正的见字如面。

奶奶说：你修仙爷爷很小就去了很远的地方，有出息的孩子走到哪儿都出息，如今在外混的好了，天天吃白面坐轿子，该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吧。

轻声叹息里眯了眼睛透出希望又似乎是说给幼小的我们。

当放学后的我们屁颠屁颠窜进修太爷爷的家，喘息着从破烂的书包里翻翻捡捡，爷爷便会一叠连声地小心呵护：孩子，轻点轻点啊。声音慈祥而又焦急，当薄薄的一纸来信终于递给爷爷的时候，爷爷于是很放心地舒一口气，修太奶奶则总是会从悬吊的竹筐里拿一点好吃的出来，有时一粒糖果或许是一颗酥焦的花生。

捎信回家转交邻家，是我们做孩子的很荣幸的事情，当老师漫不经心地把信交给那个孩子，便会引来其他孩子羡慕的目光，除了能够得到夸赞外，一点好吃的东西充满了极致的诱惑了。

修太爷爷小心翼翼地把信塞进土炕上的某一个角落，然后精心准备几样青豆花生之类的下酒菜，烫一壶热热的酒，晚上独自悄悄把识字的二大爷叫来，读给他听，边听边喝着辣辣的酒，二大爷读一遍，就一些牵肠挂肚的话两人便探讨一番，如此三五遍，直至夜深两人微微眯了醉眼，二大爷的家人拍打门环才肯很幸福地解散。

大家知道，修太爷爷不肯公开让人知道有远方的来信，除了简单的问候之外，信封里往往夹杂着往来的邮票、全国通用粮票，随后也会有十元或者几十元的汇款进来，在猪肉仅有几毛钱的苦巴巴的岁月里，这可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不时就有人和二大爷打探消息，二大爷满脸的愤怒和不平：抠门，还不是怕别人去借。

然后啐一口，看似一副不屑的样子，脸上的羡慕和嫉妒总是掩饰不住的。

乡邻们家里人有出远门的，就怯生生去修太爷爷家，说些好话借几斤粮票或者几块钱，乡邻们往往是很不好得罪的，跌了脸面是非常难看的事情。

一封封来信令修太爷爷格外自豪，也似乎很有尊严，相对封闭的村落在外有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他很高傲地走路，犹如大公鸡般披着衣襟探头伸脑，可是最终有一件事情让他老人后悔不已。

五大娘的儿子死活要闯关东，五大娘便携了儿子来借粮票和十几元钱，修太爷爷很是无奈，凄苦了脸一连三天都言称没有：我实在是没有啊。

后来五大娘的儿子仍是倔强着出走了，据说顺着铁轨一直朝着有风雪的方向前行，最终几个月后拉回来的是一具尸首，修太爷爷跪在僵硬的尸首边嚎啕大哭，边哭边唠叨：“是我有些糊涂啊”。

淳朴的乡情传递着浓浓的良知，愧疚或者说敢于勇敢地承认愧欠往往是最大的善良，我们似乎听够了很多的说教，微信朋友圈的往来里不断传播着如何修德，似乎永远在教导你如何做人，但是在我看来，永远不及乡愁往往更令我们记下这勇敢的坦诚和永恒的善良。

听奶奶说：五大娘五个儿子，为了给儿子找寻个媳妇，成天求亲告友忙不迭四处打探，最小的儿子尸体拉回来的时候分辨不出模样了，公社通知属于卧轨自杀，一纸找寻尸体通知也便草草掩埋了。

后来修太爷爷四邻八乡打探消息，终于花钱给五大娘离世的小儿子寻了门子阴亲，了却了自己的愧疚。

细细寻来，我们似乎有太多的不在乎，正像有些生命似乎太不值钱，比如徐渭，多次自杀并不是不在乎生命，恰恰因为太在乎太珍惜。有些东西看似不值钱恰恰是因为太值钱。

我们是否会因为一点的愧欠和修太爷爷一样敢于站出来哭拜致歉？

二大爷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他知道一封来信总是要讨点酒喝。

过不了几日，修太爷爷一准会悄悄叫了他过去，烫了酒念叨让二大爷写回信，字字斟酌，反复修改，成就了一纸，修太奶奶很小心地装进信封，用牙垢抿着信封的开口粘了又粘，总是惦记生怕粘不严实，又总是信封的开口被粘烂了，于是遭来修太爷爷的一顿怒吼，于是修太奶奶不得不和点面粉重新把信封粘起来。

