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崛起于陇原大地
秦人崛起于陇原大地
据历史文献记载,秦人先祖世代效忠商王,在殷商时代颇为显赫。但随着周人灭商,他们的地位一落千丈,被作为殷纣余孽而迁往西部边陲。彼时,这样的迁徙是一条伴随着屠杀和大量死亡的民族危亡之路。
迁徙至西陲的秦人,自身实力已然十分弱小。在强敌环伺的险恶环境中,秦人何以逐渐壮大,进而东进关中、一统六国?在甘肃东部地区、特别是礼县境内的一系列考古研究工作,给出了答案。
礼县县城东北2.5公里处,四角子山巍然耸立,1867米的海拔高度,让其在群山中格外突出。从山腰处沿着小径上行数百米,赫然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平旷的山顶和大型考古现场。这里便是正在进行考古发掘的四角坪遗址所在。
四角坪遗址发现于2012年。时任礼县博物馆馆长王刚在四角坪的一次文物普查中,发现了后经鉴定属于秦代的残砖断瓦。2019年,早期秦文化考古研究项目团队对四角坪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发现其外围为一道依山势而建的夯土城墙,在山顶上发现了方形中心建筑和外围附属建筑。2020年以来,项目组陆续对四角坪遗址展开发掘。
整个四角坪山顶的面积近3万平方米,其中部正在发掘的区域也足足超过8000平方米。这是一处规模巨大、形制规整的礼制建筑群,已发掘出的云纹瓦当、绳纹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显示出其建筑年代为秦统一六国之后,即秦帝国时期。
“从整体上看,这是一处由中心建筑和附属建筑组成,以中央方形土台及其上半地穴房址为中心,四周对称分布平行的双排建筑构成的大型建筑群,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秦帝国时代的礼制性建筑。”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四角坪遗址考古项目领队侯红伟说。
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在这里建设如此大型、规整的礼制建筑,其用途是什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的次年,“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侯红伟认为,四角坪上的大型礼制建筑,正是为秦始皇西巡祭天而准备的。“四角坪遗址的具体性质目前还有争议,但从其规模、其排列规律来看,无疑属于大型礼制建筑。礼县在秦代称为西县,属陇西郡,秦始皇西巡是否经过西县、是否在西县祭天告祖,历史文献没有明确记载,但作为一项皇帝西巡的准备工作,为其建设一处祭天的场所,是合理的推测。”
而另一方面,作为秦统一全国后建设的大型礼制建筑,四角坪建筑群无疑是国家意志和国家精神的体现,为后世同类型建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模板,对规范国家祭祀等礼仪制度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一统天下的秦人在西汉水上游的礼县建设规模浩大的祭天场所,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这里正是秦人先祖生息繁衍、发展壮大,为进据关中、争雄天下奠定基础、积蓄力量的龙兴之地。
清水县李崖遗址的考古研究显示出,从西周中早期、甚至更早的阶段,秦文化就已根植于陇原大地。而出土于此的文物,也清晰地印证早期秦文化与殷商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而有力地证实了秦人自东方而来。
武王灭纣,周室代商,秦人先祖从显赫贵族变为前朝余孽,地位一落千丈,被迫走上的西迁之路。作为西迁的终点,当时的甘肃东部是为戎狄之地,充满杀戮与大量死亡的漫漫迁徙,让秦人的势力已然十分弱小,四敌环绕的环境,更是让其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中,秦人首先要做的不是和土著的戎人、狄人去对抗,而是融合,去友好相处。”侯红伟告诉记者,在李崖遗址,秦人墓地有寺洼墓地存在,甚至出现一座秦人墓地与一座寺洼墓地大小、方位完全一致的“对子墓”的情况。在考古学界,“对子墓”被普遍认为是夫妇异穴合葬墓。而寺洼文化,则被学界普遍认为是西戎、犬戎文化。“还有一些秦墓中出土了戎人的器物,这充分反映了初到西部的秦人作为外来民族,与当地土著戎狄民族的交流融合。”
事实上,在秦早期,秦人与西戎的融合持续存在。据史籍记载,秦人先祖中潏的母亲,即为戎人郦山之女;秦人始封先祖“非子”之父大骆的正妻,也是西戎贵族申侯之女。“非子因善养马而获周孝王赏识,欲使其继承大骆的嫡系血统,但因大骆与申侯之女已有嫡子成,申侯遂以团结西戎之义劝谏,最终周孝王改赐非子秦地以为附庸,是为秦赢,这就是秦人的来源。这里也同样反映出秦人先祖与西戎融合共处的关系。”侯红伟说。