赶大集的日子修太爷爷很仔细地把信贴在胸口处，小眯着眼来到邮局，很仔细的把头勉强探进小小的窗口，邮递员漫不经心地告诉他：放进外面的邮筒。于是修太爷爷极不情愿地出来又很仔细地打量涂着绿色的邮筒，绕过来又转回去喃喃自语：这家伙会走？把信掏出来又回去问邮递员，邮递员极不耐烦挥挥手不再理他。把信丢进邮筒还是不放心，蹲在旁边吧嗒吧嗒抽烟，夕阳西斜时，邮车来了他才放心地离去。

邮走了信又在凄苦里盼望着来信，薄薄的一纸来信，透着那么多的思恋、伤感、愁绪和欣喜骄傲。

巷道里似乎又来了很帅气的邮递员，骑着绿色的自行车，不停地按着响铃飞快掠过，幽静的巷道一下子被惊得鸡飞狗跳，只是成群的鸽子在悠然里响着哨音，绕来旋去，点缀的云朵也就格外白，天也就格外蓝，阳光也似乎格外耀眼。

偌大的一个自然村子，在外混饭吃的也就寥寥几人，于是来信、找人念信、探讨信的内容及至回信，也便演绎出一道风景了。

二大爷好像总是一副读书人的模样，因为早年读了几年私塾便显得格外有学问，出来家门一副对襟袄也显得格外对称。

晚上大家不由自主地齐聚二大爷的家，顺着煤油灯如蛇的亮光，大家似乎都应该抽烟，满屋子一股烟熏的味道，不识字仍然要探出头看，于是二大爷逐字逐句读来信，有不明白的地方，探出头来的人便问：啥意思啊？于是二大爷不得不又重复再念一遍，并且要不停地作出解释，如此反复须几遍才罢休。

现在我看来，一封信足以让老乡们相互创造了可以交流的机会，接下来大家似乎应该讨论信的内容了，信的内容可以很好的传递外面的信息，往往争执几遍才肯罢休。

往往争论来信者说的话：混的好不好？现在工资涨到多少了？混到什么级别了？顺便说说外面的形势如何如何？因为这关系到收信者的尊严和面子。

应该说：风景这边独好，二大爷家的灯往往很晚才可以吹灭。

二大爷一直因为读来信非常自豪。因为他始终可以喝酒。

因为来信、读信、回信全指望二大爷了，因此二大爷可以很高傲地背着手在村里串来绕去。

山爷爷频繁的来信他却从不曾看过。

山爷爷最小的女儿叫文革，一个极有时代烙印而又足以很响亮的名字，听老人说：山爷爷曾经是全村的骄傲，写得一手好文章，在市里给领导做秘书，女儿尚在襁褓中的日子，山爷爷便被下放到了很遥远的地方。

四个孩子一下子甩给了平时不怎么劳作的山奶奶，于是寒冬凛冽里山奶奶背了包袱，拖着耙子搂捡干枯的树叶，盛夏酷暑拔野草挖野菜，田间地头总也甩不掉山奶奶背着包袱，满头的枯枝败叶的影子。

大儿子上了初中，山爷爷格外频繁的来信儿子完全可以读下来了。这是全村唯一不让二大爷读的来信。

夜里一家五口偎在一起，就着昏黄的煤油灯的亮光，如墨的烟如游蛇在蜿蜒里游走，每晚山奶奶必须让孩子们听一遍山爷爷的来信，成了四个孩子必须完成的作业。

高考开始后，四个孩子先后考上了中专大学，在整个乡镇独一无二的骄傲。

后来和山爷爷的子女说起来信，信的内容大部分是让山奶奶坚守必须让孩子们读书，即使再苦再难也要坚强，一封封每晚必读的来信承载了一个父亲对子女的殷殷期望，成就了一个母亲柔弱里透出的巨大韧性。

如几米所言：有黑暗的地方必定有光。简单而又直指人心。

但是，二大爷非常惧怕有一封来信，当然是他的弟媳妇五婶子期盼的来信。

五婶子长得人高马大，天生一副好身板，脚大当然不会缠的很小，因此父母因为五婶子的脚大，不好嫁人，草草托了媒人好歹嫁了出去，当然，既然是草草嫁人肯定不会找寻一个好婆家，因此，找了五大爷，五大爷天生的赌棍，有一天输急了硬生生把五大婶输了出去，五大婶哭闹撒泼，寻死觅活，终于不嫁，五大爷突然就得了什么病撒手人寰了。

一个儿子当兵去了，去了不几日来了一封信，言称穿了军装，于是从此音信全无。

解放后五婶拿了信四处找寻儿子，二大爷硬生生把信扣下了。

但是五婶从此似乎成为了村中的悍妇，像一个拾荒者就永远在野地里拾柴、割草永不停歇，平时和壮劳力一样挣工分，没有清闲的时刻。

五婶子经常念叨：我的儿子不会死的，我得给他盖好房，好娶个媳妇回来，伺候我啊，我那一天不能动了，总得有人照管吧？

凭着这种信念，五婶子一等就是几十年，中间也曾有人劝过她：那家人家老婆去世了，你可以有一笔很丰厚的彩礼有你掌管，五婶子总是咬咬牙：我得知道我的儿子在哪里？如果死了总的给俺来个信吧，可是我每年梦见我的儿子很好地伺候我，我相信我的儿子不会辜负我的，他一定会回来伺候俺的。