“秦戎关系出现变化,是在秦仲时期。非子的曾孙秦仲被周王封为大夫,命其'诛西戎’,秦戎关系至此发生逆转,由原来的融合走向对抗。”侯红伟告诉记者,彼时的秦人依然弱小,秦仲与西戎对抗十多年后,最终被戎人击败杀死。
秦仲生五子,长子为秦庄公。周宣王借兵七千与庄公,遂击败西戎。在此之前,大骆、成这一支秦人已经被西戎攻灭,世代居住的西犬丘也落入西戎之手。庄公击败西戎后,占据了秦地和西犬丘,被周王室封为西垂大夫,至此秦人有了真正的实权,管理着非常大的封地。“庄公的两个儿子世父和襄公,也一直进行着对戎人的战斗。但另一方面,襄公又把自己的妹妹嫁给戎人首领丰王。”侯红伟说,这些史实都反映出,自秦仲之后,秦与西戎一直处于战和不定、既有对峙又有联姻的状态。
民族性格绝非天生,其养成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当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对关乎生死存亡的外部环境时,所迸发出的精神力量,对一个民族的性格养成具有深远的影响。秦人在陇原大地生息繁衍、发展壮大的历史,对此有着充分的证明。正是在这种强敌环伺的险恶环境中,在与西戎的战和交织中,秦人不断养成积极进取、团结一致、坚忍不拔、忍辱负重的民族特性。
“与同时期其他的诸侯国相比,秦国的国君几乎没有昏庸之辈,特别是进入战国之后,每一代国君都非常贤明。”侯红伟说,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就是指出始皇之前的六代秦国国君,都有着非常明确的政治目的,都在践行统一全国的使命。“所以相较于内乱频发的六国,秦民族的坚韧性,无论是上层的统治阶级,还是普通的平民阶级,都有着强大的凝聚力,民族的共性、整合力非常强大,尽管秦人也曾有过内乱,但更多的是向心力,这对秦国最终完成统一大业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些民族性格和凝聚力、向心力的养成,与其在陇原大地的发展壮大密不可分。”
自2004年早期秦文化考古研究项目启动以来,侯红伟在礼县开展考古工作已有17年之久。
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他对秦文化的感情愈加深刻。“一听到别人讲秦文化,就喜欢凑过去听,而且自己也要讲。”侯红伟说,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秦代(秦帝国)虽然仅存在短暂的15年,但秦对后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如今,提起秦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秦始皇、兵马俑,但对帝国之前秦的历史,包括秦的来源,秦族、秦文化的形成,秦何以由边陲弱族发展成为一统天下的强大帝国,许多人却并不了解。侯红伟认为,战国时期,七雄并起,齐国、楚国、赵国同样具备统一天下的实力,但为何这个历史重任最终由秦来完成?这是由秦独特的民族特性和历史环境共同决定的。“研究秦帝国,就要对它之前的历史、文化,它所处的历史环境、自然环境,它的独特民族特性的形成进行综合研究,惟其如此,才能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秦国怎样在群雄并起的时代完成统一大业。”
在侯红伟看来,作为秦人的龙兴之地,甘肃在秦文化研究中有着独特的优势,也理应在秦早期文化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从2004年到现在,从清水李崖遗址,到礼县大堡子山遗址、西山遗址、鸾亭山遗址,甘谷毛家坪遗址,再到目前的四角坪遗址,通过十多年的工作,我们基本理清了甘肃东部早期秦文化的历史脉络,包括它的文化序列、文化谱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李崖遗址的发掘、研究,从考古上证实了秦人“东来说”的正确性,同时更加准确地解释了“西来说”中的学术观点,即后者更加证实了秦人来自东方,而在陇原大地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另外,礼县鸾亭山遗址,是考古界发掘的首个汉代祭天遗址——西畤,这位探寻秦襄公立国后建立的秦国西畤提供了重要线索。此外,尽管还缺少更多的实证,还有待进行更多的考古工作,但西山遗址的发掘研究,对寻找西犬丘和秦人第一代陵区——衙陵,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历史长河的脉络下,我们对历史的回顾,其实是对当时环境的一个总结,是对当代的借鉴。”侯红伟说,纵观秦人、秦族、秦国的发展历史,在强敌环伺、六国合纵的内外交困环境中,秦人如何摆脱困境、向东争雄天下,对于后世而言有着非常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面对过、未来也会面对不利的外部环境,研究秦人的历史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或许就是研究秦文化对于当代的意义。
来源丨团结路壹号(文/师向东 朱亚龙)