于是除了正常的日工外，田间地头总有五婶子的身影，似乎永远忙忙碌碌，谁家有织布刷机、劳鏊子、红白喜事也总有她的身影出现。

因此五婶子对二大爷扣了她儿子的来信愤怒至极，逢人便说：俺的儿子来信被俺哥扣留了。后来我们知道，二大爷扣了她儿子的来信是本着善念的。

五婶子一等就是三十余年，遥远的来信从台湾邮寄来了。

那天整个村子欢腾了，因为当时台湾来的大哥连续雇了三天的电影来我们村子放映，最踢腾的当然是我们这些孩子。

当邮递员专程从镇子上赶来专门送一封信给她时，五婶子只是微微颤抖着讲：我说吧，我的儿子不会忘了我的。

于是乡镇干部领着市级的领导来了，先是把五婶子的平顶屋翻新了瓦房，紧接着刷了白灰。然后才领着儿子进来见娘，可是五婶子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孩子，这些年你去哪了？然后甩过脸冷冷地等儿子回答。

五婶子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我们平时好像总是自以为是，但是我们的表现不见得比五婶子更高。

儿子哭诉着回答：当时我不知道在哪里当兵，认为只要穿了军装就是军人，可以打日本的，可是我没有见过日本人，反过来就如兄弟般打了起来，我是没办法啊，眼生生被人挟着去了台湾。

后来我和台湾老人沟通，老人无奈地叹息：那些干部只是关心我带了多少钱回来，要建什么工厂，我是一个平平百姓，在台湾也就是开了个水饺铺勉强生活，哪里有什么钱？还好，我带的钱可以盖几间瓦房，我娘不需要了，就把学校重新翻盖吧。

学校至今犹在，只是显得终于有些陈旧了。

儿子终归是孝顺的儿子，把五婶子接了去住下来半年不到，五婶子跑了回来，乡亲们不住地打听：那边什么情况？天天都吃猪肉吧？

五婶子只是冷冷地回答：好什么啊，尿尿拉屎都在屋里，住不惯啊，我在屋里拉不出来，儿子看医生，我急了，跑出医院走进野地，痛快着吗。

又说：我这辈子值了，做了火车又做飞机，什么都见识了。

有时邻人们痴痴地问：那飞机咋上去的？老人也便痴痴地回答：也就是和坐在蒲团上差不多，还不如坐在蒲团上可以盘坐，不得劲。老人满脸的不屑，于是问的人也便不再追问。

后来儿子不知为何就突然死了，五婶子近八十多的人前去奔丧，硬生生把儿子的骨灰带了回来，五婶子说：咱家的儿子就得埋到我的坟前，他爹死得早，台湾也是咱家的，凭什么埋在哪里？认祖归宗吗。

据说，五婶子为了骨灰和孙子儿媳打的不可开交，孙子儿媳均不认可，老人只是认儿子，没有办法把儿子的骨灰匀了一半出来勉强应付五婶子，只是瞒着老人家。

五婶子一脸的傲气。我想，这应是真正的傲骨，傲气应该是老人固有的吧，不然永恒的坚守，历练的磨难又是为谁？

五婶子直到前几年才去世，终年95岁，如果你活的足够好，请你活的足够长才好。因为一切的怨恨、荣辱、抱怨、无奈、愤怒等等均在你的生命里渐行渐远，最后只是剩下了宽容的等待。等待一个必然降临的节日。

我坚信希望会永远像一盏明灯照亮你前行的路。

遥远里薄薄的一纸来信，昭示着多少的期待和愁绪，扯牵出来信人和收信人眷怀家人的浓厚的情致，于是想起了陆游的：写的家书空满纸。泪清流，书回已是明年事。薄薄的甚或有些泛黄的纸张，密密麻麻的字迹透出多少可触可摸的乡情。

于是悠远里似乎又传来李春波的歌声——一封家书，家书可以唱成歌而经久传唱，在信息泛滥近乎成灾的今天，一封来信犹显得珍贵而又厚重。

不敢也不曾忘记，心在流浪里回归家乡的那份踏实，真的期待有一封远方的来信，不仅仅是寄托乡情，更是惦记一种应该永恒传承的淳朴和良善，一种永不戒备永不设防的踏实的心路。

作者：冯吉岭，笔名哲理，现从事法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